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宁波，汽车奔驰在新修的杭州湾大桥上。透过车窗，我看见大桥两旁那碧蓝的海水，无边地涌动。慢慢地，我的眼里也变得碧蓝碧蓝地，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似的。我连忙闭上了眼睛。
迷迷糊糊中我竟然看到了我出生的地方——碧水河。在我遥远的记忆中，碧水河也是这样的碧蓝。那个时候，我总是坐在父亲高大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上，无数次地，往返于碧水河的山山水水之间。
到了上海，我换乘沪汉蓉快速铁路，上海到大别山的特快列车。去年刚通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不止一次地打来电话，大惊小怪地说从上海到家只要四个小时了。而我却在电话这边，数着三二一，猛地掀开酒吧里陌生女孩子裙子，然后不以为然地开着玩笑说，哦，有火箭快吗？
火车的确没有火箭快，但我此刻已是归心似箭。
在车上，我遇到了一位老者。老者鹤发童颜，神情矍铄，看样子很有来头。我记得有个伟人说过，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我想这个老头背后的故事肯定不会简单，就主动和老者搭起讪来。聊着聊着，原来都是大别山人。再聊着聊着，竟然聊到了碧水河。
说到碧水河的时候，老者神采飞扬，眼睛里闪耀着一种遥远而坚硬的光芒，一种类似太阳的光芒。老者说，我就是碧水河的总指挥。
我高兴地说，我就出生在碧水河。
老者说，你父亲是谁？
我说，景远林。
老者说，哦，景远林！他是大别山真正的诗人！
在一路呼啸的列车上，老者的话常常令我惊奇不已。
打开车窗，我试图看一眼那些久违了的村庄、河流、原野……可窗外一片模糊，我什么也看不清。一切在飞速往地后退，记忆也开始后退。我努力地回忆着父亲那日益模糊的身影……
对于父亲的了解，我比不上父亲周围的任何人，甚至比不上父亲的司机小郑。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有一年春节，我回到家里。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父亲的司机小郑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他给父亲带来了一套治疗颈椎的医疗器械，和一些布满英文字母的小塑料瓶子。而在这之前，我却始终不知道父亲已身患多年的颈椎病。
我后来偷偷地跟母亲问起这些事，母亲说，你爸这病都好多年了，没有办法，是职业病。我对母亲说，你劝劝爸，都快退休了，还写什么啊。母亲无奈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的脾气，我没少劝他。可他还是那样固执，不听人劝，没办法。
火车在黄昏时分抵达大别山。我在大别山北站下了车，在车站诺大的广场上，我看见大别山的太阳，还没有落下。我想学着父亲那样，发表几句豪迈的感叹，说几句譬如“啊！我的大别山”之类的话。可我仰望着天空，正在酝酿的时候，突然脚下一崴，我情非得以地“啊！”了一声，然后朝着太阳的方向，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上。
我爬起来，看着北北送我的雅戈尔西裤上，多出了两个窟窿。我有些沮丧。
虽是黄昏，可太阳照在我身上，还很温暖。我打车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楼下的厨房张罗晚饭。母亲见我回了，很是惊喜。我看着母亲笑了笑说，妈，我回来了，我请了三个月的假。
母亲竟然有点不知所措，她连忙放下手里的酱油瓶子说，你爸还在楼上书房整理资料呢，我去叫他下来。
我忙说，妈，你忙吧，我自己上去看看。
我到书房时，父亲正蹲在地上。书房的地板上铺满一叠叠高矮不一的稿件。父亲正专心致志地蹲在地上，整理着那些稿件。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我大声喊道，爸，我回来了。
父亲猛然转过身，他显然想一下子站起来，却由于蹲得太久的缘故，并没有能够一下子站起身来。父亲肥胖的身子一个趔趄，险些歪倒。我准备上前搀扶一下，父亲却笑着朝我挥了挥手。
父亲撑着地板慢慢站起来说，怎么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又请了假是不是？
我说，这次回来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也好。其实这个搞创作啊，越是安静的地方越好，声音多了，越是容易走弯路。不知道我说的你能不能够理解。
我笑着说，理解，理解。
从小到大，父亲对我讲道理的时候，总爱在后面加上一句：不知道我说的你能不能够理解。
父亲知道我又笑他加了后面那句话，拍了拍我的肩膀，神情怡然地笑了。
父亲笑着说，我看你啊，还是不理解，还是不理解啊。
说来惭愧，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读过父亲的哪怕一首诗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父亲的诗歌对我而言，甚至不比一个包子来得更加实惠。
另外，我一直没有读过父亲的诗歌，也是有些客观原因的。屈指算来，从我出生在大别山下的碧水河畔，到现在的而立之年，这前前后后三十年间，我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总共不过五年。
我这次回到父亲的身边，是为了帮助父亲整理出一套诗集，完成父亲退下来后的这点心愿。可我在整理父亲那些陈旧的诗歌手稿过程中，渐渐地改变了我最初的想法。我想静下心来，认真地看看这些诗歌，看看那位老者所说的“大别山真正的诗人”。
当我把父亲以前出版的那些规格不一的诗册，以及整箱整箱的线装手稿，堆满偌大的书房时，我看见父亲正用他婆娑的手掌，像一位老农抚摩粮食一样，抚摩着那些发黄的手稿。我站在父亲身后，看着父亲写下的这满屋满地的诗篇，我想，这些难道就是父亲一生所热爱和追求的东西吗？而我对他们竟然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