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4日晚，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以反对直系军阀进攻浙江为由，决定出兵讨直。9月15日，张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组编6个军，以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为1-6军司令，统率25万大军，向关内进发。当时奉军的军事部署是：以一、三联军为主力，进攻山海关和九门口一线；以二、六军进攻热河；以四、五军为预备队，控制锦州、绥中一带。其战略意图是“集结主力的绝大部分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准备在此给予敌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待热河方面前进到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的时候，在此发动主力进攻，以期三路齐头并进”。这样，既可直捣敌军较为空虚的地区，也“预防敌军出朝阳断我后路”。直系军阀则以吴佩孚、王承斌为“讨奉军”总、副司令，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为一、二、三军司令，率众20万，迎战奉军。吴在他的住所“四照堂”点将时，对各国记者夸口说：“我出兵二十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张作霖下台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派送出洋留学。所有外国人在东三省南满铁路的权利，我们都予以尊重。”直军的具体部署是兵分三路迎战：第一路由彭寿莘率直军嫡系部队出山海关，沿京奉铁路北攻；王怀庆率第二路军出喜峰口，向热河以南的朝阳进发，直捣奉军背部；冯玉祥率第三路军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赤峰，向东北挺进。此外，还从直、鲁、豫、陕各省抽调部分军队，整装待发。这次直奉之战，双方都调动兵力20多万，并有海、空军参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军阀战争。
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打响。奉军二、六两军进攻热河，直军王怀庆、朱振标部屡战皆败，一周内，奉军便占领了开鲁、朝阳，直指凌源、赤峰。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是双方争夺重点。奉军第一、三联军与直军第一路彭寿莘部交火，战斗十分激烈。到10月7日，奉军攻陷九门口、山海关，直军吴佩孚闻讯，亲临前线督战，亦难挽颓势。当两军酣战之际，早已与奉张、皖段有约的直军第三路军冯玉祥，倒戈反直；并于10月22日，星夜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并迫使曹罢免了吴佩孚的本兼各职。10月25日，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简称“国民军”）。冯玉祥倒戈，直军大乱，奉军乘胜人关。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李景林部攻人冷口，占领滦州，截断了直军退路。10月31日，奉军郭松龄部攻占山海关，将直军主力围歼于山海关与秦皇岛之间。吴佩孚在奉军与“国民军”夹击下，被迫于当年11月3日率残部登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获胜而告终。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再次控制了北京政权。
奉天大亨铁工厂开业
清末，沈阳开始出现大型官营企业，其后，各类官营、民营企业一天天增多。随着机械修理业、建筑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与之配套的铁工业的发展。沈阳附近的鞍山、本溪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抚顺、阜新则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些为沈阳的铁工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到了19世纪20年代，已经有大小铁工厂30-40家，其中最大的是官营东北大学铁工厂，其次就是朱子明创办的大亨铁工厂。
1923年秋，朱子明为创办大亨铁工厂筹集到股金41.5万元的奉票，这与他原计划资本160万元尚有很大差距。但是为了早日开工，早日赢利，他在选购大东边门外177亩土地为厂址后，于1924年秋开始动工兴建厂房、办公楼等，12月草创成型的工厂开工，当时仅有工人200余。
1926年大亨铁工厂筹足原计划的资本160万元，工人增加到380人，产值也在增加，可以说经过三年的草创，大亨铁工厂此时已经具有相当实力。
1927年大亨铁工厂进入发展时期，这年的春天筹建酸素厂（氧气厂）、铸铁厂，1928年厂房完工后，开始安装设备，8月工厂投产。1929年着手扩建铸铁厂准备将其建成“水管、铁路车辆、铁桥、暖气、锅炉、起重机及一切工作机械均能制造”（《奉天通志》）的大型工厂。
1929年11月10日，大亨铁工厂的主要股东杨宇霆被处决，经理朱子明深恐不好经营，决定辞职。后经张学良批准，由当时奉天商会会长卢广绩兼任经理。
1930年春，大亨铁工厂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决定改组并扩展工厂。改组后的工厂由6部分组成：车工部，机械80台，工人百余；钳工部，工人70余；木工部，有电锯等设备，工人60余，油工30余；铆工部，工人100余；锻工部，有铁炉8台，汽锤2架，卧式单桶锅炉3台，工人70余；铸工部有起重机8台，回转机1台，熔炉5座，工人200余。此外还设有酸素厂，日产酸素20桶，工人20名。
1927年至1929年是大亨铁工厂的发展时期，这期间创利60万元，有厂房、办公楼200多间。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后即强行占有大亨铁工厂，并驱逐厂主及所有中国职员。1934年日本人根本富士雄等“收买”大亨铁工厂，改厂名为株式会社满洲工厂，不久又在长春、鞍山、北京、大阪、东京等地建立分社，专门制造车辆、桥梁和矿山机械。1938年创办满洲机械工业株式会社、满洲铸物株式会社，生产货车、油桶、钢骨等产品，成为日本财阀独占东北机械企业的主要机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亨铁工厂又被国民党接收，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公司沈阳机器四厂，至沈阳解放前夕工厂已破败停产，沈阳解放后，大亨铁工厂易名为矿山机械厂。
溥仪出宫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直系曹吴政权。11月2日，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宣告成立。当时北京局面混乱，少数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冯玉祥决定把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由此引发驱逐溥仪出宫事件。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曾答应清室几项优待条件：（1）大清帝国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3）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成立后，清废帝溥仪依旧盘踞故宫，在宫内仍然保持着清朝的礼仪制度，不奉民国正朔，俨然为国中之国。甚至在民国总统接替的时候，还要派遣专使前往清官致送国书，问候皇帝安好。这种怪现象不仅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而且溥仪也成为封建顽固势力复辟帝制的工具。
鉴于此，黄郛摄政内阁成立后，冯玉祥立即向内阁提出驱逐清废帝出宫的建议。黄郛连夜召开会议，就此讨论并通过了新的优待清室的条例。这个条例由张耀曾起草，经黄郛修改定稿。条例规定：（1）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的权利。（2）自本条例修改后，国民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待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3）清室应按照原来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国民政府仍负保护责任。（4）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5）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摄政内阁作出决定后，便派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卫总监张璧与社会名流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任务。
