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地下钱庄的最后一站到湖南。湖南人的胆子中国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们又能读书又能打仗，能赚大钱的地下钱庄生意自然也少不了他们。湖南人常说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是中国最优秀的人种。但是悲剧的这群所谓的普鲁士人被困在中国的中部，不临海，不过这也是中国之幸，要是让他们占据了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中国要实现稳定，一定要防范湖南人的抱团。
湖南人周围都是语言和习俗不一样的其他省的人。西面和北面是说西南官话的贵州、重庆以及湖北人，东面是说赣语的江西人，南面是说粤语的广东人。湖南人夹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想做点什么事情，包括地下钱庄必须和其他人进行联手，这主要是和深圳、广州那边的湖南人以及小部分的广东人进行联手。
为什么湖南的地下钱庄会和广东的深圳、广州等城市进行联手？这是因为广东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上千万的湖南人跑到广东去读书、务工以及定居。这批上千万的湖南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佛山市以及惠州市，特别是深圳市1000万人口中有一半是湖南人或湖南人的后裔，而东莞市至少也有200万湖南人。
在湖南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大批人员往外流出的农业大省，为什么还会有地下钱庄？湖南人开地下钱庄的资金哪里来呢？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地下钱庄的资金大多来自侨汇相似，湖南人开地下钱庄的资金主要来自在中国各地务工和经商积累的资金。因为湖南人遍布广东、上海以及北京地区，他们主要往发达的地方跑。而湖南人开地下钱庄的经验和业务能力哪里来的？主要还是在广东深圳市学习来的。一批批湖南人在深圳赚到钱，学到了地下钱庄的窍门，于是折回老家，依葫芦画瓢也干起类似的生意。他们折回老家，并没有脱离与广东的联系，而是来回跑。为什么他们不一直待在广东？这主要是他们顾念老家、乡土气息重，主动选择来回两头跑，并且湖南和广东临近，开车也就几个小时，2009年武广高铁开通，两个地方联系更加紧密了。
我先总结一下湖南地下钱庄的特点是：一是分布特别广，几乎湖南全境，湘北的岳阳，湘西北的常德，湘西的怀化、邵阳，湘南的郴州、衡阳以及湘中的长沙、娄底、湘潭等地区全部都有地下钱庄的分布。这些地下钱庄的资金流没有温州和广东地下钱庄那么多，影响力也差一些。二是湖南的地下钱庄融合了广东地下钱庄和山东、温州、福建地下钱庄的特点，可以说，湖南的地下钱庄可谓是包罗万象，既有类似于温州的地下钱庄放高利贷给中小企业的业务，也有山东地区非法买卖美钞的外汇业务，也有类似于福建和广东的非法汇兑、输入热钱的业务，也有很符合湖南乡土特点的自身“典当业务”和“高利贷业务”。三是湖南的地下钱庄已经成为广东、福建等地下钱庄“进攻”中国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跳板，很多人广东人就扎堆在长沙等地，直接在湖南等地设立地下钱庄。广东的地下钱庄在湖南湘北地区设立一个“分庄”，就可以直接影响中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可以说，如果广东地下钱庄是中国地下钱庄的“舵主”，那么湖南地下钱庄就是其“分舵”。
长沙满大街骗人的非地下钱庄
盛产俊男美女，“超女”、“快男”的中国娱乐之都——长沙市。普通读者对于长沙的了解可能只限于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以及一大批的穿越剧、清宫剧。长沙其实是座悲剧城市，虽然是座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中心，但是地理位置位于中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拼死抗日，先后打了3次长沙会战，以及文夕大火，全城烧成一片灰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严重的三座城市就是斯大林格勒、广岛以及长沙。
长沙人喜欢跟湖北武汉人一拼高下，足见其虽处于劣势，但是仍“霸蛮”——湘语，按照湖南人的解释就是自己虽然暂时处于下风，但是仍要坚持到底。不过，长沙把“霸蛮”精神带到了地下钱庄中，使得湖南地下钱庄虽然小，虽然不起眼，但是仍显得重要无比，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广大的中国中西部地区。
