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凤、小凤未等他俩近身，就各伸手制住一个，再用大背包摔倒了他俩，又各伸右脚踹断了那两个日兵的喉头。
她俩各取一支带刺刀的长枪，摘下他俩的子弹带，飞奔到东庙集东头马匹处，各骑上一匹战马，向街心酒馆奔去，又遇上一个从酒馆出来的日兵。那日兵刚要举枪，小凤一镖结果了他，接着姐妹俩跳下马，跨进酒馆，同时向围桌喝酒的日兵开枪，撂倒四五个日兵后，即跑出酒馆纵身上了马背，打马向西奔去。这时街上空无一人，剩下的四个日兵追出酒馆，只见两个女人骑马奔出街西头，他们跑步追出街西，两骑马已接近北大山东山口，他们胡乱打了几枪，就回到拴马处，急急将小队长在内八具尸体各綁上一匹战马，向山城奔去。
第二天十点多钟，山城出动了一百多日兵，到东庙集时，街上没了摆摊子的，也无人走动，家家店门都紧闭着。砸开东庙酒馆大门，老板战战惊惊走了出来，一个日军军官哇里哇啦说了几句，日军翻译对他说，少佐问你昨天那两个女人是什么的干活，住在哪里。老板搬出了昨夜王雁教他的话，说昨天杀太君的两个女人可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说游击队神出鬼没，来去如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也摸不清他们的行踪，听酒客们传说，游击队有几万人，一般驻扎在北大山里面；说游击队能在树头上跑，草尖上飞，一天能走二百里山地，曾经有两个游击队员就制服了二百多凶恶的土匪。
日军少佐听了翻译的话后，脸色变得铁青，骂了一句八格牙鲁，说马虎子（共产党游击队）的大大的坏！说着，立马带队向北大山走去，他们在北大山入口处的山头上架上重机枪，少佐拿望远镜仔细看了一会，见那山峰林立，岭岭相连，重重叠叠，无边无际，他怕中游击队埋伏，指挥兵士们打了十几发迫及炮弹，扫了一阵重机枪，就带队回了山城。自此，短腿子倭寇始终没有跨进北大山一步。而这一带的日军关于马虎子的事却传开了，个个都怕碰到马虎子。
再说，王大凤、王小凤回到龙村向王小木、李小园、王占山一说，王小木狠狠批评了她俩，说她俩不该私自外出，冒险杀鬼子，不仅自己置身于险地，而且很可能给东庙集和龙村惹祸。王占山、李小园却说杀鬼子给我们中国人长志气，无可厚非，还对大凤姐妹俩大加赞扬了一通。末了，李小园笑着吩咐她俩今后不要私自外出，以免她们的爷爷担惊受怕。大凤、小凤走后，李小园三人立即商量了应对之策：一、派王占山的孙子王雁领十个青年携带大刀、暗器、手枪，连夜去东庙集酒馆对老板作了布置，又要东庙集居民连夜疏散到邻村，防止日本鬼子报复。二、派李奋超领二百多名青年携带大刀、长枪埋伏在进东山口后第二道丘岭的密松林里，放日兵进山后听到里面信号就从后面打日本鬼子，尽可能挨近日兵，同日本鬼子打肉搏战。三、派甄小槐、王大力领二百名青年在离东山口五里的八道弯山梁迎击日军。此外，又命王大安领着三百多青年男女埋伏在离八道梁子二里地的三岔沟，准备随时接应增援王雁、李奋超他们。龙村所有的老少也作好了应战准备，特别是在南山口、西山口增加了守望人员。
可惜，一百多日军没有进山，未能让龙村人出一口恶气，否则定会叫东洋鬼子有来无回。
蒋介石其人实在是个怪胎。他想做中国的皇帝，为他的四大家族，为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谋利益，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当作死对头，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要剿灭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进犯东三省时，他竟然严令他的把兄弟张学良不要抵抗，率领几十万东北军退到关内，去陕西打共产党，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蒋委员长却保存他对付共产党的实力，命令国民党将士们避开日军锋芒，跑步后退，又派何应钦同日本签《何梅协定》，以致华北、上海、南京很快沦陷。尽管西安事变，蒋委员长被迫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但仍不忘给他的将士发剿匪手册，嘱咐他的将士要防共、限共，要同****搞摩擦，悍然命令汤恩伯指挥二十万军队制造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蒋委员长的见识真是连乡野草民也不如。农村里一家兄弟姐妹，为一点私利，平日里斗嘴斗舌，偶而也拳脚相向，弄得头破血流，但一旦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人受到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欺负时，头上还在流血的兄弟姐妹们立即团结如一人，全力对付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们。他们懂得首先要御外，然后处理内争，凭堂伯、大舅舅讲理，坚持谈判，求得和解。蒋委员长却不然，放着日本侵略者不打，非定要兄弟相残，灭掉共产党。他成天念念有词，说日本人不可怕，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就是说亡国灭种不可怕，让中国人民坐江山才可怕。真是歪理连篇，千古奇谈，谬论误国，祸害人民。
天下事，无独有偶；天下人，无独有偶。无论什么怪胎，它都有匹配的。比如蒋介石这个怪胎，就有汪精卫这个怪胎相配。
1910年3月，同盟会的成员汪精卫带着炸弹潜入北京，准备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不幸事情提前败露，汪精卫被捕。在等待审判期间，汪精卫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
当时负责审问汪精卫的是肃亲王善耆以及
时任法部侍郎的王垿（山东莱阳人，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书法家），善耆是晚清的改革派，王垿也读过汪精卫的文章，他俩都认为汪精卫是人才，希望他日后能为大清所用，因此有意保释汪精卫。加上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摄政王载沣考虑时局影响，最后释放了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