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七十回本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写店主人介绍柴进时说：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五十二回中柴进也提到：“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
这所谓“誓书铁券”，就是封建皇帝赐给功臣世代相传保持优遇及免罪特权的一种凭证。功臣本人及后裔如果犯罪，以铁券为证，得推念其功，予以赦减，因取坚久之意，故以铁为之。简单地说这“誓书铁券”就是俗称的免死牌。根据史书记载，它可能起源于汉代。《汉书·高祖本记》记载，刘邦战胜项羽，一统江山，登上皇帝宝座后，“与功臣剖符誓，丹书铁券，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汉初的开国功臣，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樊哙等人皆被封为列侯，并得此铁券。当时，分封功臣时有一定的典礼和仪式，在典礼上有誓词，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其誓词是：“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意思是，即使奔腾的黄河变成丝带一样的细流，高大的泰山变为一块磨刀石，被封的诸侯国也永远存在，可传给子孙后代。这誓词用丹砂写在铁制的契券上，契即券，所以称为“誓书铁券”，又可称“丹书铁券”。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铁券的别称不少于数种。《汉书·高祖本纪》作丹书铁契，《后汉书祭遵传》作丹书铁券，《资治通鉴·梁纪》作银券，《隋书·炀三子》作金书铁券，《辽史·耶律重元传》作金券，《明史》则因铁券可世代相传而称为世券。既是契券，为了取信和谨防假冒，于是将铁券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王公各保存一半，朝廷的一半则存放在石彻的房子中用金属制作的柜子里，即金匮石室里。
历代所颁的铁券几乎遗失殆尽，现仅存唐朝乾宁四年赐给彭城王钱镠的铁券。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阅古》中对其祖上传下的这块铁券描述道：“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熔钱而成，镂金其上者。”这枚铁券虽经历千余年，但仍“铁色如墨，并无锈滥，而金书灿然，光彩夺目，尚如新制”。铁券券文是用皇帝名义刻上的敕文，除书有赐券日期，赐券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功绩外，还记皇帝念功，赐恩免该臣死罪等语，以使功臣“永荷禄位，长受宠荣”。有时皇帝还有“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的保证，以申信用。
颁发铁券，自汉以来，逐渐成为一种封建制度，并日趋完备。铁券制因其维护皇权之功能突出，而被大力推崇。铁券本是皇帝颁给开国功臣的一种荣誉凭证，可到后来，向臣下颁发铁券越来越普遍，成为了一种常制，除开国功臣外，中兴功臣以及皇帝的宠臣，甚至连少数民族首领和宦官都可被赐予铁券。如唐玄宗赐券给安禄山，唐昭宗赐券给田令孜。有些大臣执政后，甚至向太后、皇帝乞讨铁券，以作为护身符。到了明代，朱元璋对铁券更为重视，并对其作了一整套规定，将铁券根据功臣爵位高低分为七等，各依品级颁发，不得逾越。功臣晋爵，铁券也得改制。同时又将铁券制列入国家的最高典礼，把颁赐铁券看作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朝廷大事。
在封建社会漫长历史进程中，尽管皇权时盛时衰，但铁券制总是行而不衰。统一江山时，可以赐予降将，采取怀柔政策，收服人心。如宋太祖赵匡胤赐与南朝降将任果以铁券。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地位衰弱时，用铁券相赏，可换取强藩悍镇们的暂时安定。唐德宗时，王武俊等节度使手握重兵，举兵叛乱，德宗闻讯，立即赐给铁券，并在券文中云：“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实不德，兆民非咎。”低声下气，引咎自责，对叛将又是赦免，又是加官晋爵。王武俊等在拥兵割据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便收起铁券，稍作收敛，继续作封疆大吏。在防范重臣，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可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作用不可等闲视之。辽朝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皇室权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擅威权，凯觎皇位。道宗虽心知其图谋不轨，却无力与其抗衡，便欲擒故纵，“册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尊宠所未有”。耶律重元志骄气满，认为皇帝软弱可欺，不加提防，最终被道宗一举剪除。
