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比较，两宋君臣针对内部的保密制度的执行远不如唐代。仁宗初年，钱惟演拜枢密使，奉旨撰写制书的是他的从弟、翰林学士钱易。神宗初年，韩绛拜相，奉旨写制的翰林学士是他的弟弟韩亿。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写制的中书舍人是他的弟弟曾肇。这种有碍保密原则的操作，在唐代似无可能，曾肇等当事人也曾以违制推辞，但皇帝反认为“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当“盛事”羡慕不已。《挥麈录》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孙。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其母亲才九岁，当宫内派人来曾肇家急召其入宫写制时，她正巧在叔父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诉父亲：“翁明日（拜）相矣！”政府首相人事调整这等机密大事，一个垂髫小女竟能提前获知，岂非等同儿戏？
君主对保密制度贯彻不力，大臣们的松懈自然难免。史书上，两宋官员在家撰述章奏的故事不少，为此而泄露闯祸的也有。《挥麈录》说，宋神宗初即位时，历任三朝宰相的曾公亮当政。言官滕元发和杨绘摸准皇上有意起用新人的志向，找个机会进言：“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神宗说：“那你们为什么都不写文字呈送？”两人便约定各自具奏。建议罢相的奏疏，何等大事，可滕元发是在家里做这篇文章的，他弟弟滕申看见了，忙去告诉曾公亮。曾亦连夜撰成辩解文字，抢先递呈皇上。翌日，滕、杨两人求见神宗，还未将奏牍拿出来，神宗怒斥道：是要讲某人吧？人家已经先来辩解，文字都留在这儿了。“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尔”！请曾公亮罢相交权的策划就此作罢，滕、杨两人也因此失去皇帝的信任。稍后，杨绘得知是滕申泄密，衔恨不已。事隔多年后，滕元发在池阳任知州，杨绘去拜访他，饮宴甚欢。席间杨绘突然问道：“你那个贼汉令弟还活着吗？”原来曾公亮后来向神宗力荐王安石继任执政，并于交权后暗中支持他变法，而滕、杨等都因反对新法一贬再贬，所以他们都把这起泄密事件当因果联系的一个关节看待。
这种现象到了南宋更加不堪。《四朝闻见录》里举过两例：余嵘任中书舍人，不会写制书。奉旨撰制诰时，必令表侄应镛代笔。后来应镛出任安吉县令，他竟派人骑快马将制书由头送到安吉，“立等可取”。有时上面来催，“余（嵘）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之人未回’”。还有一位掌知制诰的陈贵谊，“凡常行词，皆嘱潘子高拟稿，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门以俟”。中枢文件，居然是在这种流程中产生的，所以南宋政府的信息隐患很突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仅高宗时期，就先后有杨邦弼、汪渤、陈澥、章岵等人因“探报朝廷事传播于外”或“窥探朝政密报相闻”而被罢官或降职。不过这些惩治，似乎并不见效，其后仍有臣僚抱怨：“近闻内降诏旨，未经朝廷放行，而外人已相告语。”至于前文所述皇帝派皇城司特务监视一切外事活动的措施，就防止泄密而言未见有多少成效，反倒是制造了不少诬告陷害的冤案。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称：“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工部郎中刘随就是在随使辽国回来后“为皇城卒所诬，有司劾奏夺一官”。还有人痛切指出：“缘〔皇城司〕亲从官多系市井小人，既差入国，自谓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后，恣情妄作，都辖以下，望风畏避，不敢谁何”（《栾城集》卷四二），总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宋金对峙还是宋元对峙时期，许多军政外交信息都被对方获悉，前面说到施宜生通风遇害，便是一例。
不过，首先应该为南宋保密制度败坏负责的权相秦桧，倒有过利用这种现象歪打正着的急智。《桯史》载：有一段时间，临安市面上现钱奇缺，商品流通大受影响。京兆尹曹泳向宰相告急，秦桧笑道：“这种事好办！”马上将监造仪物器仗的文思院官员召来，故作慎重地给他下令：“已得旨，要改革币制了。你赶快依现在的夹锡钱配比，铸一缗新的钱样来送皇上审批，现在流通的钱通通废除。”该员唯唯而退，马上布置铸范做样。接着便是现钱全跑了出来，“物价大昂，泉溢于市，既而（钱）样上，寂无所闻矣”。
币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如此重要的金融情报，照样连夜漏泄，而狡诈的秦桧偏能逆用，听起来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古代保密制度的重点防范对象是具体承办公务的吏胥。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是历代相沿的传统制度
根据南宋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和判断，信息泄露的渠道，“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即皆传播”，涉及面可谓将各个机关一网打尽。但分析起来，若非另有原因，敢拿仕途冒险而违犯保密纪律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传播”者，还是那些有机会接触信息而无所谓政治前途的吏员一类。所以历代的保密理念，都把防范吏员泄密作为一个重点。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的传统制度，主要就是出于这一层考虑，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南部新书》载，唐代长安，“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就是一例。《说郛》卷四七记：“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古人称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为‘八座’）命亦不许。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俟韩愈任吏部侍郎，道是“人所以怕鬼，因为没见过鬼。假使经常见鬼，就不会害怕了。令史也是如此——那些等候吏部铨选任官的人，因为没机会见识吏部令史，所以认为他们势重，如任其出入，他们就无威势可挟了”。据《说郛》称，从韩愈执掌吏部开始，该部不禁吏员出入。韩愈的见解，听似颇有道理，其实纯属书生议论。有唐一代，主管人事的吏部一直是纳贿弄权的“事故多发地段”，其中作用尤称恶劣的，正是这批惯于泄密通风、营私舞弊的吏员。
