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年(1531) 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内容涉及到明朝皇帝的禁区——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上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薛侃收监，命中央司法机关严肃查处此事，从重治罪。经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细致摸排，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写，彭泽指认夏言幕后所为，纯属栽赃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后，皇帝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其四品官服和俸禄，用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其官职也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如此一来，夏言与张璁这两大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那些在“大议礼”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员也趁机在这时候站出来弹劾张璁，张璁在朝中混不下去，只好打着提前退休（致仕）的旗号离开岗位。张璁并不甘心，虽然他后来又多次回朝想挽回败局，可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言在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地位与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张璁之势。夏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地位与声誉双丰收，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由于“大议礼”事件，官场的士大夫讨厌张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希望能够借夏言之手，向张璁讨回“大议礼”事件的欠债；另一方面，夏言谨慎低调的个人处事风格为自己赢得了市场。
嘉靖十七年（1538），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帝国的新任首辅。
夏言是个权力场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其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夏言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随时为皇帝排忧解难的人。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这个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气，这种人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就连在皇帝面前，夏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姿态。当时在大臣中就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
嘉靖本来也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强势之人，这样就为君臣之间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此时，夏言在权力生涯中的真正对手，已经在黑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施以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权臣，擅专国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
嘉靖时期，帝国先后涌现了四名内阁首辅，其中夏言和严嵩两人的任期时长相加起来足有20多年，整整占据了嘉靖在位45年的半数以上时间。由此可见，两人在明中叶的帝国官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都是江西人，年龄也接近，夏言只比严嵩小了两岁。
两人虽然都是帝国的文官领袖，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并非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贯是江西贵溪，隶军藉，祖上是靠军功博取功名。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隶匠籍，祖祖辈辈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匠人。
严嵩的家族谱系与权力沾上亲，还要追溯到他的高祖父。其高祖父曾经做过省部级高官（四川布政使），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夏言的父亲夏鼎因为投奔在京城任军职的兄弟，才有机会留在京城读书，最后通过个人的努力捞取到进士的资格，派驻地方为官。夏言在京城一直长到十四岁才跟随父亲到地方，所以在他成人之后，能够说一口漂亮的京腔。
两人混迹官场都具备相当高的天份，就出身而言，严嵩的起步显然要比夏言略占优势。严嵩二十岁的时候就通过乡荐（举人），几年后又考中进士，而且还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因此被朝廷以庶吉士的身份选拔进翰林院做编修。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内阁的署衙，内中网罗了天下的许多科举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馆阁的日子里，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在馆试中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
夏言二十八岁中举，不久入国子监读书。一直到三十五才拿到进士资格。他的科举成绩考得并不理想，只能达到第三甲的水平。所以夏言刚进入官场只能在中央行政机关行人司当个办事员，后来才转到兵科给事中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