11月5日晨，鹿钟麟命令士兵割断故宫电话，并在外围布置好军警，然后率领20名士兵进入神武门，每通过一门就分置军警监视故宫内的值班卫士，不许他们随意走动。当鹿钟麟等走进溥仪住宅时，清室正召开御前会议，内务府大臣绍英出来迎接。鹿钟麟等拿出国务院新修改的优待清室条例请他转达，并要求溥仪立即迁出宫外。绍英迫不得已，只得入告溥仪，但他仍往返数次希望事情有所转机。面对国民军架设在景山上的大炮，溥仪不得不答应立即迁出宫外。但敬懿、荣惠两位太妃拖延不走，鹿钟麟便允许她们可推迟到下午3点搬出。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陪同之下，溥仪离开故宫，被送到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邸。随同溥仪一起的有溥仪叔父载泽、载涛和岳父荣源等人。
11月10日，国务院对驱逐溥仪出宫发出通电：“盖自晚清逊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襄年对优待条件三订，原所不得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善保护，……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为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即电布闻，敬祈照察。”根据通电，为了清理故宫文物，国务院组织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设委员14人。其中清室方面有绍英、载润、耆龄、崇熙4人，民国方面有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钟麟、张璧、李石曾等人。李石曾以委员长名义聘请专门委员，清查宫内所藏各种器物，分清公产与私产以便分别移交。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事，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北京平民拍手称快，全城悬挂国旗表示庆祝，而清朝王富贵族、遗老遗少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四处奔走营救溥仪，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主张向日本大使馆请求派兵保护溥仪至东交民巷避难。载涛和溥仪的英国老师庄±敦拜访了担任驻华外交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希望他能联合其它国家的公使出面干涉。随后，又拜访英、法、比、意等国使馆请求援助，内务府大臣宝熙走访了蒙古王公，载沣、载涛等还联名写信派人送到奉天向张作霖求救。清朝遗老冯恕到天津求救于段祺瑞。另外，还有一部分遗老分别向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清朝旧臣求援，通过他们向当地的军、政、报界以及社会团体进行呼吁，要求恢复溥仪的自由。清室活动竟收到段祺瑞由天津发来的电报，指责冯玉洋：“顷闻皇室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位，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条件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张作霖也表示与段祺瑞相同之意见。而孙中山则对冯玉祥表示嘉许，致电说：“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
英国、日本、荷兰三国公使为溥仪出宫事件走访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王正廷。英国公使罗纳德·麦克立爵士表示，英国国王乔治“十分挂念年青的中国皇帝的人身安全，英国皇室与这个皇族曾是友好的”。日本公使也表示“他的天皇内心里也激荡着同样的感情”。英国公使告诉王正廷，“假使前任皇帝遭受任何危害，那么各国列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将大为减低，因为这将涉及到中国政府与前皇帝于1912年所签订的协议中有关给予中国皇帝和皇族的优惠待遇的条款”。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回答：“政府会采取防范措施，不会使前皇帝人身和私有财产受到损伤。”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甚至认为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受布尔什维克的策动。他们说：“这里有一些可靠人士确信，上述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策动并通过国民党干的，其目的是为了根除君主制的复辟和进一步掀起反帝排外情绪。”
面对段祺瑞等人的指责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涉和攻击，冯玉祥声称：“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正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所告天下后世而无愧。”溥仪被逐出宫，不仅铲除了复辟的祸根，而且对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珍贵历史文物都有重要意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年7月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性运动。
废除不平等条约发端于“中苏协定”的签订。1923年9月4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了1919年和1920年二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即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彻底放弃帝俄政府在华的一切特权，并愿意就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建立两国正式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加拉罕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经谈判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协定规定：（1）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重订条约、协定。（2）凡前帝俄政府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3）苏联政府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所取得之一切租界等之特权和特许。（4）苏联政府抛弃俄国之庚子赔款。（5）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6）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7）中东铁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协定规定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的相当一部分条文虽然因为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腐败和列宁去世等原因而未能实行，但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6月6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大会发出致苏联的贺电。6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大学三院开庆祝会，到会3000多人。北京国会议员也有135人联发表拥护“中苏协定”的宣言。此外，上海、长沙等地市民也召开庆祝会或发出通电表示祝贺。
但到6月中旬，北京公使团借口维护《辛丑条约》的条款和效力，不将其代管的俄国使馆交还苏联，企图阻止中苏协定的实施。然而，中苏协定的顺乎民意以及包括《辛丑条约》在内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民主、和平、平等的破坏，深深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是，由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国会议员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个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