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江泽民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抓紧实施，做到不动摇，不走样，不走调。——朱镕基
本次机构改革是建国以来第七次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因此，与前六次改革有本质上的不同。走出机构庞大、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腐败现象泛滥的误区，创造出一个廉洁、高效、法治的政府，是中国顺利进入21世纪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一、社会变迁与行政机构改革
当今世界变化之快、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从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到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无不给人以一日千里的全新感觉。在如此快速的变化中，政府的职能、作用和地位也面临新的挑战。对此，世界银行将其1997年的发展报告定名为《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该报告在其第一部分《全世界重新思考政府》开宗明义地指出：“但在过去的15年中，形势发生了变化，促使世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政府。冷战的结束和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福利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非洲和其他地区失对此，该报告可能是在东南亚金融风波发生前发表的，所以没有涉及到东南亚政府本身存在的许多缺陷对金融风波的出现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问题，当然这一点也不能否定世界变化对政府作用提出重新思考这个立论，反而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立论的合理性。
利的政府面临的危机——所有这些使人们关于政府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它对人类福利潜在贡献的现有观念面临挑战。政府也必须适应以下变革：技术的迅速传播，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的环境问题，全球市场更为一体化，而且政府转向更加民。
主的模式。在所有这些压力。中，减少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非常艰难的、持久的挑战将一直存在。”
即将到来的变化将更加巨大，经济知识化、社会信息化、流动快捷化、通讯数字化和网络化等，更是对国家和政府提出全新的挑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对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景做了这样颇令人深思的分析：“我们在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即将到来的世纪的政治和经济D到那个时候，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和国家的工业。届时将不再有国家的经济，至少是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的概念。在国家边界以内将剩下的只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人民。每一个国家的基本资产将是它的公民的技能和见识。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使命将是应付全球经济的离心力，这种力量正在拆散把公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把更多的财富给予具有高度技能和知识的人，而降低较少技能的人的生活水平。”如果真是如赖克所言，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下个世纪，每个国家的政府要做的事情将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到那时政府对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将不再存在了，要让位于全球性的某种经济机构了，但是政府的另一些职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比如协调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强教育的发展以提高国民的素质和技能，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增强全社会的创新能力，改善国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等。
在现实已经发生和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担心政府是否能够应付和适应这些变化提出的挑战，政府能否比以前做得更好呢？各国政府也在思考自身的出路和变革问题。可以说，当今席卷全球的改革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政府改革，各国政府力图通过改革来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职能和功能，从而提高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但是，政府改革比起经济改革来显得更为艰难，因为它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等刚性社会结构问题，所以有的国家政府改革出现了半途夭折，不但没有提高政府的能力，反而使政府变得更加脆弱，甚至出现政变不断、政府首脑更替频繁、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民生活日益恶化等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政府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是时代大趋势，全球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各国内部出现的快速社会变迁，都迫使各国政府做出改革的反映。我国政府提出的行政机构改革也是与全球的大趋势相吻合的，是这一大趋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机构改革也正是对国内外发生的社会变迁的回应。
在我国历史上，国家就是家与国的统一体，家、国不分彼此，而政府就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家事就是国事，国事也就是家事，尽管明代有顾炎武等学者提出了“天下”与“国家”的区别，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不等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家国难以区分。在这种传统文化观念支配下，国家和政府对什么事都可以管，应该管。这种传统观念在新中国诞生后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被人们所承认和继承。共和国政府也正是在这种传统理念的支撑下构筑出来的，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府手里，而政府的权力又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那里，形成高度统一、职能广泛、功能万能的政府机构。政府可以管理一切社会事务，连属于个人、家庭的私事都给管理了，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曾经连谈恋爱都由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的组织来安排。权力如此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社会的政府确实也动员了社会资源，成功地兴办了一些事情，比如在短短时间内推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构建出我国比较系统的工业经济体系；比如兴办了许多大型建设项目；比如稳定了我国社会秩序，巩固了国家的独立，等等。但是，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表明，这种政府模型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全面有效的，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比如不但不能有效地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发展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而压制了这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不能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提供更好更有效的社会服务和商品，分担政府的责任和风险，反而使自己承担更多的风险，以及不能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商品。通俗地说，这样的政府管了不该管的，对该管的没管好，结果是什么都没管好、没做好，没有达到最初设计政府的预期目标。当政府不能实现原先的承诺，当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对政府的期望，那么这样的政府该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否则会导致最终的瓦解局面。
