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商纣王天生神力、异于常人，能够偷梁换柱，倒拽九牛，徒手与兽搏斗。此外，他还天赋聪颖，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可见，我们印象中的“暴君”纣王，绝非传统意义上的低智商“昏君”。以纣王独有的天赋，本可治理好国家，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与祖先商汤、盘庚、武丁等明主一并载入史册，扬名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聪明才智未能用到好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他一系列“缺德”的行为中：荒淫无度，宠信奸妃妲己，建造“酒池肉林”；凶残成性，创立炮烙、虿盆等多种变态刑法；残害忠良，就连自己的叔父比干也要“挖心”而后快……总之，纣王的所作所为真算是人性泯灭、罄竹难书，因而在周武王起兵伐商后，早已恨透纣王的平民和奴隶们纷纷阵前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便自焚身亡，商王朝也随之覆灭。至此，纣王终于在史册上稳坐“首席暴君”的头把交椅。
纣王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有才能而毫无德行，有能力而不走正道，并且手握决定权的人，对他人的危害真的是灾难性的。
隋炀帝杨广亦是如此。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年少好学，善诗文，著有文集55卷。开皇元年（公元585年），年仅13岁的杨广被封为晋王，做了并州的总管，拱卫京城。随后，杨广亲率军队统一国家，组织修建畅通国脉的京杭大运河，亲自开拓、畅通丝绸之路，开创科举，修订法律。
不可否认，杨广真的是“太有才了”。但是如同商纣王一样，有才的杨广总是不免恃才傲物、我行我素，由于缺少道德监控和自我约束，导致他后来做出大逆不道的弑父篡位之举。成为皇帝后，他过度沉迷于享乐之中，无心治国，走上了荒淫无道、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唐太宗说过，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经常照照这面镜子，可以好好反思一下个人的德行。商纣王和杨广显然压根忘记了去照这面镜子，结果注定是亡身亡国。有才无德之人，既让人感到可怕，又让人觉得可惜。这种德商为个位数的人虽然不多，可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便会贻害无穷。商纣王和隋炀帝就属于这样的反面教材。
三国曹操帐下有一位行军主簿名叫杨修，这可是三国有名的聪慧人物，只读过三国的人，都会这一人物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实在太聪明了，说他连眼睫毛都是空的，几乎算不得过分，因为他是同堪称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较量过智商的人物，就智慧而言，是能将曹操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的人。但是他空有如此高的智商，却没成什么大事，充其量就做了一个行军主簿，无非军中书记官一类的职务。何止如此，最后送他性命的居然就是因了他的过分聪明。
杨修的确聪明有智，并因此取得了一点成功，譬如当上了行军主簿的小官，而且成就了聪明之名。但是他的德薄，一是不能大成，更重要的是丢了性命。之所以说他德薄，是因为他的显示聪明。显示聪明说明浅薄，浅薄是德亏的表现。倘若再看他对人，就说曹操，本是一位以才智自许、手握权柄的大人物，最忌讳别人洞察他的心事。倘若一位有德之人，必能体谅和尊重别人的这种心理，这从做人上是一种厚道。如何做到尊重，就是装作不知，以满足对方的那颗自尊心。杨修没有这份厚道，便一味地逞露自己那点聪明，使自己距道德君子甚远。另外，即便他聪明，也只是小聪明，智，也是小智。因为他的这种智还没有上升到道德层次，上升到道德层次的智慧，是为人的生活提供价值的理智的定向，也就是在你当下所处的人际关系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那么你杨修置身于曹操的麾下，连如何适应你的主人都不清楚，更谈不上在这种关系中成就群体利益，从而成就自己了。那么他落得如前所述的下场，便不足为怪了。
南梁苏绰强调，“求才艺，必先择志行，志行善者，则举之”。他还论证了如果有才艺而以奸伪为本的人，其为官必致乱。魏征也深知“误用恶人，为害极多”的道理。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对于同党中央不能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极差，思想作风腐败的人，即为“栋梁之才”，也不能选用，思想作风腐败，易“贪欲攻心”，这样的人，才越大，对党和人民的损害也就越大。曾为贵州省第一夫人、时任贵州省政协常委、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身兼数职，国家高级干部，有权有势，却伙同她的儿子、自诩干个副省长都屈了才的刘博，母子二人在贵州仅仅4年，就联手演出了一幕贵州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以权换钱的丑剧。