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先生在《（画说）作者问题研究》一文中，用了很多力量论证莫是龙不是原作者，理由是莫是龙手头拮据、缺少钱财的来源，所以书画收藏不可能具有与《画说》提到的画家相一致的规模，甚至不会有任何计划去收藏——这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很容易让不知详情的读者产生误解。早在70年代，徐复观就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伪与傅申论辩，就已经指出这种学风上的大毛病，可见事非偶然——要知道莫家也不是平民百姓，他的父亲曾任浙江布政使，家里的字画收藏之富，驰誉天下，董其昌就收过不少莫家的藏品。在经济上，即使他没出仕，靠家底也足以衣食无忧，更何况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在眼界与能力上，莫与董没什么本质的差距，他们在画史上同属“画中九友”，董其昌在不少地方对莫推崇备至。开旬玩笑，莫是龙最大的弱项不在别的，只在他短命。否则书画史上董、莫的地位也许就会倒过来。书画家之长寿者往往得大名，今人论及此事，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古人平均寿命很短，大致在四五十岁，杜甫名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嘛，所以，像董其昌这样活了八十多岁，或像齐白石那样活了九十几岁，严格地算起来相当于同时代人活了两辈子。以两倍的时间精力钻研追求同一事业，当然收获就远多于他人。至于反过来享大名的书画家能得高寿，甚至在董其昌时代就已如此，他本人还以“眼前无非生机”、“烟云供养”来解释文征明等书画家高寿，其实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物质条件，因为著名书画家收入丰厚，营养无虞，安逸愉快，家有僮仆，有病得医，这当然有利于养生长寿。
《坛经》说得好，“损彼前人，究竟无益。”研究古人的事业与成就，应当先存敬意，心平气和，方是正途。不敬前贤不要紧，须知尚有后来人。“文革”反敬老尊师，发明了一种借古喻今的阴谋政治手段，也就是根据现实斗争需要，把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思想学术界文艺界人物揪出来批判，以古喻今，影射攻击，这种大批判都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与玷污，孔子首当其冲，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如宋江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天下大乱，人人可以得古人而骂之。盘点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时中国所出的书籍，这种对古人的点名批判专著、小册子，就数不胜数。流风所及，流毒至今，学者中也就出现攻击古人无所不用其极的风气，以大批判大字报的文风写论文或著作，实在是恶浊不堪。“文革”的最大悲剧，不是那些发动者与造反派、整人者的思想观念与态度、语言体系蛮横而无理，而是被整的、旁观的人在思想观念与态度、语言上与迫害者、当权派并无二致，据我的研究与分析，“文革”的过来人，能够不受运动的毒害与污染的，保持着冷静、理智的立场与清醒的头脑的，实在并不多。能够认清所谓“文革”以及历次运动的本质，并且坚定地不同流合污，划清界限，独善其身而又没有罹难倒霉的，寥若晨星。“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昏我独醒”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如果说一个时代都是扭曲变态的，那么就说明瘟疫所及全民皆染。
以启功先生为例，也许是“文革”中抄大字报太多，受了熏染，在《从（戏鸿堂法帖>看董其昌对法书的鉴定》一文，充斥着浓烈呛人的火药味，试摘一段如下：“更可笑的是董其昌把丰氏自书跋尾后边那篇用文征明小楷字体重抄的丰跋认为文征明的跋，在他自我吹捧的那篇跋尾中说：‘丰考功、文待诏（征明）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袭。’所谓‘承袭’，即指共同认为是谢灵运书，这种无中生有的公开造谣，至于此极，竟自骗得鉴赏权威的大名，历三百年而不衰，岂非咄咄怪事。”（《启功学艺录》第207页）这种语气有些不太像学术讨论了，而转为人身攻击，恐怕多少与品德是非成见有关。即使启功先生所言甚是，也用不着使用这种造反派与“两报一刊社论”的语言。启功先生从30年代就开始有研究董其昌的学术文章，开始还平和，后来的态度大致都是戴有色眼镜的，所用语言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极富攻击性，明显是意欲把董其昌批倒批臭。如在《山水画南北宗说辩》中开篇就用了“谬说的捏造者”、“没有科学根据的谰言”等语句。反观他写溥儒的文章，就极尽赞美之能事，平心而论，溥儒在书画鉴定收藏诸领域与董其昌都相似，而且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代笔作风都如出一辙，而启功文中却全力回护。这就是运动给文风留下的痕迹。在书画界启功是我素来敬重的前辈，但是他对董其昌的仇视言辞却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他还用考证来指责董其昌不肯成全亡友的声名，在莫是龙死后故意不止一次有意表明《画旨》是自己的手笔——董其昌真的这样做，恐怕也不该受到这种批评吧？董其昌所做何过之有，学术上的成果难道是可以当人情的吗？说下大天来，能当人情顾全亡友面子固然是君子舍名全交，但是委婉地申明著作权，也不算错误吧？
巧合的是，批判董其昌的启功先生有一本坊间非常流行的《论书绝句百首》，以七绝论书法史、谈书法理论，当今书画界咸叹服不止，以为神。其实，这种体裁乃至这种题材，却是古已有之的，清人吴修的《青霞馆论画绝句一百首》就几乎是原型，不惟形式与调子，而且连诗后有注评也如出一辙。此书对现在的美术界有些冷僻，而在民国期间却是很容易见到的，黄宾虹编《美术丛书》二集第六辑就收录了，另外，北京当年在画界极普及的《湖社月刊》长期连载过，所以，不妨断言启功先生一定是读过而且受其影响的，只不过，没有人指出过《论书绝句百首》与《论画绝旬一百首》在体例上存在的关系，而我也没查找到启功先生自己言及吴修此作的资料。此为插笔，因为与主题不无关系，特附于此，以备后考。
