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露笑笑，又转向阿静：“如果外面满地都是玻璃碴儿，你总得等她穿鞋吧？”
“哪怕满地刀刃啊，是脚重要还是命重要？”阿静不屑地说。
“可是，我认为还是得等她穿上鞋，我一定得等她。”
我固执地说。
阿静气急了，大声冲我说：“阿容，改改你这种老好人的迂腐吧！那种时候，能够拉着朋友一起走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你居然还会傻到等她穿鞋。事实上啊，我敢保证这种时候都老早各自逃命了，谁还等来等去，这是一种求生本能！”她涨红了脸，好似眼前真的来了洪水。
不过争执归争执，并不因此影响我和阿静的友情，毕竟那只是一种假设。这样的假设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我想。
考试如期进行了。从考场出来，我和阿静紧张地对着试题，我发现自己错了很多，而阿静却几乎题题答对。
我惭愧而惶恐了，已看到自己前途不妙。阿静赶紧安慰我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听说这回分配工种，机关里有两个名额，你虽然没考好，但你笔头好，天生就是坐办公室的料。我考得好，也未必是件好事，你想这种考试考的都是技术，你技术越好，就越适合下车间。”
下车间是我们这些待命的人最害怕的一件事，四班三运转，大夜班翻小夜班，不光体力上吃不消，说出去也不好听，恐怕将来找对象都麻烦。
在紧张而忐忑的等待中，分配工种的日子终于到了。
阿静的猜测还真灵验，人事部主任宣布将从我们这批人中挑选两个人去机关工作，剩下的一部分分散到各个职能部门，其余全部下车间。
当阿静以考试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宣布分配到机关时，我真为她高兴。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紧跟着的第二个名字竟然是我。
子露却被分到了车间。
我和阿静同时进了机关，但阿静是文秘，我只做了一个打字员。阿静很忙，每天忙着接待写报告陪领导视察，穿着职业套装风头十足。我也很忙，每天忙着打字复印油印装订。我和阿静同在一幢办公楼一个部门，却通常只局限于相遇时互相点点头。
倒是子露常常来我的打字室。她三班倒，空闲的时间多，一有空就跑来，和我聊天，帮我一起油印装订，还偷偷带了好吃的东西来跟我分享。子露的开朗、风趣和对我的关怀使我在透不过气的忙碌中，感觉到一丝如沐春风的快乐。
如果没有已退职的人事部主任的那一番话，或许我的生活会一如既往的平静，那天这位主任来请我打印一份材料。
“小丁，你和陈子露很要好吧？”不知为什么他主动提到了子露。
“是啊，我和子露、徐静都是从小长大的好朋友。”
“子露这女孩儿真够义气，我现在想想，当初可真委屈她了。”主任忽然叹了口气。我一愣，本能地感觉到了什么。
“你还记得那次分配工种吗？原定进机关的名额里根本没有你，是徐静和另一个人。可没想到子露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晚上找到了我的家。”
“子露拿来了厚厚的一本剪贴本，上面全都是你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她当时又气又急，慷慨陈词。我便故意激将她道，如果我把小丁调进机关，让你下车间，你干不干？没想这小丫头嘴硬，横着脖子说，去就去，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还去找了总经理。总经理居然被她说动，同意让你进了机关。唉，只委屈了子露这小丫头啊！”主任一副内疚的样子。
我脑子里轰然一声，忽然间全部思想都消失了。
当晚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去找了子露。门一开，望着子露这两年因为上夜班明显消瘦的脸，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子露，我值得你那么做吗？”那晚，我翻来覆去只说着这么一句话。
子露笑了，她温柔地看着我的眼睛，说：“值得。因为你是一个会等我穿鞋的朋友。”
假设现在洪水来了，所有的人都在逃命，而你的朋友还在找她的鞋，你会等她吗？
那沓1986年的饭菜票
◆文／陈也
1984年，17岁的我远别家乡到厦门一所专科学校读书。
学校地处郊区，邻近的几条街，学校的饭菜票竟能和人民币一样通用——可以到路边小摊买油条，可以去书店买书，甚至还可以上邮局寄信。当时我正迷上写诗，常常饿着肚子，省下饭菜票买诗集和投稿用的信封邮票。
我的诗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大二那年俨然就成了学校里的小名人。校刊还特意为我作了一个专题，序里我讲述了自己饿着肚子写诗的经历，末尾写道：“我贫，但不穷。因为只要心中有诗，就有阳光，就有快乐！”
