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制度保障，从而使党的政策策略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西柏坡时期，各种民主制度和政策、方针的确立，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战役的推进，都渗透着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都是认真听取各种意见，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的结果。一般说来，在作出决策前，毛泽东与书记处往往首先提出初步方案，甚至几个方案，反复征求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比如：在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时，经常与邓小平、习仲勋、彭真、薄一波等通电交换意见。周恩来就财经、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就城市接管问题，任弼时就土改政策及知识分子政策，粟裕等人多次就军事问题，都提出自己的正确建议。特别是党中央关于中原战略部署的调整，更是中央领导及时采纳下级意见的很好例证。
1947年底1948年初，为打破蒋介石对我挺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的“围剿”，书记处决定派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为慎重起见，毛泽东特致电粟裕，征求其意见，并要其“熟筹见复”。三天后粟裕等回电，同意中央的部署，并就渡江时间、路线等问题提出己见。毛泽东又复电粟裕，同意他提出的方案。这样，经过反复磋商，一个涉及全局的重大计划确立下来。但是到1948年春季，中原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原解放军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这一变化，引起了粟裕的新思考。部队南进后的目的地因水网密布，不利于装备较重的三个纵队机动作战，且南进部队远离后方，战役配合及后勤补给均很困难。而从国民党军队此时的情况看，他率三个纵队南进后，虽可以调其一部回防江南，但对中原战局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相反，若留在中原打大仗，对从根本上扭转中原战局更为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比较、思考，粟裕最后决定致电中央军委详陈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到粟裕的电报，感觉事关重大，立刻电示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详陈其想法。
同时要求书记处对粟裕的想法进行认真研究。1948年4月，中央书记处城南庄扩大会议郑重地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研究，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按照粟裕的建议所作出的决策，不仅对推动整个南线战局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也使粟裕的军事天才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充分信任。于是，在淮海战役中，中央不仅四次听取粟裕的建议，而且让前委“临机处理一切”。在包围黄伯韬兵团后，毛泽东电示粟裕：“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核心坚持民主团结、运用集体智慧的民主作风，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
3.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提升制度执行力
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热爱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具有270万党员的大党。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些地主、富农、流氓分子混入党内，他们在农村中把持了某些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大权，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党的各项制度不能得到贯彻落实。这就使整顿党的队伍、提高制度执行力，成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迫切任务。
为了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上，并领导他们解决土地问题，支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认真讨论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问题，并规定了整党的步骤和方法。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是紧密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即“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征求群众对党组织及其各个成员的意见。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对犯有错误但可以教育的党员，则采取教育的方针。通过整党，整顿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坏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党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巩固，改善了农村党与群众的关系，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关于整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土改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在解放区开展，最大限度地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支援战争的亿万农民，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保家保田，有力地推动了战争的顺利进行，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4.加强军队的制度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军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指出：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为了使伟大祖国早一天由黑暗转入光明，为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政府，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坚决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的同一天，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第一，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高军队战斗力。为适应土地制度改革和革命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发扬人民军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各大军区、各野战军从1947年到1948年夏先后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整军运动纯洁了内部，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全军在作战间隙中进行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大大加强了全军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成为解放战士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得到了更好的发扬。正是新式整军运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敌于天下，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第二，加强军队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提高军队的纪律性和执行力。在全军加强纪律性的同时，为促进人民解放军部队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程，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主要有九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强调了在军队正规化建设中请示报告的重要性。军委作战部还草拟了《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规则》，其中包括作战室的性质，参谋人员的责任，保守机密的内容，文件登记和收发制度，作战室的守护，防止遗失文件和泄露军事秘密的规定，来宾接待规定，选调参谋人员的条件，以及对违犯《规则》者的处置，《规则》的批准权限与补充修正程序。此外，中央军委还制定了《关于各级首长带衔公章的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确定军旗、军徽，树立军队庄严神圣的标志与象征。1948年初我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全军仍没有一面统一的军旗。1948年2月2日，周恩来提议，中央发出一份征求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的指示。各野战军、各军区和军委直属机关都积极参加了设计工作。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3月1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随即军徽的图案也确定了下来。此外，军委还对收集各方所建议的帽章和臂章标准式样进行审查并确定。
第四，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便于军队的协同作战和统一指挥。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全国胜利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重要标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战局的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壮大，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之间的协同作战越来越频繁。在原有的分散作战的条件下形成的各部队的组织编制不统一、番号不统一等问题，越来越妨碍大兵团之间的协同作战。因此，尽快地使全军编制向正规化过渡，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1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通令。其中规定：全军今后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伍。野战部队在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原有的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兵团和军、师、团都按统一顺序号排列。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编入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统率所属的炮兵、战车部队和工兵部队。地方部队，设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军区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军分区。为适应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又于11月21日决定：中央军委今后在对外公开发布命令时，使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称。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指出：根据战争的发展，1948年11月1日关于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决定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的三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1949年1月至6月，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进行了整编。经过这样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5.针对违反制度的现象进行批评教育，限期予以纠正
西柏坡时期，随着党的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全党的纪律观念得到了加强，出现了许多遵守纪律执行制度的模范。如刘伯承坚持执行中央决定率军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刘伯承同志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刘伯承同志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再如邓小平坚持执行请求报告报告制度。大别山战斗时期，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工作繁忙，但是邓小平同志仍严格遵守制度，按规定向中央主席作综合报告。党中央对此进行了表扬，并将邓小平同志的综合报告，转发全党，供全党阅读。又如，辽西战役时，某部官兵视纪律如生命，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虽身在苹果园却不吃群众一个苹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但是，也不能否认，当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少不遵守纪律、不执行制度的问题，对此我们党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促使其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