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皇朝建立之初，本应该是最强劲雄起的朝代，却从赵匡胤起就受制于北方之敌。宋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战争机器却徒为摆设，除了经常性地大溃败外，还要为辽、西夏和极其残暴的金、元进贡惊人的巨额岁贡以购买和平。
顽强对峙下的多元文明
宋朝的更替或者可以说成是民族文化不停冲撞下的结果。长久持续的民族战争，使多元化文明轮流进出中原这本来是件好事。怕事懦弱的宋朝由起初的雄风豪迈，南征北战，逐渐被契丹、女真、沙陀、吐蕃、党项等民族建立的政权拖拽得毫无气力，到被入主中原的蒙古政权所代替。民族朝代的兴衰，莫过于这多元文明下的对峙。
北伐失利——宋与辽的对峙
宋太宗统一南方后，立刻率宋军讨伐北辽，急于开始往北拓宽领土。在太原之战还算顺利地消灭掉北汉政权之后，又挥师北进，促成宋辽两国的首回合大规模交锋，展开刀锋上的文明较量。
宋太宗所率宋军虽平灭北汉，但是，“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疲乏”。灭国擒王之后，宋军上下仍旧还是五代军人习气，“人人有希赏意”。宋太宗本人很想乘大胜之势，一鼓作气，攻取幽蓟之地。“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唯有殿前都虞侯崔翰独奏：“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一语已中宋太宗下怀，高兴之余，即刻命枢密使曹彬调发屯兵，准备收取“儿皇帝”石敬瑭丢失的汉人固有领土，也就是幽云十六州一带。可是，宋太宗急于求成的心理为他的征发埋下隐患。盛夏七月，赵匡义率大队身心俱疲的宋军北征，他本人已驾发镇州（河北正定）。由于军士意怠，“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士气虽然低落，但宋太宗仍执意伐辽，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太宗北伐不错，但执意用兵则是出于己愿。他不顾实际，盲目用兵，为文治王朝的懦弱注入了隐患。一场危机，从此有了铺垫。
话说宋军入辽境后，开始进军还很顺利，辽朝的东易州刺史和涿州判官先后以城来降。宋军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岐沟关等军事要地已落入手中。此情此景，与当年周世宗伐辽极其相似。很快，宋军便包围了辽朝的“南京”——幽州城。宋太宗本人驻跸城南的宝光寺，指挥战斗。在此之前，宋军在沙河之战大败辽朝北院大王耶律奚底所率兵马，生擒五百多辽兵，可以说是打了个开门红。但辽国岂能无将才？北院大王孬种，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却智能双全。他了解宋军很看不起耶律奚底，便令本部军高举北院大王的青色军旗，在得胜口（今北京昌平）一带佯装是败走溃兵，晃荡游走。赵匡义得知辽朝北院大王“残兵”还有不少，立刻麾兵进击，开始还很顺手，杀掉不少辽兵，但不久即陷入耶律斜轸的埋伏圈，受挫而返。耶律斜轸取得小胜后，也不轻易进兵，屯军于清沙河北，“为南京（幽州）声援”。由此，此部辽军牵制住不少准备进攻幽州城的宋军。这与太宗急于用兵的忽冷忽热的头脑形成明显反差。
为避免夜长梦多，宋太宗又匆忙分遣诸将攻城。宋渥、崔彦进、刘遇、孟元喆四将分别率军进攻幽州的南北东西四面城防。幽州城墙坚厚，自辽太宗以来一直是重镇所在，方圆近五十里。当时带领辽军守城的是辽朝燕王韩匡嗣之子韩德让，此人“有智略，喜建功立事”。韩德让是汉人，其祖父韩知古原为从汉地为契丹皇室掠走的私奴，由于得知于耶律阿保机，官至中书令。韩德让之父韩匡嗣深受辽景宗宠信，但他只是以医术见宠，并无军事才能。庸父有佳儿，韩德让不仅相貌堂堂，又深习边事，尽力契丹皇室，他与城内官将“整器械，安兵侧，随宜备御，志不稍懈”。虽如此，宋军气盛，日夜攻城不息，连辽朝的一个都指挥使李扎勒灿（此名甚怪，应是蕃人）也逾城出降，“城中益惧”。辽朝皇廷得知南京（幽州）危急，忙遣南京宰相耶律沙将兵去救援，名将耶律休哥闻知消息，自动请缨，就被辽廷遣来替换耶律奚底，一同奔赴幽州，“将五院军并发”。幽州方面，韩德让守军勉强守住城池不失。与此同时，盛夏炎炎，坚城久攻不下，宋军战斗力明显衰退，“将士多怠”。
一场扭转局面的战争于是拉开序幕。辽将耶律沙首先率军驰至，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又称高梁水，郦道元《水经注》上记载过此河，乃古代永定河水系中的一个小分支，源于今日北京紫竹院湖，当时称平地泉）与宋军展开遭遇战。宋军迎击，打得耶律沙一部不敌，仓皇退走。就在如此危急时刻，新出炉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率所部赶到战场。由于他所带人马不多，时值傍晚时分，耶律休哥下令其属下骑兵、步兵人持双火炬，边行军挥舞手中的火炬，“宋师不测其多寡，有惧色”。很快，耶律休哥就与随后赶来的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会师，一左一右，两翼包抄，向宋军奔杀过来。夜色中作战，辽军精骑手中钢刀飞舞，火炬乱飞，已经困怠多日的宋军早在心理上输了一截，交手没多久，阵脚已经松动。同时，幽州城内的辽朝兵马乘城举火，大声宣威，声震天地，守将韩德让等人也四开城门，列阵鸣鼓，大有里应外合、夹击宋军之势。
宋军心怯，辽军势猛，南北两院大王奋勇当先，先前败走的耶律沙重整兵马又返战场。耶律休哥身受三处创伤仍旧纵马驰杀，不一会儿，宋军不支，崩溃四散。大败之下，宋太宗本人也身中流矢，狼狈得乘驴车狂逃。此次高梁河大战，宋兵被斩首的就有一万多，辽军“匹敌兵仗、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据宋人笔记《黙记》所记，“（宋）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辽军）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太宗）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日后死亡）竟以箭疮发云”。可见，宋太宗此役大腿上两处入骨箭伤，也成为他日后病死的主要原因。惊惶加郁闷，宋太宗郁郁返回汴京，伐辽大败。初次碰撞，宋军已是头破血流。这导致了宋国以后一直秉承的防御政策。直到后来出现的“澶渊之盟”结束了这一切，两国的战争局面才被扭转，文明的冲突也不再那么尖锐。