专题刊出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位女孩儿敲开了我们宿舍的门，点名道姓地要找我。我并不认识她，但她的美丽却让满屋子的男生睁大了眼睛。
女孩儿大方地走到我面前，言辞恳切地说：“在杂志上看过你的诗，很不错。我想看看你还没发表的诗。”
见我有些狐疑，她立刻笑着递过一沓饭菜票：“如果你不信任我，这是我的饭菜票，可以留作抵押。”
对于穷大学生来说，饭菜票仅次于爱情。现在，一个少女带着一沓可观的饭菜票和一场可能的爱情，敲开了我们宿舍的门。舍友马上起哄，嚷着：“留下来！”他们无缘分享女孩儿的美丽，却打算至少分享她的饭菜票。
我在舍友的怂恿声里打开箱子，拿出那两个写诗的本子，连同那沓饭菜票一起递给她。女孩儿只接过本子，很纯净地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对我说声谢谢，转身就走了。
女孩儿刚走，舍友们便一哄而上夺过我手中的饭菜票，高声地清点数目。总共30元，那差不多是我当时两个月的饭钱。
随后的日子里，我天天企盼着与女孩儿再次相见。
我只能等待，我居然都忘了问女孩儿的姓名和系别班级。
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孩儿却再没有出现，我渐渐担忧起诗稿的命运，舍友们也七嘴八舌地猜测着惊鸿一现的女孩儿。然后一致肯定，准是个小骗子，骗走诗稿自个儿拿去发表，既扬名又得利。是啊，那两本诗稿有一百来首，挑上一些发表，稿费想必比那30元来得多！
想着，我心里特别懊恼。
一个月后，我却意外地收到寄自一座陌生小镇的包裹。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就是那两本诗稿！诗稿里还夹了一封信，是女孩儿娟秀的笔迹：“前阵子太忙了，现在才将诗稿寄还，真是很抱歉。诗稿里那些有折痕的篇章是我特别喜欢的，还抄到自己的笔记本里呢……”
可是，女孩儿却没留下地址。我只有继续等待和企盼，等她来领回自己的饭菜票。直到来年开学，女孩儿却依然杳无音信。那些在我抽屉里沉睡了半年的饭菜票，开始一张张走到我的一日三餐里。
一直到我毕业参加工作，女孩儿都再没出现过。
9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出差去北京，在火车上读到报纸上一篇小文章，作者叫依萍。1986年，18岁的她离家到厦门集美打工，闲时到某专科学校找老乡玩儿，读到了那学校一个男孩儿的诗，很是喜欢。随后，她开始收集男孩儿的诗，也渐渐知道了他为买诗集而饿肚子的事情。在离开厦门回老家前，她特意找老乡兑了30元那所学校的饭菜票，用作抵押，从男孩儿那里借回两大本诗稿，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再从老家将之邮回厦门。她希望，那沓饭菜票能当成“版税”帮助那位愿为诗而挨饿的男孩儿……
读到这儿，我已无法继续看下去了，心里五味杂陈，眼里湿乎乎的一片。下了火车，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报社打电话，询问作者的通信地址。编辑翻查了半天才抱歉地说，那位作者没有留下通信地址，也一直联系不上。
我多想当面对那可爱的女孩儿说声“谢谢”啊。
许多年后，我重回母校，发现从前的那所食堂早已改用磁卡打饭了。看着一手拿碗，一手拿饭卡的年轻校友，我不由感慨良多。
也许和许多事物一样，饭菜票很快也会成为历史，并被人们淡忘了吧，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遗憾将永远无法从我的记忆里抹去，譬如那年女孩儿纯净的笑，譬如那沓1986年的饭菜票，譬如那珍藏心底的温暖与感激……
有些人有些事有些遗憾将永远无法从我的记忆里抹去，譬如那年女孩儿纯净的笑，譬如那沓1986年的饭菜票，譬如那珍藏心底的温暖与感激……
怀念14岁的一辆自行车
◆文／玄圭
詹西初一下学期转到我们班上来了。他是在原来学校打架被开除后，转到我们这个乡下学校来的。詹西原本就背着不光鲜的过去，到我们班后却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成绩差、扮清高、奇装异服、特立独行，但差不多所有的老师都包容着他。那时詹西在我们眼里是异类，而他从落草我们班的第一天起，就似乎抱定了不与众人为伍的决心。我们都很有“自知之明”，也没有谁准备去“高攀”这个城里来的人。
詹西有一辆黄白相间的山地车，据说还是从千里之外的家里托运过来的。有高高的座凳，车把矮矮的，并不高大的詹西跨在上面，上身几乎和大地平行。他骑车总是风驰电掣，像一尾受惊的鱼在密密麻麻的放学人群里麻利地穿梭。这是一个让人生畏而又常被同学私下狠狠贬斥的家伙。
初二一开学，老师实行一帮一对策，倒数第一的詹西被分配给了第一名的我，他成了我的同桌。当詹西嚼着口香糖，将书桌拖到我旁边的时候，我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很伤心很绝望。我的哭没有任何酝酿过程，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原因。