作为整个封建时代的衙署管理原则，防范吏胥的传统至少在形式上一直沿袭到清代，甚至在吏员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元代，也是如此。元胡祗遹《吏治杂条》规定：“钤束吏人，非事故白昼不得出离各房。”连办公室也不得随意进出，遑论机关大门。张养浩《为政忠告》说：“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隶，非公遣勿使与民相往来。”管束范围更扩大到一般公勤杂役。当然，“立法必严”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违法必究”又是一回事。仍以宋代为例，法纪制度俱全，上起中央省部，下至州县衙署，吏员泄露机密信息是普遍现象。且看《水浒传》里，济州府侦缉科长（缉捕使臣）何涛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个正贼”都窝藏在郓城县，“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来到郓城县”，适逢“知县相公早衙方散”，赶快与当天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赶紧通风报信，反做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浒传》里，像这类吏员衙役营私泄密的故事，满篇皆是，不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说成书之明代的现实写照。
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历史之最，铁齿铜牙纪晓岚因通风报信，差点儿掉了脑袋。
或许是惩于前朝教训太深，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为最。《大清律例·吏律》规定，凡漏泄讨袭敌国军队、收捕反逆贼徒信息的，斩首。近侍官员漏泄常事的，杖一百；漏泄密事的，斩首。由皇帝“钦定”的官员处分则例规定，军政长官送呈奏章的副本，或投送各部院的密封揭帖，皆须由各机关首长亲拆和登录，以防因假手他人而泄密。各级衙署间的往来文札，如系紧要者必须密封投递，并由各机关首长亲拆收贮。任何题奏事件在未经发抄（即登录“邸抄”）以前，官员之间“不得互相谈论，如有漏泄，将承办官降一级留用”。《新世说》称，乾隆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亏空盐帑被人密劾，廷议查抄。其儿女亲家纪晓岚在内廷值班获悉，忙派人乘快骑送一封信给他。卢雅雨打开一看，内无半纸一字，是个空函，但装有几片茶叶、少许盐粒。卢顿悟，这是亲家借物传告“查（茶）盐空”的信息，马上安排转移家财。事发后，纪昀虽然没留下一字证据，依旧以漏泄论罪，谪戍乌鲁木齐。据说这还是乾隆惜才，从轻发落。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戊子秋，余以漏言获谴，狱颇急。”真要按漏泄密事定罪，就要斩首，足见彼时惶恐。
在清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为加强保密，还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如高级官员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军事章京；军机处所用听差，皆选用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员都不得擅入军机处，其窗前、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站立。凡在此范围当差的所有供事、苏拉、厨役等，都在稽查范围，“如有串通在外闲人，将补授官员等事，事先送信报喜者，即行革役究办”（《军机处章程》）。平心而论，所有这些保密制度，对于清代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与加强，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和维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则适用于一切政府行为，对于社会舆论而言，敏感性最强的地段则是号称“抡才大典”的科举考场。为确保风清弊绝，选出真材，自隋唐首创科举以来，历代政府在科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弥封、加印、誉录、对读、入闱出题和抽签阅卷等多种措施的保密制度，迄清代达到最称周密完备的阶段。其对科场漏泄舞弊的惩治之严，罪至大辟。台湾学者高阳先生说：“同光得有短暂的中兴，人才辈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为〔咸丰〕戊午科场案所显示的，至少在考试制度方面，法治的权威未堕，从而产生的激励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同光中兴”时期，考试风纪的严重败坏，最终成为清代整个保密制度彻底塌毁的突出标志，仅举一例，即光绪己丑（1889）会试泄题事件。
会试是清代科举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试题由皇帝钦点的考官入闱后，一同拟定再密封进呈，“御览”后再用黄纸固封发还，在都察院派来的监试御史的严密监督下封门发刻刷印，当场包封严固，钤上印章，连同印版及印坏作废的余纸，亦作同样处理。直到正式开考启封前，包括刻版印刷的工匠在内，所有接触过试题的人全被关闭在昼夜封锁的闱院里，按说已称万无一失。孰知已内定为会试“四总裁”之一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胸有成竹。当试期将近时，“治筵邀同里诸公聚饮，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辨。顾语座客曰：‘益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原来潘祖荫自忖在四个主考中地位与科名最高，入闱拟题时，同僚当然唯其马首是瞻，遂在腹中拟定了二场经文的考题为“介我眉寿”，然后假借鉴赏古董为名，先将试题泄漏给了与他同乡的考生们。迄入闱后，一切如其所愿，又先“将眉寿鼎文刷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奉命惟谨”。用现代话讲，就是主持阅卷的领导给大家颁发了标准答案，哪有不听从的。结果开拆弥封试卷录名填榜时，潘大人“堂皇监视，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一出说破关节骇人听闻的泄题作弊，就在此堂而皇之间做成了。
在注重门第身份、背景人脉的中国社会，似乎唯有关防周密的考场，才体现出弥足珍贵的公平竞争。如今竟连这道篱笆亦被捅破，可知高阳所说的“法治权威”，连同整个大清王朝的制度纲纪，俱已坠入了无可挽回的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