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太祖实录》载，早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也就是准许各地用银、钞、钱、绢等物折合为米麦缴纳租税，目的是使交通不便地方的税户便于缴纳。当时规定，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可折米一石，麦减值十之二，棉布、苎布一匹折米六斗或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或麦五斗。还有逋赋的折银征收，在明初也已形成定例。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太祖令户部：“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尔百司一如朕命，毋怠。”值得注意的是，在轻赍中，并不以白银为主，而是银、钞、钱、绢等物平分秋色，更是“随土地所便”。
这说明，流通中已经开始使用白银。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中国在对南洋、日本、英荷贸易中均属顺差，遂有大量白银内流。《剑桥中国明代史》称，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即丝绸、瓷器等）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
保守估计，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前叶流入中国的白银近1.5亿两，17世纪后叶流入中国的白银2600余万两；扣除商人海外费用、海上损失和抵付中国金银出口，净流入不会少于1亿两，而1亿两将使中国存银量增加三分之二（吴承明，1995年、1998年）。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全新的因素，并延至18世纪。
当然，仅海外贸易，不会吸纳这么多的白银。海外商人之所以愿意积极地把白银运入中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追求金银比价的差额利润。1500年左右，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7.5比1，即每两黄金的价格，约是每两白银价格的7.5倍。同一时期欧洲的金银比价，以法国为例，约是13比1。在套汇者眼中，这个价差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在法国13两白银可以换到1两黄金，但在中国只要7.5两白银，就可换到1两黄金。换句话说，欧洲是“金贵银贱”，相对地，中国是“金贱银贵”。所以，只要从拉丁美洲运7.5吨白银到中国，就可以换到1吨黄金，运回欧洲后可以换到13吨白银。夸张地说，运1船白银到中国所换到的黄金，载回欧洲后可以换到2船的白银。扣除运费与风险后，实际利润至少还有60%或80%。1400年时（明代初期），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4比1（1两黄金只能换到4两白银），如果这时载白银来中国换黄金，运回欧洲的利润大约是300%。当然，哥伦布是1492年才发现新大陆的。此处的重点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金银价差，在这种套汇的积极作为下，很快就收敛了——1650年时，中国的金银比价已高达14比1，和法国的15比1相当接近。这表明两件事：（1）中国的白银存量已大幅增加；（2）已追上世界的金银比价，从银荒时期的“金贱银贵”，转为欧洲式的“金贵银贱”。
白银大量流入，对中国的影响，已被一些学者所注意到。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自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商品价格因之下跌。”管汉晖、李稻葵2009年在《明代的经济发展与效率》一文中也说，“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徭役折银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得到广泛使用，但是人们使用的只是银锭、银块、银条，政府没有采取铸造银元的做法。与铜钱一样，由于中国产银不丰，很长一段时间流通中的白银很多来自进口，作为货币的白银总量并不充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张居正改革使得国库白银存量增加，带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例如1570年—1580年农田价格的下降。”根据吴承明的统计，公元1551年—1600年，徽州地价曾出现跌落半个世纪的现象，跌幅高达40%，他认为“这需寻求解释”。
局部的通货紧缩，白银货币的冲击可以说是合理的解释之一。地价跌落与白银货币化过程加速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
吴承明估计万历中期，包括地方财政，田赋已有40%~50%纳银，里甲、均徨纳银者可达2300万两，钞关、盐课、匠役已全部或基本纳银（吴承明，1995）。
由于白银的需求集中在政府税赋分配的需要上，还有大量需求集中在商业领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挤压。前述徽州地价下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业受到“冷落”，农业领域的“投资”减少所显现出来的一种结果。政府税赋分配的需要，数额巨大。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70年间，中国通过与葡、西、日等国贸易而输入白银约一亿两（《梁方仲文集》第220、222页），但是，刘瑾掌权的短短四年半中，仅搜刮到家中的白银竟达两亿五千万两、黄金一千二百多万两！类似这样的白银，实际上退出了流通领域。由于中国白银的产量不高，很长一段时间流通中的白银很多来自进口，作为货币的白银总量并不充足，国库和一些官员的白银存量增加，却带来了通货紧缩，从而导致前述的农田价格下降现象。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当时的商业发展，的确如黄仁宇所说的那样不平衡，“白银自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西北”。东南沿海工商业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FredWakeman）在《洪业》中，引述马尼拉的港口档案说：“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白银流入两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利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也就是说，那次通货紧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际经济危机引致的。所以，明朝白银的流通，虽然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
我们不妨以何炳棣对清代扬州盐商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现象。何炳棣的研究发现，18世纪的两淮盐商，在食盐销售中积累了巨大的利润和资本，但是这些利润和巨大的财富并没有用来继续扩大生产，投资于商业活动。当盐商家庭事业上达到小康时，家庭中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术活动，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从政之路。那些科举考场运气不佳的盐商后代，则选择了做文人，过着悠闲的生活。一般说来，商人家庭经过两代或者三代之后，就不再是原来同样的社会身份，家庭的商人成分越来越淡。何炳棣曾考证，两淮地区人数约300人或者更少的运商和场商家庭，在公元1646年—1802年间，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
从何炳棣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盐商后代的生活形态并不有利于资本积累，而是将财富消耗于各种非生产性的活动，使得大量的可生产性资本被投入到各种非经济性的用途上。
从总体上看，明代中国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公元1700年，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只有40％，公元1760年下降到33％，由此可见，工业革命前工商业在英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所占比重超过农业。18世纪英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存量的增加。
明代虽然因为张居正的改革而产生了商人资本大户，却没有转化为投资。
当然，这也不能把责任推到张居正的头上。实际上，明代政府采取各种政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例如实行户役制度，严格控制工匠的活动。对商人的活动也严格控制，包括利用路引监督行商，商人外出贩运货物，必须携带官府签发的“商引”，以便沿途巡检司验查。明代法律规定，对于那些“无物可鬻，终日支吾者”，政府可判处死刑，并要株连里甲四邻，迁徙边远，甚至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商人的社会地位和衣着，如“市民不许为吏卒”，“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以上这些抑制工商业的政策使明代商业利润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各种非生产性的用途上。从明代历史资料看，随着嘉靖、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人从商致富，商人人数大增，许多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和资本，这些资本除极少部分用于商业活动之外，有些用于修宗祠、买族田等宗族消费，大部分用于买田置地，或者投巨资用于捐官购爵，也有一些人将部分财富窖藏起来，留给子孙，大多数商人都不愿意将资本继续投资于生产领域。同时，明代缺少将剩余转化为投资的制度安排，银行业极不发达，金融中介机构严重缺乏，利率非常高。杨联陞认为，尽管中国17世纪已经有了汇票，但最早的山西票号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18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