铁券，虽小，却非同小可，这是特权的象征，其有特殊的威力。通常无论何人，一旦得铁券，便身价百倍。隋末，炀帝被杀，段达、王世充等七人便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即位便对段达诸人加封，颁给金书铁券。一夜之间，七人飞黄腾达，于是洛阳人称段达等七人为“七贵”。由于铁券在手，免死牌在腰，犯刑可免，死罪也可赦，因此一时间，拥有铁券者，目无法纪，为所欲为，鱼肉百姓，霸道乡里。明代时，受券的人恃功骄恣而作奸犯科的越来越众，而且越来越猖狂。明初功臣蓝玉，因功得券，自此便专恣暴横，有恃无恐，不仅趁征战私吞战利品，侵占民田，而且贩卖私盐，赶走御史，甚至违抗帝令。对此，地方官吏奈何不得，当朝天子朱元璋也颇感棘手，不得不命工部作铁榜，制定戒条，以保朝纲不乱。
铁券，可以免罪免死，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并非是一道万能的护身符，时时刻刻都行得通。铁券是皇帝颁赐的，当然不可以此犯上作乱，它只有在犯了除谋反大逆外的普通罪时才有效。如果得到这种特权的人起兵反叛时，或势足覆朝，功高震主，致使皇帝猜忌时，铁券在手也无济于事，皇帝仍会将其处以极刑，甚至罪及九族，满门抄斩。后唐庄宗灭后梁得力于大将朱友谦，庄宗亲自赐他铁券，怒其死罪。后来庄宗听信了奸臣的谗言，逐渐对朱友谦生了猜忌之心，最终将朱友谦及其家族二百余口一并斩首，以绝后患。朱友谦的妻子张氏临刑时，在刽子手面前拿出庄宗所赐的铁券说“此皇帝所赐也”，以乞求保命，但也乏回天之力。李善长是明太祖朱元璋取天下的左右臂，得力干将，功不可没，但是朱元璋生性多疑，于是借胡蓝党案，趁机大批杀戮功臣，李善长虽有铁券，也不能幸免，全家七十余口被斩草除根。
可见，铁券虽然免罪免死，但却不可恃它而危皇帝家天下，否则如一块烂铁无异。
仕途险恶，是久历官场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郑板桥曾写道：官途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晋爵，运去则身败名裂。”对仕途之险的体会是很深的。清代一首俚曲这样写道：“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风波陡起天来大。单听得轿儿前唱道喧哗，可知那心儿里历乱如麻，到头来空倾轧。霎时间陞美缺锦上添花，蓦地里被严参山头落马。”写出了官场上人对仕途之险的恐惧心理。
仕途险恶首先表现在官场倾轧上，为了营私结党，发财升官，攻讦、诬陷，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庚子西狩丛谈》载：随慈禧西行的督办岑春煊在粤督任内倾轧报复众官，曾参罢过一千四百多名大小官员，其中获罪者数百人。这一千四百多人中，“非但睚眦（小怨小忿）必报，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报之，狠心辣手，绝是不留余地”。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但与得罪君王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官场有句古语：“伴君如伴虎。”如果违逆了皇帝的意旨，那就是九死一生了。且不说先秦以前被车裂的商鞅，剖腹挖心的比干，腌为肉干的鄂侯是如何被君王用酷刑致死的。我们仅择捡封建社会中晚期几种皇帝对臣下施用的刑罚来看，就足见宦海风浪的险恶了。
廷杖，是明朝独有的刑罚，就是皇帝叫人用棍杖打臣子的屁股。明《刑法志》载：“凡廷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赴午门。每人一门，门扉随合。至杖所，列校尉百人，衣襞衣，执木棍林立。司礼监宣驾帖讫，坐午门西墀下。锦衣卫使坐右其下。俳而趋者数十人，须臾，缚囚至，左右厉声喝：‘阁棍！’则一个执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之三，则喝令‘着实打！’或伺上意不恻，曰：‘用心打！’则囚无生理矣。五杖则易一人，喝如前。每喝则环列者群和之，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则举布掷诸地，凡绝者十恒八九。”
杖打的时候，是用布将犯臣兜起行刑的，可怕的是打完后还要把布兜举起来往地下摔，所以致死者甚多。
明代后期，宦官专权，主持了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操全国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不仅主持廷杖的执行，甚至可以“矫诏”（假托君命），说打谁就打谁。仕途愈加险恶，连管弹劾、监察的官吏也难免遭打。如明成化朝的都御史牟俸、待郎马文升和司礼监汪直不合，“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有诏切责给事中（言官）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互相容忍不言，各廷杖二十”。正德年间，荒淫无度的明武宗要到南方游玩，一批官员和御史劝谏，这位皇帝竟下旨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廷杖在正德、嘉靖两朝的次数最多。嘉靖帝更拒谏成习，经常打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本来是外藩亲王入继皇位，却非要把他的生父追封为皇帝。一批官员认为违反了皇家礼法，群臣争大礼，聚哭左顺门”。嘉靖帝龙颜大怒，“杖五品以下丰熙等一百三十有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于是里创吮血，填满犴陛，此其最酷者矣”。嘉靖帝打得最多的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有一次嘉靖派太监替他祭太庙，户部给事中张选进谏，说应该让武定侯郭勋代祭，嘉靖大怒，命执送阙下，杖八十，帝出御文华殿听之，每一人行杖毕，辄以报数。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犹未息”。
