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俊臣毫无底线的疯狂激起了所有人的不满，不杀不足以向帝国官员交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奏章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武承嗣为首，诸武及太平公主联合上奏，揭发来俊臣索贿受贿、欺压良善等多项罪状，自然证据确凿，立刻逮捕下狱。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权力的勾当。酷吏的手段看着够威够力，但也不是毫无风险的。由于酷吏诛杀的盗贼及吏民太多，对官家权力造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反弹或反抗会成为受伤害方反伤害的利器。受伤害方的被伤害程度是有底线的，而酷吏一再打破伤害底线导致个人的生存风险也不断递增。
所有的人在弄死来俊臣这件事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抱团精神，越审罪名越多，开始说他想诬告诸武和太平公主，接着说他还想诬告皇嗣和南北牙禁军谋反，想把这一干人一网打尽，然后利用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伺机夺位自己当皇帝。
神功元年（697年）六月初三，武则天下令将来俊臣斩首弃市。就在鲜血喷溅的那一刻，围观的人墙突然裂开，强烈的情绪无可遏制，人们纷纷推开刑吏，争先恐后地扑向来俊臣的那具无头尸体。来俊臣在世时，曾经制造了多少起冤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愤怒的人们撕扯着来俊臣的四肢，有人甚至连皮带肉地张口就咬，状若疯癫，凄厉如鬼。他们将来俊臣的尸体挖眼剥皮，撕开腹部，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传说中的“凌迟”也不过如此。人们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会陷入以暴制暴的恶循环。
虽然武则天早知来俊臣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武则天随后又颁布了一道《暴来俊臣罪状制》，在制书中历数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资治通鉴》卷二 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
数日后，来俊臣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让位于天意王道
酷吏是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天下民心。所有的酷吏以为只要自己死忠武则天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机关算尽，他们也不过就是一枚权力世界的棋子罢了。
其实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扒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这本来并无多少异议。不过既然酷吏手中握着的是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会有个度的把握，量的计算。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一样有灰色的界线，一旦突破这个界线，就可能遭遇到来自平民阶层的反抗，施暴者的利益也反过来受到伤害。
这种反伤害权力是平民维护权益边界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时，皇权也会将其义无反顾地抛弃，皇帝清除酷吏也就成为其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酷吏统治只是武则天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她能够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善于运用威刑暴力。
有人说皇帝是被官员忽悠的“冤大头”，那么被皇帝拿着当枪使的酷吏又何尝不是被皇帝忽悠的“冤大头”呢？武则天任用酷吏一直是收放自如，决不是仍由这些人肆虐蛮干。
我们来看一看武则天任用过的27名酷吏，他们的官途真就如同自己酷吏的名号一样酷吗？我看倒是未必，在这27名酷吏中，除傅游艺外，其他如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武则天并没有授给他们较高的官职，只是把他们当枪使，并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系统中占据要位。
对于武则天，毛泽东也评价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说她“确实是个治国人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就是在帝国执法机构的核心层，武则天依然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全等一批执法公正且能力很强的官员。而这些人正是酷吏克星，在帝国的政治体系里，势同水火的两种势力成为武则天均衡权力的砝码。狄仁杰这些帝国良臣所处的位置让酷吏们羡慕得眼里冒血，他们恨不得找机会用酷刑将这些权力正统人士的肉体扭曲变形，让他们体验最为恐怖的精神炼狱。他们想法设法编排罪名，诬陷那些身处显位的帝国良臣。
可是不管他们如何诬陷，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总会出面予以保护。有时为了顾全大局，武则天也会将他们中间的某个人，当众贬官。这不过是做出来的一场秀，因为过不了多长时日，那些被贬之人又会官复原职或者换个位置再升一级。武则天始终把这些优秀大臣倚为股肱，这也是皇权易主，帝国政局依然稳定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