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蒋、冯、阎胶着于郑州、兰考一带时，杨杰以开动火车头乱跑的奇诡之计，将对方大军拖住，又将机场飞机挂弹取下爆破吓阻对方，迷惑对方，创造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战例。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杨杰出计，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将其分化打击，即对敌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击、或切断联系，或包抄击破等法，顺利结束中原大战。
抗战军兴，杨杰被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军援，次年正式出任驻苏大使。1941年免职回国。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但是联合苏联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苏联待原子弹炸响后才出兵便知大概。可见在这时，杨杰的智略已经用完。这个时节的杨杰，似乎可以说观人料事，全凭臆断了。因为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
李宗仁对杨杰甚为鄙视，除了在中原大战中吃过他的苦头，对其战略的意图，也多有指摘。他认为杨杰被称为第一流的战略家，实在是徒有虚名。1944年李氏在汉中行营任职期间，往重庆开会，当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杨杰这时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专题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分析，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李宗仁的朋友们就杨杰的战略观来询问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说他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着实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李宗仁以为，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这般脑筋。
李宗仁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他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他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为什么呢？李宗仁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
陈布雷的幕僚历程——旧道德的楷模
有一类幕僚，自命不凡，目空余子。另一类，人以国士待我，而我以国士报之。才识副其怀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报。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回忆录》）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他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在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厚，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见《龙虫并雕斋琐语》）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政论文字的天才
陈布雷从1926年至1948年，长达二十余年，为蒋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长期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兼五组组长，他的心理背景乃是：“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业，是为蒋介石撰写重要文章、文告，《对张、杨之训词》《西安半月记》均出其手。
他的回忆录写至1938年，实际是他的自订年谱。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虑深远，而他的修养，遂于经史，学问淹雅。其幕僚作业，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大量涉猎中英文名著，历史由沈尹默教授，称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内容，另致力于19世纪晚期宪法史、比较宪法等课程。那时他已剪去辫子这“可耻之物”。1911年，他22岁，革命思想业已初步养成，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对学生说“望汝等不以此为止境，须知中国方在开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劝他到东北，做蓝天蔚的幕僚，他不愿离开《天铎报》，婉辞之，季陶还埋怨他胸无大志。
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为英文，王亮畴交到上海《天铎报》，报社总经理陈芷兰说是陈布雷即能翻译，亮畴不信，马上现场试译一段，都觉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译之。
亮畴又将文字润色一遍，《天铎报》刊之。次日，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被《天铎报》译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团筹建，刘健群执笔草拟《宣言》及《告青年书》。蒋介石指定此二稿必须交由陈布雷修改，当时正撤退，辗转重庆、武汉之间，五易其稿，仍觉原稿难以改好，最后不得已放弃之，由潘公展重新拟稿，布雷加文学润色，才通过。
旧时幕僚，替人捉刀代笔，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即可称佳。《幕学举要？总论》谈到这一点，尝谓“文移稿案，原属平浅。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识笑话就很不错了。
但是陈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写得专业、实用而文章气势逼人，而又妥帖安稳，将难以照顾周到的文章难点处理得恰到好处，可称调和鼎鼐之手。也正因为太过用力费心，惨淡经营，他的身体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属人生壮年，却已无法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