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亚麻子和皮革的价位在交易所中抬了头，随后一路上扬。一个月之后，奥纳西斯不敢再等，抛出了他的期货合同，结果是他在皮革交易中净赚了200美元，在亚麻子交易中净赚了800美元。
这之后他如法泡制，屡有收获。几个月之后，他的钱财已经逾万了。
接线员奥纳西斯为自己设计了双重生活。晚上，他在电话局的大楼中干着接线员的工作，早上7点下班以后，他进入社交界，精力充沛地与人交往，做各种各样的生意。他像戏剧中的人物一样，在昼与夜之间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晚上是普通雇员，白天则成了衣冠楚楚、拿腔作势、追逐时髦的青年商人。
袋里有了钱，奥纳西斯又开始了猎取女人的行动。并且猎到了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克劳迪亚。
但是奥纳西斯还是觉得钱不够花，他很想发一笔大财。他想了多种多样的赠钱行业，最终决定：从事烟草贩卖业。
192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格拉乔斯给奥纳西斯打来了这样一个电话：
“阿里，我刚读到一则消息，对我们非常不利。希腊政府为了解决与保加利亚的关税纠纷，宣布凡是同希腊没有贸易协定的国家，要征收1000％的进口关税。”
奥纳西斯怔了一怔，说道：
“消息确切吗？”
挂上电话后，奥纳西斯思忖良久。他知道，如果真是如此，他的进口贸易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将就此中断，因为这意味着他从希腊进口烟叶不仅无利可图，还得倒贴进去。在此情况下，他又不能收手，否则，订下的那一大摞合同足以让他破产。
多次的事情证明，他们两人是一对黄金搭档。格拉乔斯知识丰富，富有理想，具有条分缕析的清晰思维能力；而奥纳西斯有着动物般的狡猾，赌徒般的疯狂，令人赞叹的本能和直觉。这样，在他们两人的眼光中，事物会呈现不同的方面，而两方面合起来，就是事物的全部。因而，没有事情能逃出他们的算计之中。
24小时之后，两个志同道合者终于完成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其中详尽沦述了希腊新规定将对希腊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取消这一规定的建议。“我要亲自把这份文件送到雅典去。”奥纳西斯扔掉雪茄，对格拉乔斯说道。
7年之后，浪子奥纳西斯衣锦还乡，完全是今非昔比。索格拉底先生见儿子终于有了出息，也是前嫌尽弃。通过格拉乔斯家族在政界的渠道，奥纳西斯的备忘录被很快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看了后，觉得颇有道理，便请外交部长安德烈斯·米哈拉科普洛斯来处理此事。
两个月之后，奥纳西斯满载而归。此时他已是希腊政府关于贸易谈判的特使，受命开始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而这种淡判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希腊不把阿根廷包括在它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国家之内。
一时之间，他在希腊移民中的影响力大增，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云人物之一。而这种影响和政治上的外衣，使他的财源更广，生意越来越好，钱越赚越多。
到了1931年，奥纳西斯更进一步，成了希腊政府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副领事，大大提高了社会地位。对于奥纳西斯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通过官方渠道以基本汇率得到大量西方货币，然后再转手在黑市上以高价卖出。也就是说，他介入了金融投机业。
奥纳西斯已经不是一个随便由社会左右的人了。相反，他开始在左右社会。一晃之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度过了10年。这是足以让他自豪的十年，他两手空空，来到这里，从洗盘子抹地板开始，变成了有数百万家底的大富翁。尽管人们对他的发迹颇有微词，议论不少，说他是走私犯，是诈骗犯，是投机分子，是为了钱不顾道德的坏人，但是他成功了。像一个传奇故事一样。
1931年的寒冬过早地来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丽凋落一空，仅剩下各色高低不一的建筑纵横杂陈。
而对于实业界，金融界的人士来说，经济的境况比大自然的气候更令人感到揪心、苦闷。
那时候，物价暴跌，货币贬值，看不到前途，也没有曙光。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抛售物产，从楼房到整个整个的工厂，从股票到大块大块的地皮。到了1931年，这股危机攀上了顶峰，人们简直卖红了眼，唯恐今天还在手中的物产，到了明天就一文不值。
正在此时，奥纳西斯永远失去了他的父亲。索格拉底先生饱受病痛之苦，在雅典撒手人寰。奥纳西斯闻讯赶回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然后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游览。
奥纳西斯并未像很多人那样在经济危机中蒙受沉重的打击，虽然损失在所难免。他所经营的烟草业和金融投机业，前者受冲击的程度较小，后者已被他从容化解：在贬值狂潮中，他早把钱兑换成了黄金。他为自己此举得意洋洋，并暗自庆幸，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很多财力雄厚的商人，如何在这场危机中跌人了破产的深渊而变得一文不名，甚至负债累累。
奥纳西斯遍游欧洲各国，最后到了英国伦敦。在伦敦，他成天出入于社交界的聚会与宴请，以他的财富和慷慨，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各界名人的门。这时他听到了商船拍卖的消息。
船！他梦寐以求的船！