董其昌最后以太子太保一品官衔致仕，从而在官职上超过了历史上的赵子昂，死后被赠以文敏之谥号，又与赵子昂相同，后来被康熙乾隆祖孙两位清帝所狂热尊奉，有似唐太宗之于王羲之，这都是强有力的证据：董其昌不会是一个声名狼藉、作恶多端的人，那时的朝廷是很重视导向的，犯不上把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霸劣绅公开树为文化艺术巨人。任道斌所著《董其昌》有一句“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匍匐五百里来请董其昌为徐氏先人写铭文”，这足以见董其昌在当时的上层精英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中国传统自古以来认为人如其字、人如其画，对书画家的评价首先要看其品德气节，所以，历史上的小人恶人其字其画皆失传。民族气节有亏，还不致命，因为朝代更迭，无论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是后世的历史评价，赵子昂那样事二主、降顺新朝毕竟还是可以理解与宽容的。政治上的立场与功过，也影响不到其文艺作品流传。品德上的小人恶人，则绝无可赦，比如残害忠良的奸臣如秦桧与贪赃弄权的魏忠贤之流，即便字与画再精巧，也注定被丢进垃圾堆。一部中国书画史，几乎看不到生前就遭世人唾骂的小人、恶人、奸臣的作品，董其昌不可能是侥幸的例外！退一万步讲，对于德行不好的书画家，后人除非万不得已不会临习，即使是临习也免不了要加以褒贬以示划清界限。而在董其昌流传下来的书画原作题跋，以及后人临摹董其昌的作品上，并没有这种文字。很多美术史论学者的董其昌论著评传而人云亦云地非议董其昌品德，不知他们如何解释这些不言自明的矛盾？近五十年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可能受毒害最深的就是历史学了，那种带有偏见与蛮横的唯阶级论、唯斗争论给几乎所有从事历史研究与著述的人都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烙印，可谓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这种观念上的误区，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大行其市的，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成为社会上主导的思潮。如今对新文化运动的再评价，已经为有识之士所重视，因为新文化运动是洋务运动之后又一次思想上、价值观上的西化，虽然对于民主、科学有功，但是对传统与文化却未必无害。民国建立之后，社会上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封建的传统开始了全面的批判，从伦理道德到生活习俗，甚至是穿衣打扮，都维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界名人，都以反传统、反封建的姿态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大量著作，他们首先是破坏者，其次才是建设者。作为建设者他们的成绩姑且不论，作为破坏者，中国几千年文化之所以遭受“扫四旧”、“文革”等重劫，其实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逻辑必然结果。鲁迅在呼吁青少年不要读古书时，就埋下了“文革”任何书都不读的种子。从本质上，新文化运动是反文化的、反传统的，也就是以物质为最高价值，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不过就是西化，不过就是经济上科技上强大，而今天的现实已经告诉世人明白了一个道理：经济与科技的强大并不见得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认识到越是没有开发，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越是原始自然，就越是真正的乐土。西藏成为中国最热的旅游目的地，就是一个例证。
童书业是在20世纪最早提起董其昌南北宗这一美术史课题争议的学者之一，连启功都是受了他的论文观点影响才著文评论董其昌，1961年他在《王麓台绘画的评价问题》中，清醒地作了自我剖析：“我个人受了先师王季欢先生和胡佩衡、俞剑华先生等人的影响，也不自觉地成了反‘四王’的一个积极者，并且曾对董其昌——‘四王、吴、恽’画派的理论要害——‘山水画南北宗说’进行了批判。现在看来，‘四王、吴、恽’等人的画，当然是代表封建士大夫、文人的艺术的，过去在绘画史上有名的画家，除了院画家和少数接近民众的画家以及工匠外，也都是士大夫、文人的艺术家。‘四王、吴、恽’并不特殊。不过因为他们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在民主革命反封建文化时期，凡是属于人民的阶级，都应当反对他们，反‘四王、吴、恽’，就是绘画上的反封建，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童书业说画》第312至313页）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董其昌之所以受到充满敌意的批判与冷落，是有着意识形态的深层次根源的，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业已证明远远不如传统文化更为强大。
最后，回到品德与评价这个话题。摘录一段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里的文字：
“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担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莲，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挂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小技！”
说得出这番至理名言的人，其品德、其境界如何，读者诸君当能自己下一个正确的结论。
董其昌是中国文人画的大宗师，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匠，在政治家与学者、作家、诗人之外，他同时还是书法家、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出版家与艺术收藏鉴赏家，这种由王维、苏轼、米芾开创的多栖、多专业、博学多能的文化类型，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董其昌也是举足轻重的奇迹般的大师。参考书目1．伍蠡甫．名画家论．第1版．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88．2．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童书业．童书业说画．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宗白华．艺境．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樊波．董其昌．第1版．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6．任继愈．任继愈禅学论集．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五灯会元．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4．8．董其昌研究论文集．第1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9．澳门艺术博物馆．南宗北斗董其昌，2005．10．《第一影响力艺术宝库》编委会．一代宗师董其昌．第1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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