军事可以作为文明的象征，但政策也同样可以用来衡量两个文明的局限性。辽国的政策是保守的同时积极进攻，借以转移国内矛盾和民众对统治者的压力。而宋朝的政策是不顾国内矛盾的存在，而简单地以统治者的冲动去驾驭整个国家。“澶渊之盟”因此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双方军事实力相对均衡、政治上相互妥协的产物。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都起了有利的作用。据统计，从景德元年（1004年）到宣和三年（1121年）的117年间，贺生辰宋遣使140次，辽遣使135次，共275次；贺正旦宋遣使139次，辽遣使140次，共279次；祭吊等宋遣使46次，辽遣使43次，共89次。以上共643次。另外，因事宋遣使19次，辽遣使20次，共39次。在经济上，由于双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辽国出现了“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辽之农谷至是为盛”的景象。双方边境贸易也搞得十分繁荣。
西夏开国——宋朝的妥协
从表面上去看去，宋朝是个庞然大物，而实际上却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大战前夕，宋朝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而元昊登上了皇帝宝座的那年，他也只有三十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岁。这头猛虎下一步要扑向谁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宋了！
当年宋真宗用妥协求和的办法，安下了辽朝那一头；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贵族趁宋朝忙着对付辽朝的机会，经常侵犯宋朝边境。宋真宗疲于应付，只好妥协退让，封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公元1004年，李继迁死后，又封他的儿子李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大批银绢，才平稳了三十多年。
绝对的静止当然是不存在的。长期的平稳也注定要被打破。李德明的儿子元昊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精通汉文和佛学，多次带兵打败吐蕃、回鹘等部落，扩大地盘。他劝说德明不要再向宋朝称臣。德明不愿跟宋朝决裂，对儿子说：“我们三十年来，能够穿上锦衣，都是宋朝的赏赐，可不好背叛啊！”
元昊说：“穿皮毛，牧牛羊，这是我们党项的风俗。英雄好汉，应该创立自己的事业，哪能贪图这点好处？”
德明说：“依你说，该怎么办？”
元昊说：“我们得到的赏赐，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可是部落的人还很穷困。依我看，不如拒绝朝贡，训练兵马。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大了可以去夺取土地，这样上下都能富裕起来，岂不更好。”
可是李德明还是不肯接受他的意见，直到德明死去，元昊继承了西平王的爵位，才按照自己的主张，设置官职，整顿军队，准备摆脱宋朝的控制，自立门户。
他的叔父山遇劝元昊不要反宋，元昊不听。山遇逃奔宋朝，宋朝的延州官员怕得罪元昊，反把山遇抓起来送还元昊。元昊知道他的意图已经暴露，就在公元1038年，正式宣布即位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因为它在宋朝的西北，历史上叫做西夏。西夏政权就是这样建立的。
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那时候，宋真宗已经死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宋朝君臣议论了一下，认为这是元昊反宋的表示，就下令削去元昊西平王爵位，断绝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这一来激怒了元昊，就决定大举进攻。那时候，宋军在西北驻防兵士有三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士分散在二十四个州的几百个堡垒，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不配合。再加上宋军好久没有打仗，兵士缺乏训练。西夏的骑兵却是集中指挥，机动灵活，所以宋军常常打败仗。
后来两国又发生了许多战役。就在元昊即位后一年多，西夏军进攻延州，宋军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宋仁宗十分恼火，把延州知州范雍撤了职，另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到陕西指挥抗西夏的战争。范仲淹到了延州，把边境上的军事制度作了一番改革，他把延州一万六千人马分为六路，由六名将领率领，日夜操练，使原来十分散漫的宋军提高了战斗力。
西夏将士看到宋军防守严密，不敢进犯延州。他们议论说：“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有几万甲兵，可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那样好欺负了。” 范仲淹分析了双方兵力，主张加强防守，牵制西夏兵力，但是韩琦却主张进攻。公元1041年二月，西夏军由元昊亲自率领，进犯渭州，韩琦集中所有人马，还选了一万八千名勇士，由任福率领出击。任福带了几千骑兵赶了一阵，见到一支西夏兵，双方打了一阵，西夏兵丢下战马、骆驼就逃。任福派人侦察，听说前面的敌兵不多，就在后面紧紧追赶。赶了三天三夜，来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任福命令将士就地休息，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和预先约定的另一支宋军会师好水川，把敌兵杀个片甲不留。第二天，任福带着宋军沿好水川西进，到了六盘山下，没有发现西夏兵。只见路边有几只银泥盒子，封得十分紧密，兵士们走上前去，拿起银泥盒子听了一下，里面还发出一种跳动声音。兵士报告任福，任福吩咐兵士把盒子打开。只听得“噗噗”几声，接连飞出了一百多只带哨的鸽子，在宋军的头上盘旋飞翔。原来，那小股西夏兵的败退是假的。在六盘山下，元昊带了十万精兵，布置好埋伏圈。只等那鸽子飞起，四面的西夏兵就一齐杀出，将宋军紧紧包围。宋军奋力突围。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敌阵里挥动一面大旗。又有大批西夏兵从两边杀出。宋兵边打边退，许多人退到悬崖摔死。任福身中十多支箭，兵士劝任福逃脱。任福说：“我身为大将，现在兵败，只有以死报国。”他又冲了上去，被西夏兵刺杀了。这一仗，元昊取得大胜，宋军死伤惨重。打这以后，宋夏多次发生战争，宋军连连损兵折将，宋仁宗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防守边境。两人同心协力，爱抚士卒，严肃军纪，西夏才不敢再进攻。