班主任走过来安慰我：“斯奇，你是班长，应该帮助詹西。”我还没说话，一旁的詹西却发话了：“觉着委屈把桌子搬出去，我都没说嫌弃！”哭归哭，我是班长，应该带头承担班上的艰巨任务，所以詹西最终还是我的同桌。但是我心里暗暗发誓，宁愿被老师骂，我也不会帮助詹西提高成绩的，我巴不得他剩下两年的所有考试次次都垫底。同桌三星期，“三八线”分明无比，从没说过一句话。
有天下午，我穿着城里的姑妈买给我的一件雪白的连衣裙，一整天都很是得意。最后一节课上了一半，从没跟我说过话的詹西突然塞给我一张纸条：“放学后我用单车载你回家。”我的心突然怦怦地跳起来，14岁的女孩儿第一次收到男生纸条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使这个男生是我一向都鄙夷不屑的詹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动都不敢动。他却在一旁“噗噗”吐着泡泡糖，见我没反应又塞过来一张纸条：“我必须载你，放学后你先在教室坐一会儿，等人都走了后我们再走。”
剩下的半节课我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紧张和惶恐。心想：这个小古惑仔要胁迫我的话，我是一点儿辙都没有的。何况我靠墙坐着，詹西坐堵在外面，想逃脱都没有一点儿机会。
放学了，同学们做鸟兽散，詹西一反常态没有冲出去。我认为他要跟我说点儿什么，但是他兀自趴在桌子上画漫画，只是头也不抬地甩了句：“再等一会儿我们走。”他说话冷冰冰的，语速又快，我不敢不从，怕今天得罪了他明天就遭到毒打。要知道他曾经聚众打架连人家鼻子都砸歪了。
我们走出教室的时候，发现校园里已经空无一人。
詹西先在后座上垫了一张报纸，然后上前去支起车子，也不说话，意思是要我坐上去后他再骑上去。可是他的车子实在太高，我爬了四五次才爬上去。他戴上墨镜，弓着身子，也不事先要我抓好就开始疯狂地蹬车。我惶恐地问他：“詹西，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说了一个字：“家。”我的声音发抖了：“谁家啊？”他的声音提高八度：“废话！难道我把你带到我家里去？”我不再作声。车子拐出校门，詹西走的是去我们家的那条路，是一段小小的斜坡，詹西很卖力地蹬，我坐在他后面，像一只胆小的小老鼠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作为一个14岁的乡下姑娘，这种看不出理由和后果的事情，我还找不到方式应对。
从学校到我家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一直害怕在路上碰到同学，但是快要到家的时候，还是碰见了一个。
他看到我坐在詹西的车上就大声地嚷道：“哈哈詹西！哈哈斯奇！”我正要说话，詹西怒喝：“理这些无聊的人干什么！”我便闭上嘴，可是心里很不安：同学要认为我和詹西谈恋爱可怎么办呀？
他一直把我送到我们家院子里，我一跳下车，他转身就走，对我的“谢谢”不做半点儿回应，整个过程我都处于蒙昧和惶恐中，不知道詹西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进屋后，妈妈突然拽住我：“丫头，你裙子后面有好多墨水！”我惊诧地扭过头，看到自己雪白的裙子上有一大块墨水，还没完全凝固。妈妈在一旁数落：“这丫头，裙子脏了也不知道。从学校到家这么远，不知道让多少人看到了！”
如果没有詹西用他那辆鲜艳的单车载我回家，我那被“污染”的白裙子就会被很多同学看到，而那些男生一定会笑死我的。那个一向让我讨厌的詹西，却用那么巧妙的方式避免了我的颜面尽失。
第二天见到詹西，他一如往常地坐在那里，一如既往地视我为空气。我坐下来，轻声地跟他说了声：“谢谢！”他似乎有点儿不耐烦：“没什么啦！”从那一刻起，我对他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那以后我很多次主动去帮詹西，他不怎么配合，但是我愿意这样“自作多情”厚脸皮地帮助他：主动给他讲解难题，提醒他上课不要看武侠小说，别人讲他坏话我也替他辩驳。詹西对我的好意从来都不以为然，他似乎对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丝毫没有兴趣；他的成绩后来有所提高但依然够呛；他也没再“强迫”我坐上他那辆很炫的单车。
初三下学期，詹西回到他的城市。他走得毫无预兆，离开之后班主任才通知我们。詹西的离开可能对其他同学造不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从那天起，常常想念并感激着他，以及他那辆温暖美丽的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