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商定去宾馆的小录像厅待着。我们先前发现它时，就把它当成了我们的避难所。它是一个极佳的藏身之地。我们在里面看着百看不厌的彩色电视。我们不懂什么卫星转播，弄不明白怎么西班牙的电视频道在摩洛哥也能看到。
贝尔纳·达尔特维尔律师4月23日早上很晚才来，由背着照相机的埃尔维·凯里安陪着。在机场，没人间他们采访的对象是谁，很顺利地就放他们入境了。但当他们回去时，情况就不同了，被警方盘问了两次才放行。
达尔特维尔律师跟我们说法国很愤怒，发表了谈话，法国的人权组织也发表了声明。他向我们信誓旦旦地说，法国的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我们的利益则更加重要。然后，他把密特朗总统的电报给了我们：
“你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尽管世界上还有成百上千万的儿童在遭受迫害、屠杀、监禁，但是你们将是唯一没有屈服、继续坚持斗争到底的人。”
他让我们在一张纸上签字，声明我们承认基埃杰曼律师事务所被授权为我们辩护。然后，他对我们说，得为我们拍照。正当凯里安要按动快门时，门开了，那个在我们出去之前盯了我们很久的服务生出现了。
达尔特维尔律师约我们晚上再次见面。他走了之后，我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我们终于翻过了喜马拉雅山。我们引起了媒体和舆论的关注，有人听我们陈述了，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了。整个白天，我们这种心花怒放的劲头在不断地增强，我们一个劲儿地谈论着胜利在望，我们很快就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了，我们全家人眼看就要团聚了。
晚上，达尔特维尔律师独自一人来了，他告诉我们说，一切安排就绪，定于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让我们离开。我们得先去丹吉尔，一进到法国领事馆，就安排我们搭乘飞机，飞往法国。
我怀着某种忐忑的心情提醒他说，事情已经暴露了，宾馆服务生撞见我们一起待在录像厅里，宾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怀疑。这么等下去，肯定非常危险。达尔特维尔律师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叮嘱我们多加小心。
待他走后，我们更加地提心吊胆，惴惴不安。
入夜，我们往宾馆客房部走去。我们肚子很饿。3天来，我们只是喝点咖啡，抽几根烟。各处餐厅门口都竖着牌子，画着彩色立体状的饭菜十分诱人，可是我们只能买点奶酪和面包，大家分分。我们走到了那对西班牙夫妇的房间旁，敲了敲他们的房门。
那个男的开了门，他穿着裤衩，顿时一愣，看了看我。
“点炮？”我面带温柔的笑，用法语问道。
这个词是世界各国时尚男女的流行语，像芝麻开门一样。
他也笑了，请我们进屋里去。他妻子没穿衣服，躺在床上，见我们鱼贯而入，一声尖叫。那男子立刻走上前去吻了她一下，让她镇静下来，随即便请我们在长沙发上坐下。通过对他俩3天的仔细观察研究，我们知道他俩“志同道合”，在吸毒、做爱、游玩等方面，趣味相投。
他卷了一支烟，抽了几口后，递给她妻子，然后又递给我们。我们假装也抽了一口：我们吸取了咖啡药的教训了。拉乌夫模仿路易·德·菲奈斯在《圣特洛佩的警察》中的表演，把那个“炮”递给了我，神情专注地说：
“爱，爱……”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那对小夫妻也学起我们的样子来。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这么大笑不止，是那支“烟”使然。
他俩已经抗不住了，终于睡着了。我们也倒在长沙发上睡了。
东方拂晓，鸟儿唧喳，吵闹个不停，把我们给吵醒了。那对西班牙小夫妻异样地看着我们。他们似乎对我们出现在他们的房间里颇为惊诧。然后，他们便想起了昨晚“点炮”的事来。那年轻的西班牙女郎温柔亲切地让拉乌夫去洗手间。