西夏政权建立后，元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不断强化自己的统治机构，另一方面又大力发展生产，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他个人强烈的霸权意识促使他走向了属于自己的特殊舞台，并给自己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先机。作为统治者，他和宋仁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逞强，一个示弱；一个才识过人，一个儒弱无能；一个显示武功，获得岁贡；一个胆小怕事，纳币求和。
每朝每代都有合合分分，就连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不少矛盾。例如，与辽国打的“河曲之战”，元昊先败后胜，败中求胜，体现了其高超的军事才能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元昊在位时，很难有哪个朝代从他身上占得便宜。但后来由于金的异常强大和西夏自身的局限眼光，最终西夏陷入进退维谷，走向了灭亡。
从元昊大动干戈于宋朝时，许多土地被宋朝儒弱皇帝纷纷该送的送了。西夏兴极一时，宋朝“倒霉遭殃”。哪个朝代的皇帝没有本事任人唯贤，也就没有本事占多大地皮。把国土割让出去以求和平，就像战国时期的六国求和于秦一样。从西夏的政权建立到覆灭，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的，新兴的进步的文化总要替代陈腐的落后的文化。文明的生死总由时间往前推着，西夏和大宋文明的演变，不过是一帘幽梦吧。
宋朝覆灭——元的兴盛
南宋皇帝“英明神武”，帮助蒙古人消灭了与其对峙多年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谁知随着时日的逼近，却在一步步地羊入虎口。
赵恭即位之时，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咸淳十年九月，元军向南宋发起了总攻。十二月，伯颜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矶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汉守军，汉阳、鄂州相继陷落。伯颜留下部分士兵守卫鄂州，自己率领主力部队，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的守将多是吕氏旧部，元军所到之处，这些人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地突破长江防线，于德祐元年（1275）春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兵临建康城下。元军出师告捷，但并未急功近利。相反，宋朝朝廷上下已经诚惶诚恐。
鄂州陷落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大震，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指望他能像理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不得已，在临安设都督府，准备出征。蒙军的一路统帅刘整原系宋朝骁将。理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刘整被其上司利用“打算法”迫害，被迫归降蒙古。他一心为排除异己，只为私利，但却使大宋又损失一员将才。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惧怕刘整，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祐元年正月，听说刘整死后，他才高兴地说：“吾得天助也。”上表恭帝，请求出征。这样虚情假意的人物实在是辜负朝廷。
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10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约相当于今天的40多公里）。战争告急，却一心只顾着自己的家室钱财，全无为国之心。这已经给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二月，行至芜湖，与夏贵会合。夏贵一见贾似道，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宋历三百二十年。”言下之意，宋朝历时已近320年，国势已尽，不要为它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
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率后军驻扎于鲁港，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驻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夏贵率战舰3500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仍然幻想走开庆元年（1259年）同忽必烈讲和的老路，因此下令释放元朝俘虏，送荔枝、黄柑等物给伯颜，希望通过称臣纳币求得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掉南宋，称臣纳币已不能满足元人的贪欲，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颜连续突破孙虎臣、夏贵两道防线，直抵鲁港，宋军大败，死者无数，江水为之变赤，贾似道仓皇逃到扬州。