我是2011年12月10日晚上到的长沙市，一到长沙，手机就响了，是条短信，“还在为银行贷款困难发愁吗？无抵押、免担保，贷款50万元以下，当天放款。热线电话135××××××××”。我随即删除了短信，不料，仅过了5分钟，手机短信又响了，“本公司专为长株潭地区中小客户提供快速贷款业务，50万元以下贷款无须抵押，并且免担保，月息仅2%，欲贷从速，联系电话：138××××××××。”
短短的两个小时，我就收到这种所谓地下钱庄放贷的短信10余条。我甚感恼火，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家地下钱庄的电话，佯称需要借钱。接电话一名自称黄经理的人说“贷款30万元没问题，就是利息高，月息要2%”。我问我这边需要准备什么东西，他说只要准备好了身份证、户口本的复印件就行。我提出当面谈，不过这位黄经理说先不会和我见面，他提出让我先往他公司财务部门的一个账户打入首月利息6000元（30万元×2%=0.6万元），才能见面并拿到贷款。
我见有诈，很明显的是想骗首月利息的，就说再考虑考虑，需要的时候再联系他。我又拨通了另一个地下钱庄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自称姓姜，他说，“个人贷款只需要拿自己的身份证、户口簿和工作收入证明来就行了。”我表示急需资金周转后，姜姓男子立即热情给我推介。“如果个人贷款最多就给你20万元，最长2年，年利息就算10%，如果是短期，贷款少的话，利息就还要高点。”他语气稍显平缓，可见是老手。
“我在长沙开了个公司，能否多贷点？”我佯装成一小企业主探问。
“公司贷款我能给你拿50万元，年利息也是10%，但最长也只有2年。”姜姓男子表示，公司贷款除了拿身份证、户口簿外，还需要拿营业执照过去。
我表示利息太高、还款可能有困难。姜姓男子说，贷最大金额的话可以优惠，最优惠是8%，时间不能延长，最长2年。
“若贷款本金三五年内都还不了，你们会不会采取‘特殊措施’来催债？”我问道。
“你放心啦，我们又不是黑社会，绝对信誉保证。”
“你的办公地址是？”
“我现在有点急事，再联系……”对方挂断电话。过了许久对方仍没有打来。
我用手机查了一下，该短信从江西发来，而留下的联系电话则属广东境内。
在长沙的半个月，不断碰到意欲骗人的发短信的地下钱庄。我发现，这类短信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和银行卡号都不在当地，而且手机号码和银行卡号也不在同一地区。
这类以地下钱庄作为借口的诈骗手法，通常有四步：第一步是发手机短信，或张贴小广告，网络发布信息，以诱人的条件表示愿意提供贷款；第二步是取得联系后，犯罪嫌疑人以实际不存在的“地下钱庄”为幌子，或者是公款私用为借口，诈骗那些急需用钱的受害者；第三步是要求贷款人向其指定的银行账户提供一定数额的利息或信誉保证金，收到第一笔款后，再以其他名目要求贷款人继续汇款；第四步是当贷款人意识到上当受骗后，或是以各种借口推脱，或以掌握事主家庭地址、身份情况相威胁，或立即手机停机、逃之夭夭。
长沙以赌场为中心的地下钱庄
在长沙这座城市光怪陆离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里的白天和晚上呈现出来两种对立面容。在这个由赌场、地下钱庄、高利贷、典当行、黑势力、银行、私企老板以及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所组成的生态系统中，有着完全区别于地面上的生存法则，它（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属于另一个江湖。相比于沿海城市，地下钱庄在内陆城市长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却要复杂得多。
娱乐之都长沙的地下钱庄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非法买卖外汇客户因偿还境外赌债、支付货款等原因，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并向境外转出资金；或者因向境外个人或银行借款、走私外汇等原因，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从境外转入资金；二是改变贷款用途企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转移资金，将银行划转至企业账户的贷款转移出来挪作他用。三是向境外转移资金企业通过地下钱庄直接将资金转移至香港、澳门等地区，用于买房、炒股等；四是用于虚报注册资本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用于虚报注册资本等违法犯罪活动。
在长沙，以赌场为中心的地下钱庄纠结着各方面的利益团体与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看似毫无干涉，却又彼此牵连，唯一能分清楚的或许只剩下了金钱。
在长沙南门口步行街的一个咖啡馆内，通过先前的认识，我采访了李帅。李帅生得俊朗帅气，他做事的赌场位于长沙市西边的某会所，赌场白天关门晚上营业，李帅早已习惯了这样黑白颠倒的作息规律。