我们每人轮流彻底地洗漱了一番，这还是4天来的第一次。通常，我总是避开镜子，怕看见自己的那副尊容。为了遮丑，我拿起架子上的护肤品，狠命地抹了又抹。玛丽亚也学着我的样儿，抹了厚厚的一层。
我们与他俩告了别，一再地表示了我们的感谢。我们径直走向酒吧厅，去等达尔特维尔律师。
这时候，我们突然听见总服务台在喊：
“乌夫基尔小姐电话……”
我装着这不是在叫我的样子。我不是叫阿尔贝蒂尼吗？
说实在的，我一直不相信我们会摆脱困境，即使是胜利在望了。本能在提醒我，我们会被抓住。即使是当我们沉浸在欢乐之中时，我也没有低估我的敌人。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已经下了赌注，那就去争取最好的可能性。
我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感到自豪，父亲在世的话，也会为我们而骄傲的。
“乌夫基尔小姐电话……”
已是1987年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点25分了。我扭过头去朝宾馆大堂看去，没看见达尔特维尔律师的出租车，倒看见一辆警方押送囚犯的警车在玻璃大门前停了下来。
从警车上下来了十名警察，身着黄色警服，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接着，一辆、两辆、三辆……一共10多辆警车开了过来。
从每辆警车上，又下来一串警察。
我用胳膊肘触碰了一下拉乌夫，悄悄地对他说道：
“有警察。是冲我们来的。”
警察迅速跑步进来，分两排站好。那对西班牙小夫妻刚往下走，来找我们，一见警察，立刻返身，跑回去了。
他俩除了“点炮”而外，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被逮捕
五六名警察冲向我们，其中一位命令我们拿出身份证来。
“你是玛丽卡·乌夫基尔？”
“不是，”我高傲地回答道，“我姓阿尔贝蒂尼。”
我豁出去也要保持住尊严，以摆脱困境。拉乌夫也大声说自己叫阿尔贝蒂尼。那个看上去像是头头的人转过脸去，冲全副武装的手下人示意，后者立刻向我们围上来。但那人又一示意，让他们停下。逮捕我们不能弄得太显眼。那帮警察穿过走廊，一边推搡着我们，还猛摁我们的头，让我们低下脑袋，两旁的人见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突然间，我们瞥见了那位老妇人和她的儿子，以及又走回来看究竟的那对年轻的西班牙小夫妻。
警察把我们推上一辆囚车，带到丹吉尔警察局去。在警察局大门口，他们排成了两列，像树篱一般，仿佛是在夹道欢迎我们。他们全都在以崇拜的目光看着我们，其中有一个还热泪盈眶。此时如果他们向我们鼓掌欢迎的话，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当官的是从拉巴特来的。他们还真把我们当一回事，像英雄似的对待我们，这更增加了我们的自豪感。我们从他们所有人的眼神中，看到的只有尊敬。
他们让我们量了身高、体重，按了手印，然后，让我们进到栅栏隔离室。当我们看见警察分局局长当着我们的面在给内政部长德里斯·巴斯里打电话时，我们的自豪感更加地增强了。
“阁下，我向您保证，我们已将他们逮捕了。我以我的孩子们的脑袋担保，阁下，他们就在我的面前。没错，共4个人：玛丽卡、拉乌夫、玛丽亚、阿代拉蒂夫。是的，阁下，是我亲自带人将他们逮捕的。是的，没有闹出什么大的动静，阁下。”
在一个角落里，“大盖帽”们在彼此嘀咕着。他们匆匆地下达了命令，让人把阿代拉蒂夫带走了。我一见弟弟被带走，几乎要疯了。我担心他们想利用他来迫使我们就范。仿佛是在证实我的担心似的，他们全都很严肃地盯着我和拉乌夫，借以向我们传达消思。
那些小警察们见我那么惊恐，便随意地走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们不用害怕。那些当官的想要震慑住我们，但我们却获胜了。我们向政权进行了挑战，与国外进行了接触……与我们相比，他们相形见绌，没有出息。
渐渐地，看守们胆子大了起来。他们不再是以目示意，而是直接走过来跟我们说话。
其中有几个还哭了起来，还有的是从小就认识我们的。当我们还住在公主街的时候，他们还是我父亲卫队的成员。有些人在塔玛达格特时，还是地下交通网的一分子。
