杨退出后，忙与孙毓筠等连日商议，决定邀集同人成立筹安会。13日，杨度又致函参政院参政严复，称：近日商组筹安会，“实承极峰之旨”，并说“发起人启事，明日将登报，已代署尊名。”本日，杨度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秉承袁世凯旨意，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公开发起成立帝制机关。《宣言书》声称：“我国辛亥革命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各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促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困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国，祸将无已……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远，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以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为商榷，中国幸甚”。《宣言书》以“有识之士”来隐喻袁世凯，为其日后推翻共和政体预留伏笔，也可谓是“老谋深算”。杨度等奉“古博士言”为其倡行帝制之圭臬，可见当日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遗毒之恶劣。筹安会由袁世凯的近臣发起组织，而且公然在发起宣言书中亮明拥君主而贬共和的主张，因此，“筹安会”的发起成立被认为是袁世凯帝制自为正式公开的标志。
8月15日蔡锷与梁启超密谋反袁。为了敦请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出山拥护袁世凯帝制，杨度恳请梁的弟子、长期受困于北京的蔡锷赴天津与梁相商，而蔡、梁两人却利用此次机会密谋反袁大计。梁启超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并嘱蔡，“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贺振雄等人公开反对筹安会。本日，贺振雄上书肃政厅代呈袁世凯，恳请诛奸救国，“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18日，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李诲也具禀京师总检察厅，请提起公诉，“将国贼孙毓筠、杨度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
袁世凯令被灾各省筹设水利分局或水利委员会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命令称：“各省水灾迭见，虽由雨泽过多，要以平日水利不修为其本病。”
袁世凯批准财政部呈请设立民国实业银行。并拟具章程及招股办法。9月，民国实业银行成立。12月25日，该行改名为中国实业银行。
《国货月报》在上海创刊，该刊以“发达工商，提供国货”为宗旨，黄砺生编辑，泰华书局发行。
8月17日袁世凯声言对筹安会不便干涉。据《申报》载北京电称：袁世凯就应否干涉筹安会回答称：“予所居地位，祗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27日，该报又载：“政府就各省电询对筹安会之态度事复电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以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革命党人在沪法租界金利源码头掷弹炸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未遂，郑道华因该案被捕，11月26日被害。
8月18日上海浦东陆行镇商民反对屠宰捐，全体罢市。
8月19日袁世凯特任王揖唐为吉林巡按使，原任孟宪彝开缺候任。
8月20日黎元洪倡行总统世袭制筹安会发起后，人人都知道帝制即将发生，论者大半集中在继承问题上。副总统黎元洪召集左右商议办法，认为只要袁世凯能维持共和国体，可以不惜牺牲大总统选举法来迁就他。于是拟定了总统世袭制条呈，本日进呈袁世凯。呈曰：“迩者筹安会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然默观时势，障碍颇多，乱党既易于生心，外人尤难于承认。且大总统尝以维持共和誓于众矣，福国利民，昭然若揭，百尔君子，应如仰体上心，统筹全局，岂忍快一时之辨，而贻总统累卵之危。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未敢与总统宗旨相背而驰也。窃以为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选举之弊，学者类能言之，至如约法推举，扶偏救弊，似具苦衷。然大宝所在，争端易生，彼心怀叵测者，固宠盗权，皆可以觊觎金匮，一也。国本未定，群不知继任总统果属谁某，人心皇皇，将无宁宇，二也。为今日计，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为各国开一先例。扬历练习，后起有资，利一。先朝旧人，易于驾驭，利二。开国守成，政策一致，利三。以国为家，关系密切，利四。综此四利，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安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袁阅后，在节略上面批了“堂密存”三字，再无表示，
袁世凯公布《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规定：“编查区域划定后就区内住户分编牌甲，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甲长、牌长由知事委派。清查到“户内有曾受徒刑以上之刑事处分者；户内有素行不正或形迹可疑者；户内有多数非家属人杂居者”，由牌长另行记明于编查底册。同日又公布《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
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以襄理地方水灾善后事宜为名请假，离京回籍。
