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òqíxi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对于一位活了八十多岁的封建帝王来说，五十来岁恰好是盛年，也是执政的黄金时期。再者，大凡封建帝王，没有一个不贪恋权势的，只要不受外力逼迫，只要健康状况尚可，只要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龙椅上，没人情愿将皇权拱手让人，哪怕继任者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一规则下，宋高宗盛年主动把皇位让给养子赵眘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宋高宗突然提出要禅位，右相朱倬认为“靖康之事，正以传位太遽，盍姑徐之”，意思是说，北宋的灭亡，与当年宋徽宗匆忙传位，致使朝政陷入混乱、金兵趁机而入有着莫大的关系，传位一事应当慎重，更应当从长计议。对于朱倬的合理建议，宋高宗不理不睬。六月十日，宋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闲退”（《宋史》）为由，下诏传位皇太子赵眘，自称太上皇帝，移居德寿宫。六月十一日，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宋高宗一向身体强健，禅让时不过才五十六岁，而且当时身体并没有不适，后来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所以自称“老且病”显然是饰词。再者，宋高宗禅位前，南宋军队刚刚在采石之战中大败金人，迫使金帝完颜亮为部将所杀，造成金国一度政局动荡不安；而南宋却边境寝宁，国内安稳，人心振奋，民呼万岁，并不存在迫使宋高宗禅位的外界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主动禅位，既让人纳闷，也催人深思。
有人认为，宋高宗固然贪恋权势，却又苦于国事忧勤，所以愿意以太上皇帝的身份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可以免于国事的困扰。然而，事实上，宋高宗禅位后，并没有就此躲在深宫，颐养天年，不问朝政，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大至对金和战，小至官吏任命，他都会出面干涉，多方牵制，寸步不让，说明他还是愿意为国事忧勤，还是对权力狠抓不放，并非他所讲的“久欲闲退”。笔者认为，宋高宗盛年禅位，有着不可告人的深层次原因。
众所周知，历代皇帝传位，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感恩戴德之人作为接班人。宋高宗生平只有一子，名叫赵旉。建炎三年（1129），三岁德赵旉受到惊吓而死。此后数年，宋高宗一直未再生子，而朝野上下主张确立“根本”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不得已，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以宋太祖的裔孙赵眘（初名赵伯琮）为养子，并当作内定的储君来培养。到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赵眘已经在皇宫生活了三十年，明知皇位非他莫属，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未必不着急。岁月催人老，宋光宗就曾因等到胡子白了而怨恨赵眘不及早传位于他。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养子可想而知。如果等到宋高宗临终时再传位，赵眘很可能年过半百甚至年过花甲，这样不仅不会对宋高宗有感激之情，反而会产生怨恨，宋高宗盛年禅位有施恩之意。
再者，宋高宗属于宋太宗一支，亲生儿子赵旉夭折后，按照血缘关系远近，他应该将皇位传给宋太宗的其他裔孙，毕竟符合条件的大有人在。然而，宋高宗却经过再三斟酌，最终选择了宋太祖的裔孙赵眘为接班人。这种改弦更张，舍近求远，置宗室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势必会招来种种非议，特别是会引起宋太宗一支的不满。再者，以太祖子孙继位，打破传统惯例，也势必要遭到统治集团中许多因循守旧之人的反对，甚至产生变故。所以，宋高宗只有生前禅位，再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压阵，才能确保传位计划的顺利执行，才能确保南宋政治稳定。事实证明，宋高宗以太上皇帝身份作为赵眘的后台震慑朝政，赵眘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即位，朝野上下风平浪静，没有一人敢有半点异议，这在宋朝历代皇帝传位中是极其罕见的。
宋高宗传位赵眘，除了顺应多数士大夫的愿望，赢取归还太祖裔孙帝位的美名，还有难以启齿的目的。“靖康之难”中，除宋高宗侥幸漏网外，徽、钦二帝的近支宗室全部被金人掳掠到北地，终生未能归国。其实，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也就是宋金和议、韦太后归国的第二年，金人就“有归钦宗及诸王、后妃意”（《宋史》），而宋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为了掩盖生母在金国嫁夫生子的宫廷丑闻，始终没有做出回应，致使“诸王、后妃”惨死异国他乡。这种一味屈膝投降、极端自私自利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宋太宗其他裔孙的怨恨，其百年之后必然会遭受攻击和谴责。宋高宗选择盛年禅位，然后作为太上皇帝在幕后继续维护对金妥协投降路线，不仅可以维护自己死后的声誉，还可以阻止宋太宗裔孙登上皇位。
谈到宋高宗盛年主动禅位，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即宋高宗的一贯贪生怕死。南宋建立后，面对金人多次寇掠，谈金色变的宋高宗从南京跑到杭州，从陆地跑到海上，特别是完颜亮南侵，差点又让他浮海远遁。一次次的逃生经历，使宋高宗认识到，皇帝虽然显赫，但同时也是金人追击的靶子，一旦遇有危难，以皇帝的身份逃窜很扎眼，也很不方便；如果当了太上皇帝，关注度会大大降低，逃命要容易得多，也安全的多。当年，面对金人咄咄攻势，已经退位的宋徽宗可以从容地“如亳州，百官多潜遁”，宋钦宗也想“出襄、邓”，却被“李纲谏止之”（《宋史》）。宋高宗主动当太上皇帝，显然是在效仿父亲宋徽宗。事实证明，隆兴元年（1163），也就是宋高宗禅位的第二年，南宋军队被金兵打败，消息传来，宋高宗“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朱子语类?高宗朝》），已经做好了逃命的架势。如果不是已经禅位，他岂能说跑就跑。所以，便于逃跑也是宋高宗盛年禅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宋高宗主动禅位，也与宋金议和失败和全国抗金形势有关。当年，宋高宗为了促成议和，为了偏安一隅，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抗金英雄岳飞，致使亲者痛，仇者快，也造成了日后南宋对金战争的被动局面。此后，金兵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依旧。想到岳飞生前所说的“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宋史???），想到岳飞的先见之明，想到金人出尔反尔，贪得无厌，撕毁和约，频繁剽掠，一心坚持投降路线的宋高宗脸上是有些挂不住的。赵眘即位后，同年年底便为岳飞昭雪。这种涉及宋高宗声誉的政治敏感事件，如果不是得到了宋高宗默许，一向以孝著称的赵眘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造次的，所以赵眘在诏书中一再强调是“太上皇帝念之不忘”，自己不过是“仰承圣意”而已。应该说，宋高宗在位时早已有心为岳飞平反，但又放不下皇帝说一不二的架子，索性及早禅位，让急需人气、急需威望、急需朝野支持的赵眘当这个好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