“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他们说，“你们替柏柏尔人增了光。你们让你们的父亲死而无憾。”
那些官员走了进来，一番甜言蜜语，亲热过分，弄得我们不敢相信他们。分局长开言道：
“你们不用害怕。你们的小弟弟会受到很好的对待的。他与我儿子一样大，我还参加过他的洗礼哩……”
然后，他便让我走出栅栏隔离室。在上楼时，我又问一个警察，阿代拉蒂夫真的没有任何危险吗？
“真的没事……没有谁敢动你们一根毫毛的。4天来，他们忙得焦头烂额，不吃不喝。老板（他是在说国王）亲自督办这事，只要抓不到你们，那他们就得遭殃。”
据传言，在我们越狱之后，国王便不许他住在马拉凯什王宫的孩子们走出宫门，害怕遭到我们的报复。
我们被带到一个宽阔的大房间里。阿代拉蒂夫就在里面，我久悬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官员们待在窗前。我走了过去。突然，我两腿发软，觉得四面的墙壁在旋转，心脏紧缩、难受。官员们立刻奔了过来，扶住了我。过分的激动以及为阿代拉蒂夫的担心害怕使我头晕目眩，站立不稳。
有人去给我拿橙汁。窗户打开来，他们劝我大口地做深呼吸。
警察局朝向一座教堂。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窗外。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她坐在一个凹室里，怀里抱着耶稣基督，用她那仁慈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差点儿又要瘫软下去，但是，这一次却是因幸福所致。这么说来，当我们需要她的时候，她始终都在那儿，在守护着我们，在庇佑着我们。我悄悄地在招呼弟弟妹妹们，让他们也看一看圣母。她传递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要求我们挺住，如同我们在挖地道时一样。我立刻便振作起来，精神饱满了。
他们仍在坚持审问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只靠自己就逃了出来，肯定有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同党。他们分别审问了我和拉乌夫，问的都是同样的无聊的问题。他们还说认识我父亲，认识我舅舅、我姥爷，我们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云云……总之，我们应该跟他们合作。
“你们为什么与一个法国律师联系？你们为什么不信任摩洛哥的司法机关？你们为什么不请求赦免？”
“您是个在宫中生活过的女孩，您对王宫的习惯很了解……陛下是不可能拒绝赦免你们的，那样的话，什么事不都很好解决了吗？”
“现在，您要老实交代，告诉我们谁是你们的同谋？你们怎么挖通的地道？没有人帮忙，你们没有任何工具可以用来挖地道的……监狱看管得那么严。”
“没有人能从比尔—杰迪德逃走的……”
很快，我就懒得回答他们的问题了，任由总督察盖苏这个审问者独自去说。我老在想，他到底想弄出个什么结果来？因为我知道他脑子里显然是有一个想法的。
在他的办公桌上方，挂着一只大钟。他神情焦急地总在看钟。我终于弄明白了。新闻广播的时间快要到了。他打开收音机。节目前的音乐完了之后，播音员便开始广播：
“乌夫基尔将军的4个孩子戏剧性地越狱……”
盖苏愤怒地关上了收音机。我再没有什么好跟他谈的了，他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我被带出那间房间。见到拉乌夫后，我便把我听见的新闻告诉了他，但他就是不信。
“姐，你是在做美梦吧？你把自己的愿望当做了现实。”
“拉乌夫，我没有疯。我可以把那记者的原话一字不差地背给你听……”
我总算让他相信了。
我内心深处涌入一份平和、安心，一种惬意、舒心的感觉，这几年中我一直就没再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收音机里宣布了这一消息，这就证明我们获胜了。全世界都了解我们的情况了。
半小时过后，盖苏又跑来看我们。我一看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我们的处境改变了。
