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它，多亏了他们，我们没有精神崩溃，成为疯子。当我在细致入微地描述舞厅里珠光宝气、锦衣华服、踩着沙皇乐队的鼓点跳华尔兹的英俊军官和伯爵夫人的时候，我们便忘掉了臭虫、脏卫生巾、寒冷、饥饿、肮脏、咸水、伤寒和痢疾。
疾患与灾害
我们在狱中经常会罹患疾病，“死”过不知多少次，但我们总是安然无恙地从死神手中逃了出来。我们受到了一位神秘的神灵的保佑，它尽管未能让我们躲过牢狱之灾，但它毕竟让我们侥幸地活了下来。
有些病是相当厉害的：高烧、感染、莫名的病毒……当然还有一些小病小灾的，比如咽炎、气管炎、头疼、牙疼、痔疮、风湿等。这些虽算不上要命的病，但却也没让人少受罪，因为我们什么药也没有。我们只是用橄榄油来对付各种疾病。
玛丽亚得了严重的厌食症。她发高烧，出虚汗，整天躺在床上。我不得不每天给她又擦又洗四五次。然后，再用尼多牌小奶粉罐装上阿苏拉烧开的热水，压在她的腹腔神经丛上。这是我们治疗各种焦虑症唯一的秘方。
我们中，身体最弱的要数米丽阿姆了。她一犯癫痫病，精力耗费殆尽，浑身乏力，只好躺在床上。服了药之后，精神简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她在床上躺了几乎有8年时间。必须逼着她经常擦洗身子。
可怜的米丽阿姆的严重的痔疮，经常要犯，严重时每天会流出好多的血。我每天都得用水给她擦洗，免得痔疮感染化脓。我只要一碰到伤处，她会立刻疼得蹦起来。在这种条件下，是不可能去什么卫生间的。另外，她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到了最后，她的身体真的是要垮了。可以说她简直就是命悬一线。没有食物，再加上失血过多，她患上了贫血。但是，她硬撑着。我们没有听见她哼过一声。我央求波洛替她请一位医生来看看，但是，那混蛋却置之不理。她的牙床发白，脸色发灰，指甲也都掉光了。她正在我们的面前慢慢地死去，可我们却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病痛折磨着。
除了病痛而外，我们还得面对一些不速之客，它们身上往往带着传染病菌。大雨倾盆时，数千只的雨蛙会掉到地上来。我们用桶把它们捉住，装上，一次可以抓到几公斤，把它们拿去给阿代拉蒂夫玩。每次大雨过后，阿代拉蒂夫总有很多雨蛙可玩上好一阵子。
另外，蟑螂肆虐，一个个全都大大的，黑黑的，亮闪闪的。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它们总在到处乱蹿，搅得人心烦。我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感觉得到它们在我身上蹿来蹿去，凉冰冰的，长须磨着我的肌肤。
我们牢房位于一座水塔的下方。即使是夏天，墙壁都在渗水。蚊虫肆虐。天花板上落满了蚊子，一到夜晚，它们便像战斗机似的嗡嗡叫着俯冲下来。我们只好搞起一个打蚊子比赛，每到周末总结算一次，优胜者可获得一只鸡蛋的奖赏。玛丽亚是这种“歼灭战”的冠军得主。
每当春天来临，燕子便会飞到我们牢房对面的矮墙上做窝。一开始，我们还是挺喜欢它们飞来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在长年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得到一点消遣。我们一直观赏它们足足有两个星期。同一对燕子年年都会飞回来。它们搭巢，交媾，母燕下蛋。
我们对它们的每一个阶段都要评论一番，特别是在它们交媾期间。它们并不是交媾一次就满足了。整个白天，我们都听见那“啾，啾，啾”的叫声，那是公燕正在干事时发出的呻吟声。
可是，燕子也给我们带来了跳蚤，咬得我们够戗。它们专咬我们的胳肢窝和大腿根，痒得我们一个劲儿地又抓又挠，连血都挠出来了，又痒又疼。
几天之后，我们的阴部便肿了起来，肿得非常厉害。我们像往常一样，自我解嘲，还对其他牢房里的人开玩笑地说：
“这下好了，4个姑娘从今往后都长睾丸了。”