母子俩配合默契，让手中的权力，不断变成金钱滚滚而来，最后终因贪污公款215万元人民币，1.43万美元；受贿1.7万元人民币，1万元港币；挪用公款200余万元人民币，5万美元；伙同他人投机倒把，个人牟利40万元；支持儿子做生意，获取非法利益120余万元；构成严重刑事犯罪。另外，还涉及一串正副厅局级干部贪污受贿构成犯罪的贵州省原时任公安厅厅长郭政民、原外协办主任金鉴明、原贵信公司副总经理宋立权、原贵信公司投资贸易部经理苗建昆、金融部经理高玉成等。以阎健宏为首的这些人都是身居要职的“栋梁之材”，因为德行差，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作风腐败，故他们的才越大，对党和人民的损害也就越大。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我们每个干部，如果不讲政治，不用党性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在金钱和纷杂变化的现实面前，难免会走入拜金主义的泥潭和危害人民的犯罪道路。卢万里、成克杰、胡长青，他们难道没有才吗？他们是才高缺德，使他们晚节不保，为害人民，损害党的利益。可见，一个有才而无德的人，其危险性是极大的。
成大功业者必有大德
只有对道德的深遂内涵大彻大悟，理解通透，才有可能抵达人生智慧的最高境界。
2011年，3月10日，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李嘉诚以260亿美元排在最新《福布斯》排行榜上第11位，蝉联华人首富。毫无疑问，李嘉诚是一位大成之人。探讨李嘉诚成功的原因，到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话题，因为这会奉献给人类一笔丰厚的精神资产。这当然是一篇大文章，早已经有人去做，这里，只是援引点滴，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李嘉诚当年创建长江塑胶厂，把从意大利学来的塑料花生产技术应用上，一时间生意火爆。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出现了降低产品质量来应付订单的情况。结果许多客户对低质量的产品要求退货，银行追债，客户追款，塑胶厂顿时陷入困境，濒临破产。这天，母亲庄碧琴叫李嘉诚：“儿啊，给妈妈泡一道功夫茶。”接着，母亲给他讲了开元寺主持元寂选徒传位的故事，他给两位徒弟一人一袋稻谷，以明年秋季为期，谁收获多就传衣钵给谁。可是，当第二年秋季来到时，元寂却出人意外地将衣钵传给了两手空空的二徒弟。原因是两袋谷种都事先被用滚水煮过。母亲话锋一转：“经商如同做人，诚信当头，则无危而不克了。”李嘉诚深受教益，很快就用诚信打动了相关各方，化危机为商机，而且诚信成了李嘉诚终生恪守不移的原则，也就成了他立足商界，不断成功的基础。
一次，李嘉诚先生从家中出来，正当秘书为其开车门弯腰欲上车的刹那，不小心从上衣口袋掉出一个硬币。不巧的是这个硬币滚落到路边的井盖下面。于是李嘉诚先生让秘书通知专人前来揭开井盖，小心翼翼在井下寻找该硬币。大约十分钟后，终于找到了硬币，于是李嘉诚先生“奖励”这位服务人员100元港币。李嘉诚说：一枚硬币也是财富，如果你忽视它，它“落井”了，你不去救它，那么慢慢地财神就会离你而去。在这一事例中有一个反差，花100元去找一元，得不偿失，但是它启示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这是两笔账，前者是对财富的尊重，后者是对劳动的尊重。
1989年12月31日夜，李嘉诚携夫人出席在君悦酒店举行的迎新年宴会，夫妇俩容光焕发，是宴会上最“抢镜头”的一对伴侣。不料翌日下午，爱妻庄月明却突发心脏病，于医院逝世，年仅58岁。当时李嘉诚也才60出头，身体硬朗，精神奕奕，又是富豪，因此不乏主动示爱的美女。香港不少富商都以绯闻为荣，但李嘉诚始终如一块白璧。港人都知道李嘉诚和庄月明情深似海，所以至今竟无人向他提及续弦之事。
李嘉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李泽矩，二儿子叫李泽楷。在两个儿子读书时，李嘉诚经常带他们到公司看员工们开会，让两个孩子安坐在一旁。他说：“我的目的不是教他们做生意，而是要让他们知道，做生意并非那么简单；要花多少心血、开多少会议、靠多少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一件事。富家子弟等于温室长大的植物，无论是大树或是什么植物，根部一定不壮。若再放纵他一点，将来他一生辛苦。遇到什么打击、面对逆境，他便无法应付。我虽然不是很有本事，但可以说，我这棵小树是在风雨中，从砂石缝中长大的。你可以到山上试一试，要拔起从砂石缝中长出来的小植物相当费劲。”有一天，李嘉诚住处有一棵大树被台风吹倒横在门口，两个菲律宾工人在大风大雨下锯树，全身湿透。李嘉诚立即叫两个儿子赶快起床，换游泳裤，工人锯树，他们负责把树拖开。
谈起父亲的教育，大儿子李泽矩感慨万分：“爸爸很懂得用钱，懂得用钱是指他知道生命中哪些事情对他重要。他觉得如果能在一生中帮助那些较不幸的人，不论在医疗还是教育中，他觉得这样做可使他感觉得更富有……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别人估计不到我们的生活这么简单：但简单不是苦，简单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