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为军事行动“埋单”
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很快就摆在了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桌上。虽然美国大使对“此文不得视为抗议”的附加说明，把美国政府透过备忘录小心翼翼地表现出的一丝不快，几乎也通通抹去了，但币原还是感到了压力——美国毕竟表明它对于发生在满洲的事变并不打算坐视不管。
就在前一天，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致中日两国外长的通告中，要求中日两国：不应进行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一切行为；寻求适当手段，使各自之国民安全及财产不受危害，并使两国各自之军队得以立即撤退。
白里安在致币原的通告文书中说：“余确信，贵国政府必能依照理事会同意的送交阁下之通告，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任何行为。”并顺便告诉他，国联已将有关满洲事件的所有相关文书和理事会的会议记录转交给美国政府，以供参考。
尽管国联的态度尽量做到对中日双方“一视同仁”，但日本政府还是感到了隐隐的压力，因为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既定政策看，它对于可能招致的国际社会的压力，这时还是很忌惮的。
事变爆发时，重光葵在中国。23日那天，重光葵向日本政府发回电报：
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为国家将来计，不胜悲痛之至。既然如此，希望政府应从速禁止军部之独断专行，依照国家之意志，停止军部不负责之不利宣传，更应表明旗帜，确立政府的指导……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因此，应该认识到此次事件能使日中处于断绝邦交状态。长此放任，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策动，日本将受到世界舆论指责。
为什么重光葵会对日本军人悍然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痛心疾首呢？什么是重光葵所说的“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呢？
1931年的春天，若二度组阁之际，也正是币原外交日暮途穷之时。还是在滨口内阁时期的几桩对外交涉中，币原都被政友会和右翼势力指责为软弱，对与日本存亡攸关的满洲问题也没有拿出使国民能接受的方案，而此间，中国正兴起“革命外交”，以谋求巩固国家统一和收回国权。根据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设想，收回国权的计划将分五个阶段，将逐渐收回关税自主权、撤销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和租借地、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和沿岸贸易权。4月中旬，驻华公使重光葵拜会王正廷时，王明确表示，将要收加的租借地中包括关东州，铁路利权中包括南满铁路。重光葵立即回国，向外务省汇报，与币原商讨对策。本来根据币原的协调外交，是想通过对中国“革命外交”作出善意的姿态，来避开中国反帝运动的锋芒，谋求日本在中国的有利地位。但日本国内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内阁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弱，右翼势力越来越嚣张。狙击滨口首相的枪声露骨地展示了右翼势力的肆无忌惮。形势的恶化根本无法阻止，满洲问题从内从外看，都亟待解决。从满洲的形势和日本军部的态度看，迟早不免要发生冲突，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重光葵认为，既然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那么，在外交上，应以“坚实的安排”作为方针。根据重光葵的提议，既然日中关系终究要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那就必须让它“塌塌实实地行不通”。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用重光葵的话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全世界谅解日本在外交上的地位。币原外相和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也都同意重光葵的这一提议。这样，“坚实的安排”就成了日本政府处理中国问题特别是满洲问题的一个原则。
这个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直白地说，就是要利用中国在收回国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本发生的各种摩擦，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日后势必要爆发的中日冲突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种日本已经仁至义尽的无辜印象，避免国际干涉。日本在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之类的所谓中日悬案问题上所展开的铺天盖地的炒作，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这个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可以说是日本政府用心极其深险的一个策略。