小家鼠倒是可爱得多。它们个头儿小，跑得快，到处乱钻，夜晚钻出洞来，爬到我们的床上。它们比大老鼠好得多，大老鼠不怕鼠夹和鼠药，到了大旱季节，更是猖狂得不行。我们还抓住其中的一只母鼠，把它养了起来，取名为“贝内旺”，爪子短短的。它后来因为吃得太多，撑死了，与我们正好相反，我们则是饿得要死。
这些老鼠，我已经说过了，在我们的“粮食仓库”里可是开心了。它们见什么啃啮什么，满地拉屎撒尿。我原有一件粗羊毛的酱紫色长袍，旱季到来时，我便将它挂在门后面的一颗钉子上，某年冬初，我同往年一样想去取下来穿着过冬。可是，我一看，吓了一跳，只剩下领子、前胸和折边的一点边饰了。它们像遇到一切可食之物似的，把它几乎啃了个精光。
有几个月工夫，牢房里总散发出一股恶臭。我拼命地洗脸洗手擦身，洗涤衣服，四下寻觅，但总也找不到恶臭的原因。妹妹们帮我翻开床垫来找，原来是一只母老鼠带着一窝小老鼠躲在里面，找点热乎气，被我睡觉时不小心全给压死了。于是，我们便将老鼠们的尸体捡出来，那股恶臭简直能把人熏死。
我还得提一提那些蚂蚱，天一热，它们的歌声便四下里响了起来，悦耳动听。
还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蝎子，满地儿爬，始终陪伴着我们。
在我们所有的不速之客中，老鼠是最让我们头疼和害怕的。每天夜晚，发电机一停止运转，它们便立刻前来拜访我们。我们蜷缩在床上，吓得心里发毛，焦虑不安地在等待着它们的撤退。对它的“亲切问候”，我们真的是不敢恭维。它们成群结队地从洞中蜂拥而出，相互挤着争着地从铁皮门下钻进屋里来，呼啦啦一片，个个奋勇，只只凶恶。它们的奔跑声打破了寂静。它们爬到床上来，但却没有咬我们，只是在我们那吓得瑟缩的身子上奔跑着。
当看守们安放好捕鼠器时，它们就变得更加地具有攻击性。干旱使它们缺少食物，没有什么可吃的。它们甚至发展到连大白天也跑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找吃的。
有一只肥硕的母老鼠，身后总是跟着两只小老鼠。据说小老鼠身上有跳蚤，带有传播鼠疫的病毒。我想要证实一下。在妹妹们的帮助下，我抓住其中的一只小老鼠，摁在墙根，用一根小棍子扎上去。一时间，成百上千只红红的跳蚤跳得牢房里满处皆是。地上落得满满一层，看得我头皮发麻，心里恶心得想吐。
我决定主动出击，又向一只老鼠下手，用小棍子追着它打。那老鼠大概是又气又怕，身子突然间胀大了许多，毛全爹起来了，活像只小猛兽，露出门牙来。
我在给自己打气，心想：
“不就是一只老鼠嘛！”
当我正要击中它时，它却一下蹿到了墙角上面去了，居高临下地跳到了我的头上，吓得我一声惨叫。妹妹们连忙上前来想帮我赶跑它，我却一把将它攥住，把它弄死了，但看到它的尸体，我心里又难受起来。我感到自己好像是杀了一个人似的，因为它还剩一口气，还在呻吟，那呻吟声真的在刺痛着我的心。
渐渐地，老鼠们光顾我们牢房的间隔拉长了，后来，只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们的来访；它们来得少了，我们反倒觉得有点空落落的。后来，我们之间还因为自己怎么这么犯贱而彼此大开玩笑，开心得很。
我们经常会问米丽阿姆几点钟了。
她总是回答说：
“老鼠们一会儿就会来了。”
幽默
在塔玛达格特，有一个宪兵队长名叫沙菲克，他的脚一不小心踢着桌子，疼得厉害。他觉得很没面子，脸涨得通红，还学着我们的腔调儿，故作矜持地说：
“我不小心……”
还有一个班长，人称“布拉罕班长”，而我们则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卡帕西柯”，因为他的模样很像我们家原来的一个名叫卡帕西柯的厨师。此人走起路来，总是两手插在裤兜里，身子摆动着，下身的那玩意儿在长裤里左右地晃动着。
有一天，在交谈时，他用指头指着自己的脑袋对我们说道：
“我呀，这里面装着所有的一切，里面像是电子装置，一切信息都从这里出来。”