他们事先肯定是想说服法国人不要把我们越狱的消息传播出去。他们甚至还试图说服法国人，乌夫基尔一案尽管践踏人权，但它毕竟属于摩洛哥的内政。很遗憾，法国人没有理他们，还是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世了。因此，他们必须善待我们，改变先前的处理方法。
我们被带进另一间房间，里面没有人。他们派人找来几张崭新的床垫，放在了地上，然后，又给我们用托盘送来了满满几托盘的食物。我们有滋有味地吃了，有小面包、黄油、茶。
对我们来说，这个警察局简直就是一家五星级宾馆。我们在就如何睡法争论着。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但心里却美滋滋的。我们的使命终于完成了。
我们一边想念着亲人，一边进入了梦乡。妈妈可以为她的孩子们而感到骄傲了。4天里，我们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竟然让国家处于尴尬窘迫、局促不安的境地。
现在，我们受到了礼遇。我们又变成了人，这让我们感觉非常地好。第二天早晨，分局长允许我们使用他在警察局里的专用卫生间。我们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卫生间。柜子里摆放着上百只不同的小瓶子：香水、剃须膏、洗发水、沐浴露、润发露等等，应有尽有。
在狱中，我们每月只有半盒的“蒂德”肥皂粉，洗头用的也是它。现在，突然之间，这么排场，这么奢华，真把我们高兴坏了，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们早已忘掉了什么是消费社会。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并非必需的东西啊？
我们拿起瓶子来掂掂分量，然后，打开瓶盖，往身上洒花露水，往脸上抹润肤露。我们是4个待在游乐场里疯玩的孩童。我们不喜欢对镜端详，还尽量不想让镜子照着。特别是看到镜子里我们的目光时，我们会吓一大跳。我们的眼球突了出来，如同第三世界营养不良的孩子的眼睛一样。
我们关起门来好好地洗上一番。水龙头开得太大，都要发生水灾了。我们赶紧拿起毛巾和浴衣来吸地毡上的水。我们害怕光晕，因为先前挖地道时留下了这种后遗症……
我们4人嘻嘻哈哈地走了出来。我们把香水洒得太多了。拉乌夫牙疼得厉害，急需看牙医。他口腔红肿，都快要流脓了。但是，把他带去就诊时，医生不敢碰他的伤处，因为感染很厉害，弄不好会造成心脏停跳。必须等着做手术。
盖苏试图像官员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公事公办。但是，尽管他口气很生硬，其中仍旧透着对我们勇敢的敬意以及对我们处境的同情。我们可能确实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以致他竟然主动提出让我们换身新衣服……
我们坐上汽车，被带到市中心。瞬间，回忆便涌入脑海之中。我想起了在宫中生活的那11年，生活就像现在这样在玻璃橱窗后面展开着。我活到这么大，一直未曾接触外部世界。我在想，我还得等上多少年才能真切地去品尝自由。把门打开并不难，难的是我已不再有这种气力了。
在我们被带进去的那些商店里，售货小姐都是唯警方的命令是从的。商店是警方控制着的，是警方编织的一张网，以便这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于俯首帖耳，不敢造次。他们对我们彬彬有礼，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可是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适合我。玛丽亚太瘦，衣服穿到身上晃来晃去。而我，我又太胖。不过，我选了一条裙子和一件上衣。在一家鞋店，我挑了一双木屐，穿着很舒服。我的脚伤未愈，但我已不再感觉疼了。
我们被转送到卡萨布兰卡的本·舍里夫分局，分局长名叫尤斯菲。父亲死后不几天，他曾审讯过我妈妈。当我们的地下联络网被切断之后，他被派到塔玛达格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