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符号本身并不直接反映所表达内容的典型视觉特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指代关系往往是人为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处的环境背景对信息的传达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将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电影艺术领域，探讨电影中符号意义的产生与传授双方的互动，强调的是一种分析文本的方法，从而达到运用电影艺术语言传达信息，以物质的方式沟通人与人的精神世界。
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
符号（sign能指、所指和指涉物）是文化的最小单位，符号多元而动态的集合构成了文化。符号的基本功能是表征（representation）——建构并呈现意义。从符号的角度来说，文化就是由共享的意义、价值观和表达它们的符号形式建构的体系。
一、霍尔表征理论的方法
霍尔的表征理论是一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表征观念。这一理论强调语言符号生产文化意义的功能，强调表征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即任何表征实践都依靠“文化符码”的存在，而这些“文化符码”都是特定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因此，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表征系统所生产的有关事物的文化意义，都具有某种历史特殊性，都体现了特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而不是永恒不变的。用霍尔本人的话来说，人类“所有的话语都是被‘给定的’”，“我们都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写作和说话，所由的历史和文化也是特定的。我们所说的话总是‘在语境中’，是被给定的”。斯图尔特·霍尔克服了结构主义轻视“话语”和“所指对象”的缺点，从“文化”的角度发展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表征观念。表征就是用符号“代表”某事物（存在与不存在的各种事物），以生产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
斯图尔特·霍尔等人通过借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为“文化表征”问题的研究找到了理论基础，索绪尔、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观点以及德里达与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想被“文化研究”充分吸收。因此，我们可以说，霍尔对于“文化表征”的研究是再现概念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的理论成果在文化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而此时的“表征”概念已经把语言、意义与文化联系起来。
第一，语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化媒介，一切文化符号都被认为以语言的方式运作，文化即语言；结构主义揭示了语言、叙事或其他的文化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机制，语言并非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意义的生产。第二，霍尔吸收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构成主义”观点——文化中没有“给定”的东西，一切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生产出来的。有关事物的意义与知识、人们的身份认同等并非来自事物与人们自身的本质，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与话语内部通过再现实践生产出来的。现实事物、特定的人类群体并没有特定的本质可以担保其文化意义永远固定下来，因为语言与话语惯例会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第三，霍尔等人把再现与身份认同问题相联系，认为再现生产的意义可以形成某种“主体位置”，比如女人、黑人、病人，这些主体位置不仅影响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体验和理解，而且“询唤”社会个体为成为这种“理想”的主体而努力。
二、表征与语言符号、意义和符码
霍尔认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于事物的文化意义和表征问题的惯常看法。以往的看法认为“物”存在于物质和自然世界，其物质的、自然的特点就是决定和构造它们的东西，因而它们具有一个完全清晰的意义，这意义与表征它们的方式无关。从这一观点看，表征是一个次要的过程，它只是在物完全形成、物的意义建立以后才出场。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改变了这种看法：“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表征被认为进入了物的建构过程本身，这样，文化就被构想成了一个原初的‘构造’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我们可以把这段话视为霍尔对于表征问题总的看法。这一总的看法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问题是“表征将意义和语言同文化相联系。”；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在于表征生产文化意义的机制以及文化在整个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简言之，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
表征这一术语的通常用法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表征包括“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我们头脑中用于“代表”世上诸事物（现实存在或虚构、想象的人、事、物）的一套概念或心理表象。没有这套系统，我们将无法指称和解释世界。因此，表征和意义首先“取决于世上诸事物——人、物和事，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和可以作为它们的心理表象来运作的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头脑中的这一概念和形象系统的实际情形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头脑中不仅包括我们能知觉到的事物的诸概念，如桌子、板凳和办公室等等，而且包括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方式看见、感觉或触摸到的相当模糊和抽象的概念，比如我们关于战争、死亡、友谊、爱情的概念以及纯粹虚构出来的事物的诸概念，比如天使、美人鱼、恶魔、天堂、地狱等等。其次，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和形象图不是随意的概念收集，而是一个“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按照各种方法对“概念群”进行组织、安排和分级，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复杂的联系。在概念间建立联系、进行分级的方法和原则很多，可以按次序或因果关联等等进行分类，也可以使用相似性和区别性的原则建立诸概念间的关系。最后，属于同一文化的人们在头脑中拥有大致相同的概念系统或概念图。我们每个人可能用一种独有的和个人的方法理解和解释世界。但是，属于同一文化中的我们能够交往是因为我们共享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概念图，并且用差不多相像的方法解释世界。因此，文化也可以被定义为“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