从此，凡是谈到某某人很聪明时，我们彼此就看上一眼，用手指指脑袋，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靠着这些幽默的事情活下去，特别是处于最艰难的时刻。自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彼此之间便常常要幽上一默，嘲讽一下让我们极其痛苦的一切，嘲讽一下别人，当然，首先是嘲讽一下自己，自我解嘲，苦中作乐。我们含沙射影，我们使用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听明白的暗语。
这种每时每刻会心的交流使得我们既可避开看守，又能加强彼此间的沟通。
1977年9月，国王的妹妹内扎公主因车祸去世。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她的死亡的，我们非常爱她，所以她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是，我们的那种嘲讽一切的思想又占了上风，我们彼此间就说道：
“如果我们得以走出牢房前去参加守灵的话，我们将混在塔尔巴中间……”
对于这些丧礼“雇佣军”来说，守灵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在苦主家（都是有钱人家或有头有脸的人家）趁势大快朵颐，美美地吃上几顿。我们就在设想，如此一来，我们穿上塔尔巴应该穿的丧服，没人认得出来，就可以把所有能弄到的食物全都藏在我们的长袍子里，带回牢房里来慢慢享用。
为了逗乐，我们还互相取了绰号，时不时要喊一下绰号，以示嘲弄。
与世隔绝的二十年
多亏了我们的那台收音机，我们可以获知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拉乌夫白天都在听收音机，然后他把听到的世界新闻告诉我们。他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了“电话装置”，我们可以收听到他“广播”的文学频道、摩洛哥和法国的政治新闻。我们还可以收听到法国国际台、法国国内台、欧洲一台的新闻。
我甚至可以听到著名的笑星、谐星、歌星的节目。我们没有他们的照片，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我们就根据他们的声音，来想象他们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唯一的同伴。他们给了我们许多，我们欠他们很多。
是他们帮助我们存活了下来。多亏了他们，我们才得以与社会维持着一种联系，如同海难中落水之人爬到了一座小岛上。
有一天晚上，米歇尔·若贝尔做客广播电台，谈及摩洛哥的问题，著名主持人贡扎格向他提了一些有关柏柏尔人的问题。我嘴里发干，心在跳，屏住气在听。我知道我们家会被提到。
“米歇尔·若贝尔先生，大漠中这个自豪的民族的象征是不是乌夫基尔将军呀？”贡扎格向嘉宾提问道。
这位法国部长说了一声“是的”，然后很快就转换了话题。可是，在我那漆黑漆黑的牢房里，我的心里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欢乐。我听见我家的姓氏了。我还存在着。我们全都还存在着。我们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
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着一堵厚厚的墙。看守们什么都不让我们知晓，甚至在给我们送来食物后，也要急急忙忙地把包裹肉类或蔬菜的报纸撕成碎片，使我们无法知道日期，也无法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尽管看守们如此地小心谨慎，但是，阿苏拉和阿利玛总能时不时地偷到一小块被撕碎的报纸。拉乌夫从这些破报纸中留下了半张撕坏的，上面有一幅照片让他视若珍宝，浮想联翩，那是一位半裸的美丽绝伦的金发女郎的照片。他把这幅照片与收音机、话筒等精心地藏在一起。这些成了他的“圣经”，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我们常拿他开心，老要问他他“亲爱的未婚妻”的情况……后来，通过同样的渠道，拉乌夫又弄到半张撕毁的报纸，上面也有一幅照片，不过却是一位蓄着胡子的肥胖的男人。为了报复我们，他就说那是我和妈妈的情人，转而开始嘲笑起我们来。
