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一名好孩子？夸奖式鼓励，是一种好方法。正所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2004年，对于中国民营经济这个“年轻的孩子”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表彰民营企业家，授予他们一个新的荣誉称号：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同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规定意味着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至宪法权利，国家根本大法将对其进行认可与保护。
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反响强烈，有恒产者有恒心。四川首富刘永好感叹道：得此名号，是莫大的光荣。我们的财富与资产，得到了社会、政府、人民的认同。这是个大德大法。
问卷调查再次成为《对话》的纪念方式，100位首次受到表彰的“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接受了我们的提问邀请，一本记录着企业家荣耀与挫折、梦想与困惑、回顾与反思的书籍也就此出炉，名曰《他们说》。
为这本书作序的是两位学者，一位是美国的斯蒂芬·罗奇，另一位是中国的张维迎。时任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芬·罗奇认为，2004年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历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展并壮大充满活力的企业板块将是下一步努力的重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级生产商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罗奇的宏观架构之外，关注点落实到细节，要想壮大企业板块与规模，政府掌控的制度因素是关键。为了让企业与整体经济持续增长，政府仍需改善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尤其是产权制度。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好的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坚持市场导向的他为民营企业家们鼓与呼：企业的发展决定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的命运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
在经济学家的群落中，为企业家呐喊鼓劲的，张维迎算是很投入的一个，曾被媒体称为“市场传教士”。同样是在2004年，他的《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再度出版，通过大量西方经济发展案例来说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国王桂冠应当赠予企业家，这不仅是一种荣誉，还是被欧洲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史证明了的事实。这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市场逻辑，站在现代经济学前端以独立经济学者的姿态呼吁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发展壮大。而中国的改革，也正是不断削减政府权力、约束政府行为、迎来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与平等权利的市场经济的漫长过程。
30多年的企业改革历程中，产权制度改革是核心之核心内容。它是政府、市场、企业家共同博弈的一个砝码，沉重而敏感。1978年以前中国有工厂没有真正市场意义的企业，有厂长没有企业家，有生产资料没有产权，有劳动力没有人力资本。从集体到个人，都是国家行政的附属物。产权模糊到没有人能够真正去代表产权，产权不清晰到无法完成交易、重组、合理再配置。正如张维迎所言，许多改革方案的出台，并不是经济学家和领导们“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各个地方在发展中迫于压力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解决方法。从承包制、租赁制，到《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过渡政策，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确立，十五大提出重要口号“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产权明晰的过程循序渐进，国退民进、民营企业家成长的路径也逐渐明晰。产业自主权得以下放，企业家们才得以松绑，而市场，也因此繁荣壮大。
毫无疑问，产权变革的过程中诞生了大量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一路吸收着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一路摸索，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然而变革亦是一把双刃剑，产权变革的独木桥上有人鹞子翻身，也有人折戟沉沙。每次企业家的惨淡离场，都会引发社会的争议：这究竟是企业家的道德层面出现了问题，还是缘于我们的制度安排？
2003年12月，时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顾雏军在备受质疑的氛围中出现在我面前。在那个充满疑虑的对话场域，我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尖锐：
“大家觉得您是一个进行资本运作的人，但这是他们当面的说法。背后他们可能就会说，这个人是空手套白狼，还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个骗子，您是吗？”
“骗子”是当时的舆论给予顾雏军的称呼。他用几亿元的资本杠杆撬动上百亿元的国有企业，三亿多元收购科龙20.6%的股份，两亿多元控股美菱20.03%。以较小的成本投入，转身控股上市大公司，资本运作的痕迹彰显无遗。
有媒体评价，顾雏军把家电行业从价格时代、品牌时代推进到了资本时代，然而资本的泡沫能够持续多久，这位运作“大师”自己也不确定。
“在这个行业当中，你觉得你这样的舒服日子，会持续多长时间？”我问眼前这位刚被评为2003年度经济人物的“产业整合第一人”。
“不好说，如果我不做错什么事的话，可能还会有几年好日子过的。”顾雏军的语气并不那么坚定。
“几年呢，三年、五年、十年？”我继续追问。
“应该有这个可能。”
“十年？”
“有这个可能性，可能吧。”
但时代仅仅给予了顾雏军一年的时间。2004年，有着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学位的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在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词中历数顾雏军七大罪状，指控顾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之嫌疑。他说顾雏军收购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运作手段上，顾雏军也是先通过介入被收购公司管理层，提高运营费用导致公司亏损，继而压低收购价格。因而郎咸平建议，国家应该“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有着“民企杀手”之称的郎咸平也曾“炮轰”过TCL、海尔、德隆，然而被“炮轰”的企业通常都保持沉默，顾雏军却没有沉住气，一周之后，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指控郎咸平涉嫌诽谤。他认为郎咸平不懂科龙，也不懂中国企业，“我买下的都是别人玩不了的企业，这是一个很认真的过程，光看财务报表是看不懂的”。郎顾之争引起了一场关于产权改革的深刻讨论。内地学者普遍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资产流失现象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不能将板子打在民营企业身上。然而公众的情绪似乎都一边倒向郎咸平，对顾雏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国企改革紧急叫停。2005年8月，顾雏军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闪电被拘，并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2年，执行10年。