贾似道战败后，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要求处死贾似道的呼声非常多。谢太后却认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罪，失了对待大臣的礼数，仅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并抄没其家产。行至漳州，贾似道于木绵庵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结束了其擅权误国的一生。
经过鲁港之役，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德祐元年十月，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20万军队，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十一月十八日，元军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随后，当元军逼近平江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而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祐二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已被罢免，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口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陈宜中本为贾似道所援引，贾似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死贾似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廉耻。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抵抗英雄的胆小鬼。德祐元年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七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了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是和贾似道一样的误国之臣。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徊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他口头上喊出各种豪言壮语，实际上却懦弱怕事，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和才能。德祐元年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得胆战心惊，便再一次抛弃了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蒙古的强硬让自称正统天子的汉室吓破了胆。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已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恭帝宣布正式退位。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恭帝同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起程北上。至此，延续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画上了句号。
蒙古的铁蹄踏遍中原的广袤大地，一种新的文明凭借其骁勇好战的人民，取得了根本上的胜利。元朝以武力打天下化为“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的掌故。而宋朝近百年的懦弱局面也总算走到了尽头。如果一个时代不发展，那将必然会陷入局限。元的强大，正是看中宋朝积贫积弱的一面，不惜一切发展自己，并凭借自身的天生骑术跨过了楚河汉界，向华夏正统文明发起公然挑战。在这样一种大动荡的局势下，传统中国的王公天子被迫向部落的氏族首领俯首称臣。江山易主，再也不姓赵氏。
文化骄子和军事败类的组合
宋朝承接汉唐以来的人文与物质的辉煌成果，其繁荣与发达的表象令后人艳羡不已。但这繁荣与让人艳羡的发达，绝没有为百姓带来丝毫福利。赵匡胤制定的一系列国策，使华夏文明改变航道走入歧途，严重扭曲了民族性格。
瑰丽的“浮雕”——宋代的文化宝藏
宋朝是个群星荟萃的年代，出现了寇準、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多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地涌现了。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单身家庭出身，自幼贫寒。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国之栋梁。范仲淹、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文学俱乐部。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宋代涌现了许多著名画家，主要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画的博大与意境！宋代山水画家人才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与刘松年共称南宋四家。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现在只留存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髓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宋代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使神韵文明向绝对化发展，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戏艺，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等。