还有一次，我得到一幅朗斯足球队的一位球员的小照片，他肌肉发达，身体健壮，我欣赏得不得了。
我们全都非常喜欢足球，而我则是头一号的足球迷。世界杯赛时，我们不得不把嘴巴用布塞上，免得叫出声来，特别是有法国队参赛的时候。
我至今仍记得，1982年，法国与德国的一场著名的比赛，当时法国队在最后以点球决胜负中败北，我们真的是先提心吊胆后沮丧绝望。妈妈用破布缝制了一只“足球”，让阿代拉蒂夫在牢房里对着墙踢，锻炼身体。我们还给他讲解足球规则，随后他也成了一个小足球迷了。
通过收听收音机，我了解了女权主义、性解放。我如果是自由人而非囚徒的话，我是会追随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肯定是会与她们并肩战斗的。我被伯诺亚特和弗洛拉·格鲁尔迷住，我被米莉艾尔·塞尔夫迷住，我被蕾吉娜·德弗尔热同她所写的《蓝色自行车》迷住，我甚至有点嫉妒她因这部小说而一举成名：可我，却只能拼命地回忆自己的过去，用我的方法完成自己的文学心愿。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到收音机也成了我痛苦的根源。当一部新的影片上演时，我心里总是在想，我本来也可以在这部片子里扮演一个角色的。当罗伯尔·奥桑组团排剧的时候，我整夜整夜地梦想着能够参加。
当我听到记者在介绍科技进步、创造发明、彩电、录音机、录像机、计算机、协和式飞机或子弹头列车的时候，我恨不得要把收音机给砸掉，因为这些消息正好刺到我的痛处，使我倍感落伍，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真的有点痛不欲生。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与世隔绝了，与一切隔绝了。
我们彼此之间只好互相宽慰，幻想着等我们出去之后，我们的星球将是最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将是为我们这些喜欢坐着或躺着的人所创造的。我们将可以通过遥控来做早餐、晚餐，来完成一切日常的生活起居。我们这么畅谈着，幻想着，这是我们最高兴最快乐的胡思乱想的时刻。
可是，等广播一结束，幻想也就随之停止，我们又回到了黑漆漆的牢房之中，什么都没有改变。
黑夜
我们无事可做，只有靠思考再思考、询问再询问来生活。白日里，我们的头脑全都处于工作状态。夜晚，情况则更糟，往日的生活蜂拥进入我的脑海之中。我的现在只是个虚无，而我的未来又并不存在。
当妹妹们终于睡着了之后，我往往会从床上下来，面对那个小窗洞看着一角天空。我在痛斥真主。我总要问我妈妈，世界上存在着这么多的莫名其妙的丑恶，她怎么还能相信真主呢？我不仅仅是在考虑我们自身，我被纳粹德国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残忍所惊骇。
“如果真的有真主的话，”我问妈妈道，“那他怎么会容忍这样的大屠杀呢？
我只有在想要谴责真主，向真主说我反对他时，才会想到真主的存在。不过，我有时也禁不住会屈服。我曾因为一句亵渎的话语而非常恐惧，害怕受到惩罚，于是，我便向真主祷告说：“我错了，我收回我的那句话，我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不过，我得实话实说，我等着你显灵，向我明示。”
说完之后，我便凝望着那一角天空。但并无什么真主显灵的迹象。夜黑漆漆的，如同我们的生命，如同我们的思想，一片漆黑。
我总是在焦急地等待着黑夜的到来，好给我带来安宁平静。白天，我戴着面具，我是坚强的、有权威的玛丽卡，是给予他人力量的玛丽卡。一到黄昏日暮，我便开始剥去我的伪装。我终于感到自己与其他人一样了：在睡梦中，我们大家都一个样，没有任何的伪装，无谁强谁弱之分。
不过，我脑子里仍然是纷纷扰扰的，心绪怎么也难以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