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
（1910年—1999年）
小传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河南邓县人。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依靠自学走上创作道路，1938年发表优秀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东北大学（四川三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1951年到河南文联，后转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197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
他的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出版后受到文艺界的高度评价和读者的热烈欢迎。
代表作品
《牛全德和红萝卜》（中篇小说）
《春暖花开的时候》（长篇小说）
《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
《戎马恋》（中篇小说）
中学语文课文收录
《差半车麦秸》
“童年”
亲身经历土匪窝的生活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出生于河南邓县姚营寨一户破落地主的家里。
姚雪垠的祖父、父亲都抽大烟，他一出生就差点被溺死，是他的老祖母把他救活了，并呵护着他长大。
当时河南土匪很多，并分成两派，因姚雪垠的父亲这一派在争斗中失败，家里房子和财产都被烧光了，他们家从此跌入了赤贫阶段。
童年的姚雪垠没有上过几年学，但他聪明伶俐，记忆力极强。四五岁时，就把《三字经》都记住了，冬天农闲时，听大人们讲历史故事，听艺人们说《施公案》、《三国演义》等，他都很入神。
姚雪垠十三四岁的时候，曾被土匪绑架，并在土匪窝里生活了100天左右，那经历当然是十分险恶和危难的，他后来的长篇小说《长夜》就取材于那段生活。
后来因为家里遭难，他母亲神经受了刺激，终日哭笑无常，并染上了大烟瘾；父亲也抽大烟，乌烟瘴气的家庭，令姚雪垠更加难以容忍，他几次逃出去，还在樊钟秀的“建国军”中当了三个月的兵，经历了一些他前所未闻的事件，这些生活为他日后创作《李自成》提供了素材。
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历史新旧交替时期，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致使封建社会的制度、礼教、道德、风俗都依然如故，这就使十七八岁的姚雪垠有机会看到封建社会的旧貌，甚至官府的各种杀人方法，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创作准备”
处女作的发表
1929年，19岁的姚雪垠不甘心在家长期失学，抱着青年人的向往和希望，离开了他早已厌恶的、充满了悲剧和没落气氛的家庭，来到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寻找出路。
他看到一则水利学院招生的广告，想去报考，后来遇到一个同乡让他报考河南大学预科，但又没有文凭，那位同乡便帮他弄了一张假文凭，他终于考上了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相当于高中）。
不久，他在《河南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笔名“雪痕”的短篇小说《两个孤坟》，这就是姚雪垠的处女作！
这段时间里，他还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初步了解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同时，对新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学方面，他以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新史学等的不同方面的综合研究，对他日后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都有一定影响。
由于参加了中国共主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曾几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最后被开除出“河大”，流亡到北平。
生活依然艰难，但北平图书馆牢牢地吸引着他，每天早晨，他就来到图书馆，直到晚上闭馆才离开，渴了就喝口凉水，饿了就咬一口干烧饼。
他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发表散文、短篇小说，他曾根据一个地下党员的事迹，写成小说《红灯笼的故事》，发表以后，还被翻译成俄文。他还专门研究过群众的口头语言，把搜集的语言编辑起来，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成名作的诞生”
与时代同步进行创作
姚雪垠在20世纪30年代初，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和大量散文、杂文，但毕竟是他的早期创作，并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
抗战开始以后，他一面从事抗日宣传，编辑出版刊物，一面深入战地采访、搜集素材，终于写出了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差半车麦秸》全文八千多字，写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的农民游击队员锻炼成长的故事。当时，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比较多，姚雪垠的这篇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茅盾评论说，“差半车麦秸”这一形象，是抗战文艺发展不到一年中出现的“新的典型”。
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写的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游击队员的形象。牛全德出身于旧军队，思想动机并不纯；红萝卜是个比较单纯的年轻农民，他们两个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最后牛全德终于觉悟了，在一次战斗中他打死了汉奸“七弟”，救了被“七弟”追杀的战友红萝卜，他自己也献出了生命。小说表现了旧江湖义气向新的革命责任心的转变过程，同志之爱战胜了个人恩怨，具有积极的主题意义。
这篇作品发表后，被评论界认为是姚雪垠继《差半车麦秸》之后的又一成功之作。
