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一年过去了。前不久，由于电力部门的原因，导致我家中的电器意外起火，酿成了火灾。面对烧成一塌糊涂的家，我真有点一筹莫展。找电力部门理论，“电老大”的作风令我伤透了脑筋。我正准备起诉，母亲打来电话，说她从别人那儿听说我家中着了火，很是着急，想进城来看看。着火后，我对母亲严密封锁消息，怕母亲知道为我操心。可没有不透风的墙，母亲最终还是知道了。为了不让母亲操心，我轻描淡写地给母亲说没烧什么，再简单装修一下就行了，并告诉她准备和电力部门打官司。谁知母亲一听打官司更急了，说：“打官司最劳神了，你装修吧，妈有钱，装修完了，妈给你钱！”为让母亲放心，我连说是是是。
房子一装修完，我就领着老婆孩子回老家，想告诉母亲，让她老人家放心。
母亲见我们一家子回来非常高兴，非亲自下厨房做饭，我和妻子拦也拦不住。
不一会儿，母亲就汗流浃背，把外面的衣服脱了下来，又露出了那件背心，只是背后打了几个补丁。我一见不禁问：“妈，这背心怎么还穿着呢？”母亲说：“在农村，能穿就行！”妻子说：“下次回来，给妈买件好的！”母亲说：“别破费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下午，我们要走了，母亲忽然叫住我，说：“文，来，妈这儿有一千块钱，你拿走，弥补弥补你的损失！”我一时呆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妻子在旁接过话说：“妈！我们有钱，怎么能要你的钱？”我接着说：“妈，我都这么大了，怎能还要你的钱，再说我也不缺钱。”母亲拿着钱硬往我的口袋里塞，我使劲往外掏，在推推搡搡中，只听“嘶”的一声，母亲的背心裂开了个大口子。母亲停住了手，我的眼泪下来了。
我拉着母亲说：“妈！我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还能要你的钱！”母亲轻轻帮我擦着泪水说：“傻孩子，妈没病没灾，用不着钱，你拿着吧。再说，你再大，也是妈的儿呀！拿着吧！”
我失声痛哭起来。
澄明的心
母亲刚过了50岁，眼睛便慢慢地看不清楚，偶尔两个人拌嘴，我一生气走出去了，她还一个人坐在床边，边摸索着找手绢擦眼泪，边絮絮叨叨地数落我的百般恶行。
我看了常不忍心，又退回来将手绢递给她，她当然看不见，继续在床头上找，直到我颤着声，喊她，这才循声转过身来，“看”我一眼，怔一会儿，便高声地，继续“抨击”我。
找到第二个男友的时候，当然要遵守她的命令，带回家来给她“看”。她高声地与男友说话，又很认真地看着他，眼睛睁得很大，里面满是欢喜和幸福。好像，被爱宠幸着的，是她自己。我看得出她对这个男友还算是满意，否则不会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而不像对上次那个男友，看也不看一眼。
顺理成章地，我和男友便要结婚。把这个消息说给母亲听时，她没言语，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取出一对银镯子来，戴在我左手腕上，这才低低地，恳请似的说：你们在这儿住上一星期，再商量结婚的事不行吗？不愿意惹她生气，只好从命。男友却是不怎么高兴，说给我一大堆住起来不方便的理由。我知道他其实是自由惯了，不愿意有人在眼边晃来晃去地监督着，便说：怕什么，反正，你做什么事，我妈都是看不见的。他很是吃惊，悄声说：可我明明觉得，她的双眼，能看到人的心里去。
我只当他这是心理作用，便叮叮当当地走开去，准备午饭，任母亲又过来，“缠”住他，滔滔不绝地说。没过两天，男友便明显地烦了，尽管声音依然是温和，脸色却鲜明地难看起来。有时候母亲正与他拉着家常，他便要起身走开，被我用满是洗衣粉泡沫的手哀哀地挡住了，这才烦乱不安地又陷进沙发里去，继续听母亲的唠叨。
我那时已经28岁了，迫切地想将自己嫁掉，所以事事都学会了忍让；而且一改往日的大小姐作风，洗衣做饭，端茶倒水，都是近乎讨好般地殷勤去做。其实只是想在青春将逝的时候，抓住爱的尾巴，给自己找个温暖一些的归宿。有了这样的心理，当然不愿让这即将到手的幸福飞掉，处处小心，处处留意；走路的时候，都一改往日的懒散，总有一丝丝的慌乱和紧张。手腕上的镯子，也是快节奏的叮叮当、叮叮当，来不及发出最后一个悠闲的“当”，便被我的急躁啪地扭到下一个音节上去了。
而男友，知道母亲看不见后，便将他火暴的脾气消了音，施给我看。我温柔递过去的橘子，他不想吃，不像以前那样来一句“别烦我”，却是用胳膊硬生生地一推，便不再理我。我却并不怨他，想着全是因为母亲，拿了让我都烦的啰嗦惹他生气。终于有一天，在男友又拉长了脸给我看的时候，我向母亲撒谎，说公司里忙，请假不能太长，否则领导有意见。母亲又是没吱声，伸手取下我左手的一个镯子，戴到我的右手腕上。我不懂她的意思，站起身来去收拾自己的东西，打算下午坐车去男友的家。
没了“叮叮当”的碰撞声，心也一下子安静下来，想起这几天里，男友无声的呵斥和不满。想起突然话多起来的母亲。想起七八年都气定神闲地自己过来了，怎么在30岁临近的时候，这样没出息地想抓住一个其实自己并不满意的男人？想起即便两个人都是质地上佳的银镯，如果放在一块儿不能碰撞出美丽和谐的音符，不如分开各自走路的好……
终于知道母亲这么反常地让人“生厌”的原因，原是为了帮我看清，这个男友，是否会让我一生都不生厌。打开卧室的门，听见母亲很平静地对我这个坏脾气的男友说：我家小安从没有为一个人，这样匆忙过，所以，你也不必这么匆忙地把她娶回家去。我看那个男人摔门而去，习惯性地要追上去，却终于努力止住了，默默地，任泪水浸湿了银镯。
我原以为母亲什么也看不见，却没想到，澄明清透的心，她自始至终，都有一颗。
母亲与小鱼
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懒地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