8月21日交通部奉准试行《专用铁路暂行规则》。
财政部奉准中国银行增加官股1000万元，由官产收入项下拨给。
8月22日台湾爱国志士余清芳等一行八人，在楠西乡被村民诈捕，移送警局，9月23日在台南监狱被处绞刑，同时被判死刑者达903人。
袁世凯令财政部拨银三万元赈济黑龙江水灾，拨银10万两赈济浙江省上月水风灾。
8月23日筹安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任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任理事。同日，筹安会通电全国，称：“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
8月24日北京发起军警大会签人“赞成君主”。芝贵、袁乃宽在京发起召开军警大会，雷震春、江朝宗等44人参加，讨论“筹安事宜”，一致签名“赞成君主”。
筹安会通电各省派代表到北京讨论国体问题。从本日起，筹安会正式充任帝制鼓动者与组织者角色，发出对各省的第一封正式指示，邀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研究讨论国体问题。各地军政长官都知道是袁世凯的旨意，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成立分会，与北京筹安会遥相呼应。只有广东分会，因为是帝制派另一头面人物梁士诒的人在主持，特别取名为集思文益会，不肯依附杨度、孙毓筠等人。
侵占青岛日军开始撤退。
财政部公布《银行公会章程》。
8月25日蔡锷邀请北京军界孙武、唐在礼、蒋作宾等人在云南会馆举行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蔡锷为打消袁世凯对他的怀疑，率先签名。
上海发表《维护共和会宣言》。欧事研究会谷锤秀、杨永泰、徐傅霖等在上海发表宣言称“某某不忍乱亡惨祸之将至，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友鸿愿，力予维持。”
山西将军阎锡山、河南将军赵倜、吉林巡按使王揖唐、福建巡按使许世英等电复筹安会，同意派代表入京参与“国体问题”讨论。
湖南将军汤铭芗致电袁世凯劝进帝制，谓：“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中日新订《满蒙条约》开始实施。袁世凯特任陈宦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袁世凯特任胡景伊为毅威将军，并为参政院参政。
8月26日署理湖北军务王占元、绥远都统潘矩楹等先后电复筹安会，对筹安会“提倡君主立宪，极表同情”。
蔡锷指示贵州对筹安会的要求尽可虚与委蛇。蔡锷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称：“筹安会发起后，京外多主张赞同，军界重要诸人亦皆预闻其事”，“该会即有电相嘱，仍以推举代表为宜”。18日再电刘：“国体事现仍进行，各省军、巡来电，主张均归一致，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
8月28日袁世凯颁布《国民会议议员初选举施行令》、《立法院议员选举法第六章初选举施行细则》。
外交部订立聘用洋员合同条例五条，呈准通行各机关照办。该条例规定非必要时，不得聘用洋员；洋员只可条陈意见，不得干涉内政等。
奉天将军张锡銮与湖北将军段芝贵官职对调。张锡銮与段芝贵这两员袁世凯麾下的得力大将，一直都在承受着部下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北洋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自从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进驻湖北以来，就一直自居为湖北都督的惟一候补人，孰料黎元洪调往北京后，袁世凯却将赤手空拳的段芝贵调到湖北来，使王占元非常失望。王占元自恃实力，处处藐视段芝贵作为都督的权威，令段非常难堪。段曾向袁世凯密告王占元不可靠，不料又为王获悉。王占元不仅不稍作收敛，反倒愤而向袁提出辞职。袁世凯害怕激起兵变，没有批准，而是派少将方印础到湖北进行调解，并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试图稍慰其心。但这种迁就做法却事与愿违，王占元反而变本加厉，一心要挤走段芝贵，取而代之。因此，上月27日，段受袁召见，到京参预帝制运动时，就坚决要求离开湖北。与此同时，奉天将军张锡銮与奉天的主要实力派、北洋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关系与湖北的段王关系相类似，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张作霖在清朝接受招安时，是段的父亲作的保人，与段氏父子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考虑到这层关系，袁世凯决定将段芝贵与张锡銮对调。本日，袁世凯发表命令，任命张锡銮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未到任前以王占元署理；段芝贵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但由于王占元的强烈反对，张锡銮最终没能到任，鄂省军政一直由王占元实际把持，而段芝贵也一直没能真正掌握奉省实权。袁世凯不得不于翌年1月8日，任命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4月22日，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奉鄂两省将军对调令的发表，为北洋军开了部下驱逐长官的恶劣先例，也使袁世凯的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8月29日筹安会发表第二次宣言，主张君主立宪。宣言称：“日昨投票议决，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而后求其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
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拒不劝进，并迭请辞职，是日袁世凯令准免职，以王士珍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