从1978年开始，我国进行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过去政府有效性降低的一种积极回应。政府有效性降低意味着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不相匹配，任何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并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如果硬是去干自己所不能胜任的事情和工作，结果将会适得其反。正如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这一报告中所指出的：“许多政府在缺乏资源和能力的条件下试图办过多的事，它们往往过大于功。”这就叫作“不自量力”。过去，我们的党政机关也犯了这样的错误，自以为只有党政机关才能办正确的事，才能完成所有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其他社会成分只能完全服从于和执行党政的决定，不得有任何自主权，也不能有在何偏离党政决定的行动，否则不但会招致失败的结局，而且还会走向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方向，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代理人，都将被清理出去，这种做法实际上大大地扼杀了许多社会创新和发展动力。而一切都由党政机关决定和完成，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第一，社会资源是很有限的，即使所有社会资源都集中到党政机关那里，它们也不能用于满足所有社会需求，只能满足部分需求。第二，有限的社会资源首先应用于哪些社会需求呢？当然这是由党政机关的领导所决定的，然而党政机关领导对社会的了解并不能达到全面客观，他们所认为的那些优先要满足的社会需求并不等同于实际上最需要满足和解决的社会需求，所以他们的发展决策也就有可能没实现最佳的社会效果，也就难保证能满足最需要满足的社会需求，这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以下领域采取“放权让利”。
并作局部职能调整的改革：在农村生产领域，从让农民自主经营到让农民自己办企业和发展工业，因而引发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业生产取得连上新台阶的成就；在经济发展投资领域，不断地放宽限制，开辟多种形式、多方位的社会投资渠道，从让私人参与国家经济发展到让海外投资者参与国家经济发展，利用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使我国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点和发展动力；在商品流通领域，从放宽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到大部分商品价格的放开，大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内容；在社会公益事业领域，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大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在行政领域，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使各地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之路等等。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生发出如此多的发展动力和方式。经过这样的放权让利改革，社会整体福利反而得到大大地增加和丰富，而政府不断地退出自己难以办好、但可以由其他社会力量办好的许多发展领域，也就意味着政府放弃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集中管理、做好该做该管的事情，提高政府的有效性。
经过这样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反过来对政府机构改革又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使市场的作用从小到大，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社会空间越来越拓展，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每个社会部分的自由活动余地和空间不断增大；社会结构、社会利益日趋多样化，阶层分化日趋明显，社会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等。这样的社会变化对社会的调节和整合机制提出新的要求，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统一的行政计划安排的调节机制和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变化提出的新整合、新调节的要求，但是我国政府在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过程中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职能调节和整合机制的改革。
比如，当所有制经济趋于多元化变迁、市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后，政府仍然没有改变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
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虽然通过市场经济得到发展，但是政府为了确保国有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于是便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和政策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比如限制甚至禁止私有企业和个体企业进入一些行业，银行对它们的贷款条件进行限制等等，从而使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难以在统一的市场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虽然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和呵护，向银行贷款相当容易，即使已经出现亏损，也能贷到资金，但是由于仍然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对企业提出的许多非经济目标，如社会稳定目标、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目标以及工人作主目标等，这些目标同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所具有的唯一目标——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出现不一致性，甚至产生很大的矛盾，反过来国有企业没有被保起来，反而被削弱了市场竞争能力和生产效能。国有企业不断地埋怨政府既要求它们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一样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又要求它们继续担负着社会保障、企业办社会、保证职工充分就业等的任务，也没有给予它们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所以，国有企业既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市场变化做出有效的决策和对策，又不能减低生产经营成本，也不能自主地进行裁员增效，以提高竞争能力。
又比如，虽然农村改革已经将生产权、分配权和劳动力安排权都还给了农民个人，留给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就是征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基础设施建设等权力，公社体制瓦解了，建立了乡镇政府，但是基层政府的运作机制并没有改变，上级政府各部门为了使自己的工作得到顺利落实，从而要求乡镇政府也要有相应的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上级政府有多少部门，乡镇政府也需要相应多的干部，于是不断地向乡镇政府增派干部，这叫作行政机构设置中的“上下对口”。这样，乡镇干部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乡或镇的干部从80年代的二三十人增加到90年代的上百人乃至几百人之众。可是，国家对乡镇干部编制却有具体的规定，并根据这样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乡镇干部不断增多，使有限的财政拨款越显短缺，目前即使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乡镇政府也只能保证干部的工资发放，保证日常的行政活动得以开展，谈不上对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的投入，而那些经济条件差的乡镇政府连干部的工资也难以保证按月发放，无法支持正常的行政运行，更谈不上其他方面的发展和作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级乡镇政府为了提高干部的收入水平（或者为了保证干部工资的发放），保证正常的行政开支，于是不断地向农民摊派，如果一些乡镇政府想办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一些公共设施，又得向农民摊派，农民负担不但难以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以致怨声载道，甚至出现一些农户因不堪负担、走投无路而走向自杀的极端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