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宋人小资情节严重，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抒发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宋词体现了宋朝稳定的政治局势、繁荣丰富优越的社会生活。娼妓业的兴盛起源于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宋代的娱乐业则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妓”。大部分可以卖艺不卖身。她们大多数相当于现代的文艺工作者。她们一般都是才貌双全的，有的人对琴、棋、歌、诗、书、画等有很深的造诣，有的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方面的艺术家了。“官妓”最为人们仰慕。她们不只是相貌出众，还非常有才华。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非常出众超群。
茶文化是在宋代时才达到艺术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这是有无数种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遗憾的是宋朝大多数的工艺、文化没有遗留到现在。宋时已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宋还有斗茶之风。蔡襄在《茶录》中介绍建安斗茶，特别推重当地所产的一种半发酵的白茶。宋人用各种漂亮的、精致的瓷碗饮茶，其中兔毫盏、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银兔毫”。宋代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宋朝的诗歌里就时常渗透着茶文化。宋徽宗《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玉文化是在宋时开始流向民间的。由于宋徽宗对玉器的过分喜爱，导致玉器在宋代空前发展，世俗化倾向的玉雕空前发达。宋的玉器玩味大增，礼性大减。宋代出现了玉雕市场和专门贩卖玉器的商铺。市民成为玉器的玩赏者、拥有者。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这些都表明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虽然宋代开始使用纸质冥器，陶俑日渐衰落，但也有陶俑出土，而且有的造型奇特美妙，有人首鱼身的“仪鱼”、人首鸟身“观凤鸟”、蛇体双人首的“墓龙”，这表明宋的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宋代的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远地影响到渗透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使用广泛的宋体字就是由当年及现在都著名的秦桧创造出来的。
辜鸿铭认为，如果唐朝人是正统的中国人的话，那今天日本人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更像唐朝人。从文化的角度讲，日本人更多继承的是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人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多、更好地继承了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因为什么？因为宋朝是文化艺术的殿堂。
宋朝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艺术创作可谓之多，社会影响可谓之远。可不幸的是这段时期的辉煌却换来一个并不长命的王朝，而且这个王朝的存活又不像文化上的这般英武。锦绣河山，却相让于人，倒是成为那个时代词人们最好的凭吊。
纸做的长城——失败的国防建设
从宋太祖开始，宋朝的国防体系就从未足够安稳过。潜在的文官政治阴影，将宋朝的军备建设涂上了一层阴影。武不能武的局面直接决定了宋朝的被动，纸做的长城也只好往南一缩再缩。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自然形成了一种猜防武人、贬抑武人的心理，提倡腐败堕落的措施，造成宋军再无能征善战的将领、全军疲软的局面。
宋朝的军队有四种：禁兵、厢兵和乡兵，边境地区又有藩兵。禁兵是国家的正规军守备京师，担任征战和屯戍边郡、地方的任务。厢兵是地方军队，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兼营经商的队伍，它分属各州和某些中央机构，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任务，多不训练。乡兵即民兵，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但有些区域内的乡兵反而因保境卫土而有奇强的战斗力。（如河朔、山东地区抗击辽金元战果硕巨，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外战史之奇观。）而且，宋朝的禁兵、厢兵都实行募兵制，“亢健者”选入禁兵，“短弱者”选入厢兵。应募后，家属可以随营，本人须黥面涅臂为标志，中途不得退役，实则终身服役。兵员空缺则从子弟中补选，如逃亡或犯罪，惩罚极重。每遇凶年饥岁，就大量招募破产农民，从而形成宋朝冗兵冗费的局面，而且往往收编盗贼为兵，在兵源缺乏时甚至罪犯也成为来源之一，军队的素质大为降低。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宋全军经商，承揽工程。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的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灭南唐，夺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就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宋朝还发明了救生圈并用于军事。《宋稗类抄》所载：宋将韩忠武派王权到金山，同时命令他不准用船渡江，王权就发给每个士兵一个“浮环”渡过江去，完成任务。“浮环”就是现代救生圈的前身。