《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姚雪垠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内容是抗战时期台儿庄战役前后，大别山下一个讲习班中的几个救亡青年的故事。作者写这部小说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敌人狂轰滥炸，物质条件极度匮乏，连稿纸都买不到，他常常是在村外树下或菜田里，将土法制造的粗纸铺在腿上的小板子上，写一段，躲一阵敌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重庆胡强主编的《读书月报》上连载，受到欢迎。
但这部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当时抗日形势严峻，书中较多地描写了儿女情长，涉及重大主题不够。
“巅峰之作”
宏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提起姚雪垠，人们就会想到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确，《李自成》的创作浸透着姚雪垠的毕生精力。早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开封河南大学图书馆里自学时，就接触到有关李自成三次进攻开封的记载，使他对这一题材发生了兴趣。后来几次想写，由于当时抗战，未能如愿，直到建国后1957年他被错划为“极右派”后，他想起了司马迁愤著《史记》的事迹，毅然决定在逆境中开始创作《李自成》。
《李自成》是一部规模宏大、架构繁复的多卷本，是大部头的宏篇巨制。仅就第一卷来说，故事发生在明崇祯十一年冬天到次年夏天这几个月，李自成的军队在潼关附近被明军重重包围，崇祯派三边总督洪承畴督战，并授陕西巡抚孙传庭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李自成坚决不投降，孤军苦战，结果全军覆没，但他不灰心，在商洛山中克服了种种困难，重振旗鼓，与逃到豫西山中的高夫人会师，同时推动了张献忠等重新起义，把农民战争推向新的高潮。
这一卷，仅出场的有名有姓有活动的人物就有上百个，其中人物性格鲜明的如李自成、崇祯、刘宗敏、郝摇旗、尚炯、张献忠、卢象升、孙传庭等十几个；皇帝、大臣、太监、农民领袖、普通农民、贩夫走卒……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明末社会的历史人物画廊，全面反映了明末社会的方方面面。
小说的第二卷，长达八十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后又获得巨大成功，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第三卷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版，这一卷又分上、中、下三册，字数达到九十多万。这样连同前二卷的五册，一共是八册，共有220多万字，但这还只是全书的一半，因为姚雪垠计划是共分五大卷，总字数要达到400多万，真可谓洋洋大观！
“趣闻轶事”
姚雪垠与毛泽东
1957年的秋天，姚雪垠按原先的计划，打算先写《天京悲剧》和《杜甫传》，然后再写《李自成》。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主意，提前写《李自成》了呢？对此，他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特殊关注。他说他虽然很早就对李自成的事迹感兴趣，但真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是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当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他知道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而且还曾致函郭沫若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还有搬上戏剧舞台的建议。
在延安的时候，开明绅士李鼎铭的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永昌演义》，呈给毛泽东审阅。毛主席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为参考。姚雪垠说他读过《永昌演义》，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李自成是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是从陕北起义的；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领导过农民起义，也曾在陕北活动过，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姚雪垠到武汉市郊东湖农场“监督劳动”。几年以后，他成为“摘帽右派”，客观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写完，正忙于联系出版的事。1962年年底，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后谈及在京期间所受到的礼遇和赞扬，都见了哪些重要人物，谁又说了些什么。说时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这中间，他最重视也谈得最多的，是茅盾和吴晗。一个是文学泰斗，一个是明史权威，他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十分可贵。
就是在这个时候，姚雪垠把刚刚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举措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他听到了掌声，得到了赞扬和鼓励，同时也听到了贬斥声，看到了冷眼。他在有些飘飘然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学术上、艺术上所获得的赞扬并不能改变“摘帽右派”的身份。他知道，只有通天，或许有望改变处境。他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装这两部书，他们是怀着诚敬之心在做这件事的。当时有人还问他：“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主席又那么忙，未必会看你这部书。”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说：“他会看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真如姚雪垠所料，毛泽东确实特别重视李自成，真的读了他的《李自成》，而且是基本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畅游长江驻足武汉时，曾有话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
毛泽东支持他继续写《李自成》的指示下达后不久，姚雪垠就如同跃过了龙门，迁居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最后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