宫刑，也是皇帝老官对付臣下的一种酷刑。所谓“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周礼》秋官司刑注）。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妇女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这种刑罚起源甚早，最初作用，仅限于惩戒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在人类从婚姻制度上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滥施宫刑则在阶级社会以后，将宫刑扩大到政治对立面，扩大到对付违反君王旨意的臣下，在西汉以后就非常普遍了。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史马迁就曾因跟汉武帝唱了一下反调，就以“诬上”的罪名，被武帝打进蚕室，惨遭宫刑。又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齐企图谋反而被牵连致刑的。这种使犯者断子绝孙的刑法是够狠毒的了。
宫刑对受刑者身体及精神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连司马迁这样能忍辱负重的人物每当想起自己受宫这一耻辱，就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宫，又称蚕室，是因为“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汉书张汤传》注）人在受宫刑后，因创口极易感染，若要苟全一命，须呆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光的情形下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对受害者说来，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似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
封建时代对待犯臣的酷刑，莫过于“凌迟”了。凌迟，又称脔割、剐、寸磔，就是用刀把人肉一块一块从骨头上割光。
元、明、清时，这种酷刑十分盛行。《大明律·刑律·盗贼》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显然，这种酷刑主要是用来对付政治对立面，敢于反抗朝廷的人。
凌迟这种死刑，无非是为了使“罪犯”死得更痛苦不堪，以残酷来震慑人心。《渭南文集》记凌迟，“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国史旧闻》载了明代二件犯臣被凌迟处死的事。一是太监刘瑾被“凌迟三日”，“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一是郑鄤被凌迟，“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均藏铁钩利刃。时出刃与钩，颖以砂石磨利之。埊阳（即郑鄤）坐于南牌楼之下，科头跣足，对一童子嘱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声响后，人拥挤之极，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绳勒其中，一人高距其后，伸手垂下取肺肝两事，置之丫巅，忽又将绳引下，聚而割之者如蝟。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云电走，云以刀数报人大内”。
七尽高的汉子，割成指甲片大小一块块，真是千刀万剐，使人毛骨竦然。
历代遭受这些酷刑的，固然有的犯了法，但更多的是无辜者，更不乏刚正之士，这就足见宦海的险恶了。面对官场这种风浪无定的情况，不少官员都深以做官为苦，辞官不干的大有人在。有的虽不想辞官，却总想找个清闲保险的官职度日，如学官一职是位卑禄薄的“冷官”，但因宦海风浪较少波及，故颇能让一些任职者满足。清代有个叫宋成勋的学官撰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这里的藻芹池即指官学，苜蓿指代学官的清苦生活。
我们在戏剧影视中，经常可以看到古代某官署大堂上赫然悬挂着诸如“爱民犹子，执法如山”或“明镜高悬”等的大匾，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古代官箴的一种，所谓官箴就是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所作的规戒。官员遵守官箴，清廉勤政，就被称为“不辱官箴”；反之，则被称为“有玷官箴”。官箴的规定一方面使官员在做有讳官箴的事时有所顾忌，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封建官员无视官箴的存在，挂羊头卖狗肉，在“为政清廉”的招牌背后干一些有讳官箴，蝇营狗苟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