“赌场开工的时候我一边看场子一边放点，”李帅掐指一算，“我已经做了4年的点师傅了”。李帅所说的“放点”就是指放高利贷，而“点师傅”也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内的专有称呼，意思就是地下钱庄内放高利贷的人。
其实，李帅的本职工作是负责在赌场里看管场子，利用他敏捷的身手去制止一些因赌桌上的纠纷寻衅挑事的暴力行为，而对于“放点”，他还只能算是个依葫芦画瓢财力单薄的小角色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点师傅”都是一些财大气粗的大佬，他们以各种手段吸收着社会上闲杂的资金，他们手下豢养着一大批类似于李帅这样的专职马仔，除了看管自己开设的赌场之外，还得负责追讨债务。也有些“点师傅”背景干净，手里充裕的现金或者能及时调整的资金链是他们底气十足的筹码，面对巨额的利润回报，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加入其中。
李帅跟我说起了他们赌场中一个漂亮的女性“点师傅”，名叫陈湘琳。李帅所认识的陈湘琳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并非因为她是放贷队伍中少有的女性，而是她代表了这个行业错综纠结的某些特征。
李帅说，陈湘琳的丈夫是长沙某银行的职员，在单位虽然不是位居显要但却也混得左右逢源，因为职务之便，他能以正常渠道获得贷款，随后交由妻子对外放贷，而中间巨额的利率差价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动力源泉。
陈湘琳基本上从来不去李帅所在的赌场，因为对于她而言，她绝大多数的客户都并非因赌借贷，她所要利用的仅仅是李帅在这个行业所积累起来的人脉与信用。
而李帅也很乐意为陈湘琳这样的点师傅效力，毕竟，对于人脉充足但财力不够的他能在每次交易完成后得到事先约定好的报酬也不枉是一个顺水推舟的生财之道。
在认识李帅之前，陈湘琳便是这样一位放点不出的有钱人。而李帅介绍给陈湘琳的借款人大多都为一些中小私企的老板，或者急需资金周转的正当商人。每次李帅带人与陈湘琳见面，陈湘琳心里都会信任很多，因为在此之前，李帅已经对借款人的底细调查得了如指掌，比如借款人的财务情况、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等。一旦有信息显示借款人不太可靠，他是不会轻易将其引荐给陈湘琳的，面对李帅介绍过来的人，陈湘琳所要亲自办妥的事项就简单得多了，比如财产抵押、房产过户等。而这，也是维系他与陈湘琳实现长久合作的利益基石。
“在这里面混，信用最重要！”李帅用笃定的口吻证明着自己在业内的口碑，“很多有钱人也想放放高利贷，但就是没人敢借，借钱和放点都是要看人来的。”
相对于李帅在赌场一职多能的多重身份，在长沙的点师傅可谓三教九流。有些人也像李帅一样，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隐蔽于长沙高档酒店或者偏僻郊区的赌场之内，他们根据手头上的资金量力而行，亢奋的赌徒在血本无归后总能体现他们的作用；有些人就像陈湘琳一样借助信任的业内掮客，在合作的前提之下扬长避短、各取所需。
除此之外，典当行的幕后操控者、穷凶极恶的黑势力、现金充沛的私企老板、甚至一些依靠职位实行特权合作的政法机关人员，都是这群放贷洪流中的组成部分。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区域，渗透到不同的行业，甚至将触角伸向了长沙以外的其他城市。
在国家宏观调控，对发放银行贷款银根紧缩的时下，在民间庞大的资金需求市场面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纠结在一起，面对急需资金却又苦无门路的小私企老板、个体商户、或者包工头，他们不知不觉被高利的诱惑所俘虏。一个庞杂的生态链由此结伴而生。
利息再高也有很多人冒险
经过李帅的介绍，在答应保密的前提下，李帅介绍他的小弟——高田给我认识。高田毕业于长沙某体校，学柔道在他身上留下的最为明显的痕迹便是他因反复摔练与地板摩擦而结成厚茧的耳朵。
身高一米八五的高田虽然对行情早已谙熟，但毕竟入道尚早，手头资金有限，再加上在业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人脉圈，所以，与大哥李帅相比，他作为专职马仔的身份就明显得多。
“放点的利息是根据不同的借款人来定的。”
高田所说的“不同的借款人”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商户、急需资金周转的个人，以及吸毒者与赌徒。
擅长于搜集信息与调查背景的点师傅会根据借款人的身份来决定放点的利率，相比于银行贷款的利率，这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暴利。