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使日本外交官“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策略，倒是真的“塌塌实实地行不通”了，当日本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手段以获取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时，国际社会都不可能“谅解”其外交地位——日本政府永远失去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黄金策略”，作为策略的始作俑者的重光葵，又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就在23日币原外相接到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通告的同时，也获知关东军蠢蠢欲动地想向哈尔滨方向出兵。虽然日本政府非常不希望此事国际化，但仍避免不了，那么，现在日本政府也必须满怀惋惜地来收拾局面，并给国际社会一个交待。
事变爆发之初，日本外务省的处理方针是：由日中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而中国政府则认为直接谈判不可能解决问题，打算靠国际联盟的力量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现在，中国已经诉诸国联，国联已作出了要求撤军的决议，但局势还没有变得太糟。虽然国联理事会主席过问了此事，但毕竟是不偏不倚的，至少态度上是如此；美国公使的“附加说明”，也为日本留足了面子。所以日本政府还是有空间与国际社会周旋到底，而不至于对日本的利益有实质性的损害。
经日本内阁的商议斟酌，币原拟好对国联理事会主席的答辞：
一、关于理事会主席通告之第一点，日本军队自事变发生之当初起，其行动就局限于保护侨民、铁道及军队自身之安全。另外，作为帝国政府来说，也始终坚持防止事态恶化之方针，同时希望通过两国间交涉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件。今后也毫无改变此方针之意图。
二、关于通告之第二点，日本军队现在已大部分返回铁道附属地之内；在铁道附属地之外，出于警戒之需要，在吉林及奉天城内留驻少数部队，在其他几个地点留驻若干兵员，然这些皆非军事占领。即是说，日本军队在保护侨民及铁道安全之必要范围内，正实行最大限度之撤退，今后，随着事态之改善，将进一步返回附属地内。由于我方采取上述方针，故请信赖日本政府富有诚意之态度。
在答辞中，币原除了回应白里安代表国联所提出的要求外，也没忘了配合日本在国联的代表所作的阻止此事国际化的奋斗，“希望通过两国间交涉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件”。因为日本的政治家们都明白，国际社会还不会因为日本在中国的冒进就撕破脸——轴心国集团的形成还是几年后的事。只要先给个体面的理由，列强们自会知趣而退。没有列强的介入，中国就是一个软柿子，日本有许多种方法在它身上得到想要的一切。
伪政权中的两个中国人
9月24日，在沈阳出现了一个叫做“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委员长”叫做袁金铠。翌日，维持会张贴布告宣称自己“专为维持地方秩序，所有金融、商业，诸事照常，并设警察自卫，担任治安”，并向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呈“请愿书”，请求日军不要撤走，以维持秩序。27日，该会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并声称暂代省政府职能。
《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业务概况》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因奉天省在事变后，其首脑全部逃走，故首先成立了以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为目的的地方维持委员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以数名比较亲日的在奉天有威望的中国人作为委员。促进其逐步发展，不止于维持省城的治安，进而使其实行奉天全省的行政。
所以，该会名义上是以辽宁地方“士绅和各法团”的名义成立的，可实际上却是关东军指使汉奸成立的。
袁金铠的确是一个在东北很有影响的人物。他1859年生于辽阳县，19岁就中了秀才，一时在乡里因为聪慧而出名。庚子之役后，地方不靖，他开始办理团练，并于几年后出任辽阳警务提调。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发迹，缘于他结识了清末的地方大员赵尔巽，他先后担任过东三省谘议局副议长、清史馆编纂、约法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袁世凯死后，他在北京不得志，遂返奉投靠张作霖，为张作霖出谋划策，深得张作霖信任，张曾对他说：“我之有今日，实赖六兄（指袁金铠）……。”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他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统治东北。张学良主政期间，他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就是这样一个30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东北政坛上的年逾七旬的老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当起了汉奸。
关东军委派了数名顾问加入维持会，最高顾问为满铁卫生课长金井章次。11月2日，关东军司令部致函维持会称：“今后凡呈本军司令官之公文，如无日本顾问之印章及日文者，一概不收。”日本顾问成了签署公文的长官，日文成了维持会的官方文字。
11月7日，维持会发布代行政权的布告，中间有这样一段内容：