他对船并不陌生，他知道航海业是一门赚钱的行当，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迷恋上了船，他从小就梦想有自己的船队。因此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来了兴趣并找来了格拉乔斯商议。格拉乔斯出身于希腊航海业世家，自幼对航海业耳熟能详。他向奥纳西斯讲述了他的家族依靠大海发家的历史，听得奥纳西斯心潮澎湃，热血上涌，立刻就想进入这个赚钱的行业。
但格拉乔斯警告他，这是一个高利润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弄不好会赔掉老本。但奥纳西斯不为所动。
半个月之后，奥纳西斯雇了一个造船工程师作自己的技术顾问，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去购买那批拍卖的船。
对手焦虑的神色已经告诉了他很多。奥纳西斯快刀斩乱麻，告诉对方自己至多只能买下10艘船中较好的6艘，对方开价三万美元一艘的价格需要大幅度降价，否则，他不愿花钱来买这样一大堆破烂。
加拿大官员简直对这样一个对手无计可施。一位加拿大办事员对他的上司说道：他开的价钱简直就是在抢劫。每只船两万美元，这同卖一堆破烂又有什么两样呢？
但是，加拿大人已经别无选择，除了眼前这位狡黠如狐狸的希腊人之外，这批船便无人间津了。
成交之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联系好蒙特利尔的船舶修理厂，要他们将船修饰一新，然后他赶往雅典，在希腊为自己的船注册登记，又到伦敦，租下一套房屋，作为“奥纳西斯航运公司”在伦敦的办事处。6个月之后，在雅典的港口，奥纳西斯为自己的船的到来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
望着进入港湾的船队，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奥纳西斯感慨万千。一个梦想实现了。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船队，领头的两艘分别以他的母亲佩内洛普和父亲索格拉底的名字命名。
到了布谊诺斯艾利斯之后，他的思路已经明晰。他找来了他的远房堂兄弟科尼亚利迪斯兄弟，告诉他们，将委托他们全权照管在阿根廷的烟草业务。这两人从他创办烟厂的时候就同他在一起，可以说是他信得过的人，而且，在烟草业上也有相当的经验。
然后，奥纳西斯处理了一些别的事，又搭乘一艘豪华客轮“阿古斯图斯”号，启程返回欧洲，目的地是意大利的******。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船之际，奥纳西斯突然嗅到了一股女人身上特有的芳香。商务繁忙，他已好几个月没和女人亲近了。这股芬芳是如此特别，他不由得驻足探望。
岸边，一位典型欧洲贵族女子打扮的女郎吸引住了他的目光，奥纳西斯直觉到这股香气正是从那位女子身上生出来的。但见她手捧一束玫瑰，站在一大群送行的人中间，神采飞扬，口中不停地在说着什么。她长相极其漂亮，从侧面望去，脸庞的线条有一种忧郁的美，她的风度称得上是翩翩迷人。奥纳西斯认出了送行者中有几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着名的富豪。
通过船上的服务员和水手，他很快如愿以偿，得来的情况让他暗暗心惊。那位女子名叫英格鲍·德迪申，她来历不凡，是挪威赫赫有名的大船主英格厄尔德·马丁·布里德最小的女儿。她的家族是挪威最古老的家庭之一，大人物多得让奥纳西斯都糊涂了，但他记住了几点：其一是她的家庭是真正的船业世家，挪威海军学院的创建者是她的祖父：其二是英格鲍巳结过两次婚，她现在的丈夫赫尔曼·德迪申是个桥牌手和赌客，在一连串的豪赌中输光了家业，如今正在输她名下的财产，所以夫妻情感极不好，她正计划离婚；其三，与她同行的也是挪威两个有实力的船主，分别叫古斯塔夫·布尔和拉尔斯·克里斯滕森。
猎物越是重要，越是需要耐心。几天中，奥纳西斯开始慢慢接近这位女子；他发现她总是微眯着眼睛，这让她看上去有某种神秘的梦幻色彩，她的双颊瘦削，显露出某种不可一世的傲慢，而她的言谈举止又带有些轻薄的成份。奥纳西斯知道，这种轻薄正是上流社会女子所有的那种调情游戏里养成的轻狂。
实际上，英格鲍早巳注意到了这个双目炯然有神、头发梳得油光乌亮的同船者。她不难理解这个人眼中闪烁的热情意味着什么：她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超乎他的外在形象的力量，这种形象使他看上去有点象个走南闯北的黑社会头子，即使如此，她并不感到恐惧，因为二人年龄相仿，英格鲍从不惧于情场冒险。
当船抵达******时，他们彼此感到无法再与对方分开。在一间豪华饭店的套房中，他们最终住到了一起。
然后，二人一道，匆匆游历了欧洲各处的豪华之地。英格鲍带他结识了她的家族和挪威一批最有势力的船主。她的家人们瞧不起这个希腊人，在他们眼中，奥纳西斯一心想往上爬的心理暴露无遗，而英格鲍对此不以为意。
此时，从雅典又传来消息，家庭的烟草业在危机中受到了沉重打击，经营状况不断恶化。
奥纳西斯大为震惊。这可不是一桩小事，烟草业是他的事业赖以立足的基础，如果在这上面出了漏子，势必影响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进口业务，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立即飞赴雅典，处理有关事务。
到了雅典，奥纳西斯立即和荷马叔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荷马叔父不承认自己不行，搬出一大堆陈年老帐证明自己是商场老手，不存在任何能力问题，当然更不愿交出手中的权力。而按照奥纳西斯的没想，他决定建立一个多人组成的新的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雅典的业务。
而与英格鲍的关系处理起来就不象那么容易了。奥纳西斯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物，因而猜疑心极重。英格鲍独居巴黎，象她那样出身上流社会的女子，是不会甘于寂寞，独守空房的。奥纳西斯每到一地，总是要不停地写信和打电话。自从他们相爱以来，他总是不停地向她求婚，每次部在一番唇枪舌战中不了了之。
沉重的压力和情感困扰使奥纳西斯那一贯引以为自豪的身体垮了。他经常给英格鲍写信说他头痛，手和肾脏疼痛，而伦敦潮湿的气候和不停顿的海上旅途让他患上了咽喉炎和气管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