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移灵南下，有数十万北京老百姓参加，侧面表明民众反对专制企求政改的迫切心情。
同是清代的人，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陈子龙、张煌言不但在思想上反清，而且身体力行以求突破。到了清末的知识分子，刘师培、王国维等辈却不是告密就是体贴皇上。
当时妓女都支持革命，如丽文之于方声洞。社会的中下层革命的意识也非常普及，唯独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从中搞怪。
清末民初是万窍怒号、潮流翻滚的时代。陈其美把触觉深深地扎在下层江湖中，他与发源于清初因抵抗清朝后转入地下的帮会势力相结纳。譬如青红帮的势力成为他的敢死队，还有一部分沪军势力后来成为他手下的主力。他不是一般的青帮头子，他超越了的帮会，将那些已蒙上了灰尘的势力洗刷一新，总的说来，就是提携帮会，恢复正道和大道。他运作秘密会社，真可谓滴水不漏，他头脑清晰，胸怀大略，他以恢弘的气势将长江三角连成一片。而他作为策划者、指挥者，整体的战略可谓周密、周全，首先是杭州的光复，然后是推进上海、苏州的光复，接着是常州、无锡先后光复，由此打开江南重镇南京的通道。光复南京后，陈其美发布了文告，说是清朝统治二百多年，“淫戮我子妇，搜刮我财货，窃取我政权，我祖我宗，含痛忍耻……以咨丑类者，故斯冀胡贼能为我保护此土也……”
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陈其美、黄兴等亲往十六铺码头迎接，他并在报上发表专论，说是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个月，当以此日为最荣。当宋教仁主张内阁制的时候，陈其美全盘偏向孙中山而支持总统制，这在客观上维护了中山先生的领导地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态度鲜明，信心坚决。
民国建立后的首度北伐，陈其美与黄兴是最重要的指挥者，他对于募款、武器、弹药、粮食的安排也表现他对军事的考量，孙中山先生说他“措置裕如，士无匮乏，此其于民国之功，故已伟矣”。
机会不能从期待中得来，应该从创造中得来；即使一时不能成功，亦须创造一种大势，把中国引上进化之路，从陈其美所书写的铭文“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志节。
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同盟会时期是黄兴，国民党初期是宋教仁，而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则是陈其美。中山先生评论陈其美“于沪上握东南锁钥，其功最大，为吾党健者。志意极为坚锐，掌总务，实能代弟任劳任怨”。
他以为，革命，尽天职之事。今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建设之道，不可无果。1912年9月，北经京、津时，袁世凯问他的最后打算。答曰：凡有倾覆共和者，我必然反对之；拥护共和者，我当拥护之。其言葆有铁血味道。
应桂馨起先是陈其美的手下，陈公命其护送中山先生往南京。应桂馨曾任卫队司令，又任司务长，而其贼性不改，买菜也要克扣几元几角。后被胡汉民解职。
应桂馨回上海，加入共进会，成员多系青红帮。其美也加入，目的为“余为之赞助，因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取名共进，亦主此义”。（《宋教仁血案》，57页）
陈其美惨淡经营，千难万折。冒万死一生，斡旋中权，赤手反正，使长江上下游一气相衔，最终转移大局，民国之势力乃成，其功至伟。他的手下，多以好男儿自居，身上散发愿为民族牺牲的志气，胸中廓然，只知有国、有民族，不问家业、子女、福禄。好谈兵，好议论古今豪杰成败，其精悍之色，不啻当年岐山方山子。
其美本质上仍为一书生、报人，进攻南京时率领上万人部队，分多路进攻。在当时，亦算大手笔。辛亥年间攻取南京，军火置于首要，他命令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日夜开工，以应前线之需要，并督令制造局造炸弹，工匠赴前线即时修理可用枪炮。他一开始即重视工兵基地。他是文人的底子，军人的成色，当得起“有万夫不当之概，无一事自足于怀”这一副他颇爱书写的对联。郑逸梅记钱化佛口述历史，公推沪军都督之际，“有人说陈英士不过一新闻记者，没有军事知识，不能担此任；有人说民主国家……都督印遂归英士”。（《辛亥革命》第7册，80页）
结果他在一周内将张勋打出南京，逃至徐州。
二次革命后，党人陷入窘境，其美建议孙先生重视东北党务，以作振起、稳定北京，孙先生然之。1914年年初，其美至大连，联络东北力量，其目的一是以身殉国的决心；二是到东北筹款。
中华革命党一事，使他与中山先生形如胶漆，观念完全服从中山先生。1913年年末，从大陆逃亡到日本的一千多名党员需要安置。孙先生此时创办行然军事学社及东京政治学校，培养打击专制的人才。其美与之频繁见面会商，目的在秘密组党。
因按手印一事孙、黄不和，黄且谓有损人权，有失身份。其美到处奔走，说服使人赞成。他说：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如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太迟了。（《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册卷三）
孙、黄闹僵后，黄兴赴美。中山先生修书两通致之，黄兴回复其一。中山说，望兄能静养二年，俾弟一试吾法（《孙中山全集》第3卷，91页）。出语坦诚、磊落。
黄兴赴美后演说，有谓：“目的不是筹款，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可见其气魄毕竟博大。
1915年2月，陈其美致黄兴信函，洋洋五千言，盼他服从中山先生，并析党情：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龌龊败类，覆雨翻云……
关于誓约和手印事，陈其美也专门对黄兴解释：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
中山先生说：党魁犹如傀儡，党员有似流沙。迨夫外侮之来，意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同路人……若口是心非、貌合神离之辈，则宁从割爱。
一般人对按手印、发毒誓甚反感。实则不然，按手印不一定解决真问题，但若真心干事情，按个手印又何妨？若终极目标在彼，则手印、发誓俱为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它是起到约束、鉴别作用的一种不坏的方式。
他分析党人的涣散，思索有以凝聚的方法。党派建设，是走向民主政治必须做的前期工作，无可非议。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局势下就建党分派，那可是不合时宜了。过早地建立分支派别，不仅分散了斗争力量，而且党派多了，便形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各自心里有个小算盘，完全丢失了顾全大局的观念，工作上变得越来越消极。
秀才造反，重文弃武，难怪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之讥。回观历史，哪有纯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写几篇文章，请几个愿就能把独裁者赶跑，岂不成了怪事？万事图个阴阳平衡，闹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其后，党人改变对袁世凯的糊涂认识，决议打击，于是武装斗争推到前台。中山先生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直言之，即是武力。”
1915年夏天，遂组中华革命军，陈其美在上海又组东南军。
陈其美的一生，不畏势力单薄，奋力与举世滔滔之蟒蛇虫豸豺狼虎豹相周旋搏战。他知行结合天衣无缝，充溢大气魄、详策划、细弥缝、力操作，其手腕可惊。他忽南忽北，忽中忽外，参与机密，行侠仗义，奔波之繁，可想而知。精力、智略皆有过人之处，而成时代耀目之符号，实为不知疲倦的职业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