然而这些先进器械却不能阻止西夏辽金元对宋军的攻击，这些先进发明常常被西夏辽金元利用来攻击宋军，对宋军造成极大杀伤，以致每战皆败，最后不战即溃，狼狈不堪。中华古代战史上从没有如宋朝这样龌龊的战例。中国人的阳刚之气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在宋朝被赵匡胤的国策给阉割了。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冷兵器时代，谁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谁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自己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世界史上文明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所消灭。齐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富裕，而是没有秦国野蛮。楚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有文化，而是没有秦国武力强盛。
其实这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最高层正确的战略决策，即庙堂之上的宏观运筹和战争准备、战争意识、战争精神和后勤保障的高效运转。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永远是三比一。”世界著名战略专家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都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恒定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西夏、辽、金和蒙元通过连续三百多年的吞并战争，实践了拿破仑和利德尔·哈特所阐述的军事真理——强烈的战争意识、战争精神可以吞噬用强大的物质装备起来的敌人。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作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赵匡胤的既定国策使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斗嘴的无聊生活，遇有国家危机全成筛糠状。全军经商又使宋兵很弱。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军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精神亢奋在血雨腥风中杀奔出来的蒙古铁蹄？宋朝国防，一座纸做的长城因此也是说倒就倒了。
文治社会对马上文明的退让
宋朝的文明是璀璨的，但宋朝的下场是可怕的。它的覆灭几乎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走向衰落的分水岭。虽成汉唐龙脉，但已经没了“天下之大，唯我独尊”的霸者气象。上千年的汉文明就被那么一个崛起不过数百年的蒙族文明所更替。但失败就是失败了，历史不能重复。
诚如《战争与和平》上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说两个国家打仗，不过各几千几万人。一方胜利，杀了几千几万人，就征服了一个国家，一个有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国家。为什么打败几万人就可以征服几千万人？因为那几万人是那几千万人的代表。输了，就代表那几千万人输了，输给了另外几千万人。
唐、明初期的武力，对付周边游牧民族绰绰有余。但宋开国初期，宋太祖的三令五申让国家的威风早已丢了原来的样子。刚开始进攻辽国，自然以失败告终，御驾亲征的宋太宗竟也乘驴车逃了回来。中后期的宋朝更不必讲。再说了，辽国建国比北宋还早，还取得了幽云十六州，相对宋的优势比突厥、蒙古要大得多——发达的文明，同时保持游牧民族的习气。宋又没有了对付骑兵的屏障，能始终与之攻守相当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后来女真和蒙古的崛起，看似出乎意料，其实在情理之中。辽在建国初期，就经常派兵进攻女真人；金更是花大力气修了金界壕，还实行“三年一清丁”——最终还是没防住。数百年的厮杀，北宋和辽，南宋与金，都已是耗尽了力气，加上地不利人不和的影响，建国初期的锐气早已不再，契丹人和女真人的汉化也非常严重。当另一个有朝气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崛起时，带来的武力打击能力终于超过了本身所具有的防御能力，灭亡就不可避免了。
和宋情况相仿的是汉，同样是数百年的战乱，同样面对一个相对极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却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大汉皇帝与匈奴的第一次交锋，差点当了俘虏。但这在“善将将”的流氓皇帝的冒险生涯中简直不值一提。而宋太宗乘驴出逃，却是他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历险，完全可以作为回忆录的压轴戏。对比两个王朝后来的表现，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汉与匈奴后来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一度“封狼居胥”、“漠北无王廷”！令后来人都向往不已。
宋朝当然没那么好运了。从消灭西夏到挥师南下，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都显得那么游刃有余。许是天数的注定吧，一个外强中干的政权结构就这样被很快代替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竟然进步得如此神速，而繁荣的华夏文明只有被辜杀的份儿了。虽然说，汉文化在元朝之后依然在不停地向前发展，但车轮滚动的速度已经再也提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