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结构图受制于我们所在文化与社会的分类系统，而分类依靠的是“差异”。某一文化的概念图依靠“差异”这一基本原则组织成一个系统，从而对现实事物进行分类。因此，表征依靠“差异”的存在，形成“差异”是文化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基本原则。在霍尔看来，文化就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分类系统：“文化取决于给予事物以意义，这是通过在一个分类系统中给事物指派不同的位置而做到的。因而，对‘差异’的标志，就是被称为文化的符号秩序的根据……‘差异’对文化意义是基本的。”现实事物并没有什么自然存在的“特性”和“本质”，它们只有经过特定的分类系统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换言之，物体本身并没有意义，在分类系统中只存在着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仅仅有了头脑中共享的概念图，人们还是无法进行交流。这就需要第二个系统——以语言方式运作的符号系统。霍尔说：“我们共享的概念图必须被翻译成一种通用语言，以使我们能将我们的诸概念与观点同一定的书写词语、讲话的声音或视觉形象联系起来。我们用于表述带有意义的词语、声音或形象的总的术语是符号。”因此，第二个系统涉及的是共享的概念图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第一，语言在此指广义的各种文化符号。书写或口头上的语言、各种视觉形象，甚至在任何常规意义上不是语言的其他事物，如面部表情、身体姿势、时装、交通信号灯等等都可以成为语言。霍尔认为：
“任何具有某种符号功能的，与其他符号一起被组织进能携带和表达意义的一种系统中去的声音、词、形象或客体，都是‘一种语言’。”第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是文化中各种符号的典范”，各种文化符号以语言的方式运作。符号与概念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它们的结合是由语言的“符码”（code，又译为“代码”、“信码”等）决定的。作为一个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概念，“一种符码就是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所（明确或不明确）赞同之规则的符号系统。”“符码”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符号系统，另一面是文化成员所认同的规则。霍尔使用的符码概念强调的是“规则”的一面，即符号与概念结合的“规则”。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索绪尔理论中用来规定的“能指”与“所指”结合关系的“惯例”（convention）概念。在某一语言或符号系统中，符码确定概念和符号之间的转化关系：符码“告诉我们哪种语言用于传达哪种观念。反过来也同样正确。符码告诉我们，当我们听到或读到哪些符号时，哪些概念被指及了”。符码不是自然赋予的或神确定的，它是一套社会惯例的产物，是一种未成文的文化契约。作为文化中的成员，人们无意识地将各种符码内在化，这些符码允许我们经由各种表征系统（写作、讲话、姿势、形象等等）表达或理解特定的概念和观念。对于表征结构中符码的存在，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中有精辟的论述：“一定的符码也许广泛分布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人们在幼年时就开始学习它，以至于这些符码似乎不是建构的——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清晰表达的结果——而是天生就有的……（这）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电视画面和绘画作为视觉符号与其所指对象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它们能够表征现实之物，仍然需要“符码”的存在，只是我们早已习惯和内化了这些符码，仿佛它们并不存在。只有认识到符码的存在，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表征过程中“编码实践”的存在，而这对于表征的意义生产而言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分析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充分理解霍尔给表征下的比较复杂的定义了：“在文化中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观念等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立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为‘表征’的东西。”简单地说，表征包括三个要素，各种事物、人类头脑中的概念图和语言符号，概念图“代表”各种事物，语言符号“代表”概念图。事物的意义就是在概念图与语言符号共同遵守的分类原则中构成，而这一分类原则是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惯例。因此，事物的意义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由语言表征系统建构的。同时，以语言的方式运作的各种文化符号，也都是生产事物文化意义的表征系统，它们共同建构着现实与虚幻事物的文化意义。整个文化都是一个生产事物意义的复杂的表征系统。
在分析了表征的结构之后，霍尔得出结论说：“意义不在客体或人或事物中，也不在词语中。……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较之索绪尔对于语言表征的分析，霍尔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他对于表征结构的分析恢复了语言“指称”世上诸事物的功能。表征作为一种意指（signification，又译为“表意”）实践，是一种意义生产，而不是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或本质。表征的实现依靠文化的分类系统及其选定的符码。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所指称的“世上诸事物”，不仅包括在现实中“实存”的事物，也包括虚构、想象的事物。比如上帝，尽管它不存在，但在西方的文化中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西方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尽管“堂吉诃德”、“浮士德”、“哈姆雷特”等文学想象中的人物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也是西方文化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都是在文学表征系统中生产的“所指对象”。霍尔的表征理论并不关心语言和各种文化符号能否准确地再现与反映现实世界，而是关心语言和文化符号如何生产和建构事物（现实存在与虚构的各种事物）的文化意义。换言之，霍尔关心的是表征的文化功能，即表征实践在整个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表征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生产着各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从而参与了某一社会与文化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建构。霍尔的表征观念将表征问题从认识论引向了“文化学”。
第二，索绪尔更多地关注共时的语言系统，霍尔则强调了文化表征的“历时”变化。他说：“词变动着它们的意义。词所指称的各种概念（所指）也是历史地改变着的，每一次变动都改变着文化的概念结构图，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引导各种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和思考世界。”我们头脑中的结构概念图受制于特定文化的分类系统。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的文化拥有不同的分类系统，并通过语言、表征和符码共同体现出来。特定的文化分类系统通过选定不同的“符码”来实现文化表征过程，即实现概念图与符号能指的有效结合，从而完成意义生产。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分类系统对于表征的制约就体现在“符码”的选择上。如果说表征和事物的意义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文化建构的产物，那么任何事物的意义也都不可能最终固定下来。
第三，霍尔的表征理论有着明显的反本质主义倾向：“意义并不是直接的和透明的……它是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油滑的家伙。因而它从不最终固定下来。它一直在推迟和延缓与绝对真理的会面。它始终处于协商和改变状态，以对新的境遇作出反应。它常常被抵制，有时候被激烈地争夺。”霍尔的表征观念并不否认现实事物的客观存在，但它们的意义是由文化的分类系统决定的。显然，在事物的本来面貌、本质或特性与文化的分类系统之间，霍尔更强调后者对于事物意义的决定作用。在文化的分类系统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秩序。因此，可以从经验层面上说，事物的意义是在人类生活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人类的生活世界免不了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与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