一边是“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荣耀，一边是“运作资本，造成国有资本流失”的罪孽，好孩子和坏孩子，在产权制度这床尚未套好的大棉被下，要么取暖，要么窒息。
2004年的民营企业之路喜忧参半，国家拉开了又一轮严厉的宏观调控。相对市场的自由调节，政府的干预力量明显加强。持续十多年的国退民进趋势逐渐式微，演变成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
这一年，被誉为“中国经济界的良心”的吴敬琏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同一年的两会上，这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表示，中国变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深水区的经济领域，需要的是更有深度的领航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作等身，曾获得过克拉克奖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经济思想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政策。他还曾担任过美国克林顿政府五年的经济顾问，其中有三年是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的资深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2004年，当这位在各个领域游刃有余的经济学家来到深水区的中国，我曾经问他：学者、幕僚和官员您都做过，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哪一种人的力量最大？斯蒂格利茨把三种力量耍太极一般融到了一起，告诉我他一直尝试扮演一个建议者，把自己的观念、想法和科研成果用于缩小经济科学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差距。尽管在学术的平台上能够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可是一涉及政府，这位堂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会受到限制，不得不保持沉默。
在中国，吴敬琏的身份与斯蒂格利茨很相似。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担任着具有官方色彩的社会职务，例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等。《华尔街日报》曾经评论：中国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值得倾听，那他就是吴敬琏。与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是，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更像一座桥梁，“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进入21世纪，这位老骥伏枥的经济学家依然站在时代的前端，他告诉我自己最为关注两个命题：一是如何建立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另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却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70岁，他是一名积极的法治治国倡导者。“法制”和“法治”这两个词尽管读音相同，但在吴敬琏眼中两者的意义却大相径庭。他曾亲自打电话给报社、电视台纠正他们混淆“法制”和“法治”这两个词的字幕错误。有法律并不等于实现法治，所谓法治是一种完善的治理制度安排，没有这种法治作为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之中。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让“改革”议题又一次成为热点，有人统计过，全部的报告文字中一共86次提到“改革”，两次提到“全面改革”，五次提到“深化改革”，强调的力度可见一斑。已过80岁高龄的吴敬琏仍然走在改革的路上，他对我说，重要的不是提了多少次“改革”，而是到底要改什么，要往哪改？
吴敬琏20世纪末曾经写过一本书，《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我问他，十几年光阴逝去，这个大关现在过去了没有？
“这个大关并没有过去，还在过大关。”他说得很中肯。
那本书里的大关，就是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已经做出规定，政府职能和国有经济的地位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以限定。可是这个关，中国并没有过去。从出书到现在，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身为经济学家，内心是否依然焦虑？”老先生的回答很是从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我们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强化政府、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管控，还是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它肯定是后一个方向。”
若将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轨迹做出对应，按照吴敬琏的观点，显然是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20世纪末期，政府已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但一路行来，才发现大的框架之下，依然存在诸多旧体制的遗产以及随之引发的各种漏洞。吴敬琏告诉我，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一项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体制性障碍与完善方案被一一列出，然而十年过去，这一决定却几乎完全没有执行。改革进程缓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位有着半官员性质的学者坦言道：“对于官员而言，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推进改革，就会丧失一些权力和它附带的利益。”这也是为何他经常以“敢言”著称，站在政府的对面，直接提出意见。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些尖锐的话呢？”面前的这位老人看起来如此亲和豁达。
“尖锐批评政府源于责任使命，这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的责任。”吴敬琏依然一派文人风骨。
“那你不怕得罪人？”
“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是我们的责任，其实我这个勇气是很差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最初这份勇气，会不会发现自己也有操之过急的时候？”我知道改革的进程，远比他希望的要缓慢。
“最近几年，我觉得还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声音不够大，不是操之过急。”他希望从自身做起。
“其实经济学家的声音也是各种各样交织在一起的。但我们经常觉得你的声音比较清晰，也让人猜想你是否会因此而比较孤独？”
“这个没什么，百家争鸣嘛。”他再次豁达地笑了。
坐在他的侧面，我能看到这位老者苍苍白发稀疏了不少，身上的西服也越发显得肥大，他一直都是中国经济改革之路上的领军旗手，然而这条路却走了如此之久，古稀之年的他，让我明显地感到了苍老的味道。我们坐在节目现场，一同听着他最爱的莫扎特交响乐，一时间百味杂陈。
“我只是因为生活之中的纷争太多。莫扎特音乐中所体现的那种人性的优美，能够使我平静，让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可以变得美好的，只要我们大家努力。”他和温家宝总理一样，低头做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仰望星空。
一天，我步行经过报刊亭，在一家期刊的封面上，看到了一个似乎更加孤独和瘦削的吴敬琏。他的照片下方，一行标题颜色醒目：再不变革就老了。
这位已经83岁的老者依然在为市场而呼吁：“为什么中国人就命中注定了走不出死胡同呢？我认为改革存在两种可能性，我愿意朝着一个好的可能性努力。”
“浅处的石头摸遍了，中国已进入深水区。”2013年1月，吴敬琏的新作《重启改革进程》公开出版。
改革，依旧在路上。摸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