高田说，“长沙有一个不成文的基本规律是，民营企业的贷款月息是每元0.05以上；个体经营周转资金的月息为每元0.1以上；个人急需使用资金月息在每元0.2以上或以周为期限的短期档次息，周息每元0.1以上。这些利息的调整没有具体的标准，即便同一性质的借款人借取相同的金额，两者的利息也可能会有明显的差距。对不同借款人的利息都是保密的，这是行业内的规矩，而且不同的场子规矩也不同，利息都是借款人与点师傅商量后才达成协议的，没有统一的标准。”
在长沙，除了月息与周息，根据借款人的还款期限，还有日息，日息的浮动范围一般都在0.2与0.5之间。换成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借款10万元，每天的利息最高可达5000元，十天便是5万元，如果是利滚利，那就更多，这其中的伸缩空间没有参照的尺度，因人而异。而除此之外，其实借款人真正拿到手的现金却只有9万，“这也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放点之前都得先下油。”高田所说的“下油”便是指事先扣除的点师傅的油水，而这也包括在还款金额当中。
即便利息高得吓人，依旧有很多人甘冒风险，在一张张只能证明单纯借贷关系却完全没有高利贷痕迹的借条上签字画押。
平日开工的时候，高田便蹲守在场子里，除此以外，他的另一份差事便是用他魁梧的身材与力拔山兮的气力去恫吓、拘禁甚至殴打拖延还款期限的借款人或其家人。这样追讨债务的方式已经以一种无形的文字写入了高利贷的生存法则，从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画押的那一刻起，这样的警告便已生效。
在高田的印象中，因欠款而招惹血光之灾的例子比比皆是。丈夫经商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跑路后老婆被抓买到洗浴中心做了小姐；赌桌上输红眼后借钱未能及时还清，而被挑断了脚筋，类似于这样的事例对于高田来说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甚至在民间，如此这般的辛酸故事也往往只能换回听者的一声叹息，仅此而已。
也有人在备受煎熬后寻求于公安机关，而更多的结局是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为由，不予受理。极为讽刺的是，点师傅却往往会依据手中的借条将借款人告上法庭，在这样一种无言以对的境况下，上演着扭曲的事实。
面对再简单不过的借条，面对不能体现丝毫高额利息的借款协议，点师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法官，用另一种方式逼迫着借款人，而坐在被告席上的借款人，除了沉默，也就只剩下了妥协。
“有些人实在没钱还，杀了他也没用，那就只能把他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搞过来，”高田说，“对于我们来说，打官司和打人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讨钱！”
借高利贷破产的长沙人
在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我在长沙市高桥大市场的某个茶楼内，我见到了一脸疲惫的李湘国，他一开口就对我说，“借高利贷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担这个风险，能救急嘛。”李湘国表情舒缓，不停地抽着烟。
李湘国两年前想接手长沙市雨花区梨托乡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型水泥砖厂，因资金短缺去银行贷款遭拒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一名点师傅——放高利贷的人，李湘国向其提出借款意愿后，点师傅在当天就提着一袋现金来到了他的住所。
砖厂最终还是缩水卖掉了，但李湘国此时也弄得家徒四壁、身无分文。
李湘国说，“社会上借高利贷的人，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要求贷款数额小周期短要款急，有着极强的季节性、临时性，而他们要获取信用社或银行的贷款却相当困难。银行历来都是按指令行事，对市场要求反应滞缓，甚至无动于衷，加之手续多，根本难以满足私营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对于一些急需资金的人而言，高利贷是他们万不得已却又可解燃眉之急的无奈选择。”
“我当初就是这样为了救急采取借高利贷，所以才导致现在近乎破产。”他停了片刻，补充道。
体制外的草根金融体系有着它独有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没有白纸黑字的条文框定，但却约定俗成般的规范着秩序，它就像一条无形的利益准绳，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无法与其抗衡。这里面充斥着日进千斗的金钱神话、充斥着穷追不舍的血腥搏杀，当然，更多的是围绕着高额利润所滋生的人性纠缠与道德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