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借贷危机只是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金融灰色地带危机的一个缩影，这股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有由南向北蔓延的趋势。借贷风险高危区除了浙江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若无严格监管，恐酿成中国式信贷危机。那么，面对借贷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温家宝的温州之行
从温州企业主密集跑路潮再到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温州之行，对于民间高利贷关注，在2011年国庆长假期间到达顶点。
视察之后，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表示，“温州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温州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好的。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向阳光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处置，防止风险扩散蔓延，防范区域性风险。”
继而，地方各级政府一揽子救市措施消息不断，甚至有消息表示温州方面正在争取央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稳定局面，如何防止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以及规范民间借贷成为后续关注重点。
窥一管而知全局。温州资本向来领风气之先，其镜像无非国内民间信贷狂飙一隅，而如今的局面恐慌，或将是今后全国情况的预演。
民间借贷盛行成因，已经有不少研究，主要成因仍旧于中国信贷体系的特有“双轨制”：一方面体制内企业尤其国企坐拥制度红利，长期享受廉价资金；另一方面体制外企业尤其以中小企业为主，则一直面临流动现金之渴。
如是渴求与民间资金无处可投的尴尬一拍即合，自然簇生了银行体系之外的诸多灰色地带，其中高利贷即是一景。任何歧视在经济层面都会以价格形式呈现，根据人民银行数据，今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综合利率节节攀升，几乎逼近25%，而媒体甚至报道出180%的年利率。
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一看似怪诞的情景不过是后发国家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所谓金融压抑，正是指管制过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通关各种监管手段，譬如将官方利率维持在一个过低的水准以及控制国际资本流动，造就了银行体系落后、金融产品单一、名义利率过低、信贷配额、高储蓄率等结果。
金融压制不可取
在发展经济体中，金融压抑情况普遍存在。这一体制中，最大收益人自然是债务人，也就是能够争取到资金一方，往往也就是政府以及相关企业；与此同时，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这一体制也将损害大多数企业的活力，从长期来看必然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具体到中国情景，当前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狂欢，就是畸形制度催生之下的无奈现象。温州资本向来活跃，从楼市、煤市等到资本市场，从内地到海外，无处不有曾闪现其身影，然而，近些年的政策变化，使得这些资金面临缺乏投资渠道，转而借道民间信贷谋求利润。
于情于理，民间借贷无可厚非，高利贷也可视为一种行政压抑之下而可理解的市场补充行为。但是，这并不构成官方救助的道德资本，因此，笔者并不赞同官方出面以“稳定局面”的理由施之援手。
首先，高利贷乃至民间借贷属于市场行为，无论是获利还是亏损，双方契约能否完善履行，并不在于政府职责之内。如果政府因考虑其外部负面效应而援助，对于全体纳税人而言并不公正，甚至可能有解救利益集团之嫌。其次，当前温州情况虽然紧急，但是并不迫切到“大到不能倒”。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地域的局部危机并不总是扩张到全局，譬如20世纪90年代的海南。
泡沫总是从最高处幻灭。温州民间借贷有多普遍？根据温州官方的数据估算，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同时，民间介入程度之高也令人咋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支机构的调查，2011年上半年，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由此而见，官民皆贷并不夸张。温州危急，无非是其介入民间借贷之深的极端后果，其他地区难以与之比肩。根据中金公司的相关报告显示，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约为3.8万亿元。按照这一估算，这一数据仅为中国银行体系总贷款的7%，并不值得过分恐慌，市场的反应有过激之嫌。
最后，如果管制是高利贷横行的成因，那么再多一些行政手段加强政府之手对于经济体系的介入，无非是饮鸩止渴，继续造就管制的惯性。长期以来，金融资源的分配与经济的贡献度如此非市场化错配，自然会导致各类纠偏行为，对于根本症结视而不见并非真正对策。
以应急维稳对待，表面的溃烂纵然暂时遏制，但是内生疾变则可能渐入膏肓。为今之计，首先，短期可以考虑对于局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定向宽松；其次，应该重新评估当前紧缩政策，在如今外围环境不断恶化之下，尤其应该考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的组合拳；最后，对于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业的开放，不应该一再拖延，而应该有所担当地大刀阔斧推出——否则，即使眼前局势暂缓，也不能阻止未来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