惟在此过渡期间，本会因爱护东北人民之故，不能不代行政权。与张氏旧政权暨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
其中，“与张氏旧政权暨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一句，本来在维持会送关东军审查稿中是没有的。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增加此项内容。袁金铠和他的副手于汉冲感到很为难，滋事体大，一旦加入，维持会的汉奸面目将昭然于世人。为此，于汉冲还特地从辽阳跑到沈阳日本总领事馆进行斡旋，但终归无济于事。迫于关东军的压力，维持会在公布文件时加入了“与张氏旧政权暨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的内容。
尽管袁金铠对日本人交待的事，样样都照办了，可日本人对他还是不能满意。袁金铠毕竟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也不是事变前国民政府的东北地方大员，影响力不足，维持会的政令只要一出沈阳城，就会失去效力；日本人拨一拨，袁金铠动一动，贯彻日本人的意图缺乏主动性。所以，日本人打算用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来换掉袁金铠。这个人选，就是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
已是12月的中旬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自愿留在沈阳做“善后”工作的臧式毅，就被关东军逮捕拘禁，内外隔绝已近三个月。13日，关东军突然释放了他。驻奉天总领事森岛守人14日致电日本新首相犬养毅报告军方的目的时，是这样说的：“臧式毅13日夜被释放，已归自宅。据可靠方面情报，军方决定使之收拾时局，且有在本地召集各省政府主席之意向。据说，14日板垣参谋就此与臧进行了会谈。”臧式毅后来的回忆，证实了日本总领事情报的准确性：“次日（14日）突有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来寓，以强硬之口调传达关东军司令官之命令，声称因为要请你担任奉天省长，故将你释放，现在商会正开会推举云云。”板垣在与臧式毅谈话时，还向他提出了一个文件，主要内容有五项：
一、要求臧式毅组建东三省政权组织，充任官吏；
二、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内；
三、国防由日本军队担任；
四、东三省分担日本驻军军费；
五、东三省内铁道由日本经营、使用。
臧式毅被迫在文件上签了字。这一笔签了下去，臧式毅就开始了与日本人的“合作”——做了汉奸。
臧式毅出生于奉天城南三道岗子村，早年追随黑龙江督军孙烈臣，臧平时少言寡语，遇事则能言善辩，工作精明干练，深得孙烈臣信任。1924年6月，臧式毅奉张作霖之命调回沈阳，接替张学良的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一职。张学良曾高度赞扬他的办事能力，评价“奉久（臧式毅字奉久）办事，一板一眼的，有条不紊，作风踏实，让人放心。”张作霖遇炸身亡之后，臧式毅与刘尚清等人商议“秘不发丧”，封锁张去世消息，并且秘密派人告知张学良。由于臧式毅等人的妥善处理，缓和了当时局面，使张学良平稳接管整个东三省，受到张的赏识。1930年，臧式毅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在治理东北财政金融方面颇有建树。任职期间清正廉洁，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后张学良出钱为他购置了一套房子。当关东军想利用他的声望迫其出任伪政府的省长时，他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这位性格刚烈、颇识大体的东北老人一再劝他宁愿一死也不要和日本人合作，可他却不遵母命，出任伪奉天省省长。当这一切成为事实时，其母投缳自杀，以身殉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有不少国民政府东北当局的要员，都先后投向日本人的怀抱，蜕变为有亏于民族大义的汉奸。这其中，既有熙洽这样的前清遗老，也有像臧式毅这样原本清正、干练的官员。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在这些人眼中，日本国力是强盛的，日本军队是强大的，所以他们无法想像抵抗日军所招致的后果；他们甚至幻想着，一旦东北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新政权，中国政府有朝一日重新恢复对东北行使主权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自己有朝一日作为汉奸而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概率，也几乎是不存在的——所有这些，都与日本多年在东北用心深刻的经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少东北的上层人物，已经被日本人用“大东亚共荣”的思想洗了脑。
15日，关东军指令伪奉天市长赵欣伯以“推戴”的形式，在沈阳商工总会召集工商界代表，以“奉天全体民众名义”，“请臧式毅出任省长”，奉天地方维持会自动解散。同时假托商民的名义发表宣言，说“藉邻国之兵威，扫三省之阴雾”，“我三省民众，应与蒋介石脱离关系，一致拒绝张学良，更不承认其权利所辖锦县政府”云云。
臧式毅就这样半推半就地当上了伪政府的省长。
日本方面为臧式毅的政府配备了一堆的日本顾问：金井章次继任了他在维持会中的职务出任最高顾问，财政厅以色部贡、三浦义臣为顾问，实业厅以高井恒则为顾问。开始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拍着臧式毅的肩膀说，你出山就好了，奉天的政事有人主持，日本军队概不干涉新政权之内政。可实际上却是，最高顾问金井章次“主持省政，所有各厅及金融机关之顾问均归其统辖指挥”，由日本顾问们组成的“影子政府”在暗处主政，而臧式毅成了傀儡政府的首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