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性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革命进入民主革命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济任务是实现国家富强、百姓富裕。为此，中国人民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民主共和”的目标。但中国人民一次次的奋争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启动了适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就“新”在了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广大人民群众为革命动力，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革命对象，以社会主义为革命前途，以建立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革命目的。所以，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对此毛泽东得出一个著名论断：“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到西柏坡时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趋于成熟。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毛泽东提出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讲了对资本主义既要利用，又要限制的问题。特别是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是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进一步明确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如何实现这一重大转折的问题。
二、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主要任务
科学判断形势是正确制定任务的基本依据。基于党对西柏坡时期形势特征的清醒认识，我们党对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和中国革命前途作出了科学的预测，对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更加明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的最辉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承担着带有浓重时代特色的历史使命。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四大任务”，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加强执政党建设。
1.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夺取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
彻底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在军事上承担的主要任务。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可以分为：人民解放军自卫阶段、转战陕北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战争的结局，如同毛泽东在战争之初就英明预测到的：“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战争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测。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我们党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及其变化，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并适时调整军事战略。比如，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大举进攻，我们实施战略防御，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正确军事原则，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取得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当解放战争进入到1948年的时候，我们敏锐地察觉到敌强我弱的状况已经得到改变，国民党军队大衰败、人民解放军大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我们党及时把战略防御调整为战略进攻，这就是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的伟大号召，在实践中及时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进程以大大超乎意料的速度，只用了142天就大获全胜，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大战役”胜利后，我们党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从1949年4月20日20时渡江战役打响，到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同一天，当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后，挥笔写下气吞山河的光辉诗篇——《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仓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其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正是对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突出特点在军事上的直接体现吗？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1949年10月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中国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正是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
2.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方案，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破坏旧世界”任务的完成。然而，破坏旧世界，并非我们党领导革命的目的。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建设新世界”，而建设新世界的基本前提就是建立新中国。因此，随着革命全面胜利的日益迫近，筹备建立新中国的任务也越来越迫切。
1947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并发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1948年8月，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其一系列政治制度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有效借鉴。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提出，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确定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鲜明体现了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坚持多党合作、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建国精神。
3.描绘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随着革命即将在全国的胜利和筹备建立新中国等项工作的深入，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面临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在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最初的基础分析，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并考察了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五种经济结构，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生产、商业、银行等技术和管理工作。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依靠力量上，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上，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毛泽东还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五种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对待这些经济成分呢？毛泽东指出：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利用和限制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毛泽东指出：要尽可能地首先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在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中，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开拓创新精神。
4.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满招损，谦受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一些教导人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名言警句，在我国的古书中随处可见。这是因为：因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而成就事业者大有人在，因背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而家败国破者也屡见不鲜。从历史上看，在逆境中、失利时尚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而在顺境中、胜利时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似乎已经成为规律。然而，许多事实证明，一人、一家、一党、一国，只要骄傲自满、不求进取，贪图享乐、奢侈腐败，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在即，共产党人能不能经受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这不仅关系到革命成果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式建设道路能否走下去，而且还关系到党自身的生死存亡、民族的前途命运。
于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提出的“两个务必”，成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况且，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同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六条规定”，即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还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可见，“两个务必”，不只是对共产党的一般性要求，而是我们党拒腐防变、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巩固执政地位、创建新的业绩的政治保证。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毛泽东把进北平执掌全国政权视为“进京赶考”，为什么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进北平前多次谈到“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在这里，我们会深刻体味到，党在西柏坡时期所倡导的“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赶考”创业精神，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法宝。
三、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主要工作
适应西柏坡时期的形势要求，为了完成我们党承担的历史任务，我们党做了大量而充分的工作。其中主要的是：
1.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土地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几万万群众的大问题，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所以我们党一直都十分关注土地问题。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在中央苏区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领导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斗争中培养和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加入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最大限度地吸引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参加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之中。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为“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五四指示”发出后，各解放区根据指示精神，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及其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支援。但是，大部分地区土地问题的解决还不彻底，即使是比较彻底的地区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