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矢志奋斗的先进政党，党的世界观、性质和纲领决定了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主动性和彻底性。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为了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胜利向全国胜利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党内腐败的办法和措施。这些办法和措施不仅具有开拓创新、承前启后的时代特色，而且为我们今天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西柏坡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转折时期，按照毛泽东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中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概用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这是从1946年7月算起，后来这个时间大为缩短）。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即：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全国胜利迅速来临所出现的形势巨变；自身角色和定位能否做到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能否在未来执政过程中经得住执政的考验；进城掌权后能否经得住权位、金钱和女色的诱惑而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共产党能否克服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封建思想和做法而永不懈怠、开拓奋进；能否有效防止权力滥用而继续保持公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公仆作风；能否保持谦虚谨慎、勇于自我修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等等，所有这些任务都要紧紧围绕进行战争、接管城市、建立和巩固政权、组织生产与安定民生、土地改革、统战与外交等各方面的工作逐次展开推进。这就要求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执行力上等方面去适应上述工作的迫切要求。可以说，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浩大工程。如果站在今天的历史坐标上再回顾和探究那段历史，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事业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而言如下：
1.很强的针对性
西柏坡时期，党的伟大事业从总体趋势上看正处于一个巨大的上升转折阶段，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新任务、新挑战，党的廉政建设的步伐必须及时跟进，以应对形势巨变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完成新任务，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各项反腐倡廉措施、政策和制度无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随着全面胜利的到来，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思想。毛泽东及时察觉出这一苗头，先是在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警告；随后又在这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敲响了警惕“四种情绪”滋生和糖弹进攻的思想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再如，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逐步解放，接管城市和领导城市工作的问题开始出现，中央主要领导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发表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切实关注这一问题。1947年6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的部队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为人民服务。部队脱离群众，就会走向失败。要把纪律整顿好，首先是上边，要严格要求。同时，党还出台了干部军队入城纪律的相关法规文件。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8年12月21日，中央致电华北前线指挥部发出《中央关于广为宣传对平津等城市的约法八章的指示》。在西柏坡时期，像这样的实例很多。通过这些针对性很强的措施政策，中国共产党保证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也避免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接收丑剧的重演，可谓对症下药，防患于未然。
2.鲜明的时代性
我们党的西柏坡时期虽然短暂，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虽然只有近300天的时间，但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反腐经验，体现了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高度统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廉政教育由以前的主要是党规党纪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扩大到城市纪律教育、生活作风教育、忧患意识和执政理念教育。这一点以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教育最具有代表性。
二是廉政建设实践由以前临时性通告、简单纪律约束向长期性、综合性和制度化演进。如这一时期建立健全的请示报告制度、党委会议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等具有这一特性。
三是廉政建设的内容由以前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向制度建设扩充，并日臻完善。比如，1948年对请示报告制度的强化与完善，建立健全党委会工作制度，以及各解放区行政监察制度的确立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局部反腐向综合反腐的新趋向，拓展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和广度，既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又规范了未来反腐倡廉的方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
四是廉政建设的重点由以前比较单纯的经济层面反贪腐斗争向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过渡。
3.全新的开创性
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表现在具有全新的开创性。一是进一步丰富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内涵，提出了进京赶考、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反腐新思路；二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这从相关制度的设置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完善党的领导体系，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健全了党委制，召开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延伸了权力监督的链条。三是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体制。西柏坡时期，为了加强纪律和发展民主，中共中央还建立了党委会议制度。四是提出“两个务必”的执政宣言。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对中国革命28年历程总结的结晶，对长期执政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历史性巨变和转折，党中央、毛泽东的任务繁重，工作千头万绪，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他们高瞻远瞩、呕心沥血，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巩固在反腐倡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形成了许多富有成效、独具特色的反腐做法和经验。
1.未雨绸缪，筑牢反腐倡廉思想长城
俗话说，道德决定品格，修养形成作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同理，一个政党的事业是否兴旺发达，也取决于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中国共产党历来就重视党员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和党性修养，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怀抱崇高理想，挺身而出，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在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履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准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为了从思想上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主要从如下方面展开：
第一，未雨绸缪，强化忧患意识。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逆境中求生存、在顺境中求发展的。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众东渡黄河时，以老艄公掌舵撑船为例子，教育党的干部，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到了西柏坡，面对迅速到来的胜利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抵御旧有剥削阶级思想对自身的精神侵蚀，如何学会和掌握治国理政基本方法和技能，成为毛泽东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这一问题，提醒胜利之后的共产党人要有必要的觉醒意识、忧患意识，不要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在1949年党中央的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对全党同志发出警告：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有，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及时地向全党提出警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郑重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一步为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敲响了思想警钟。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指出：我们“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记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为了扩大廉政教育的覆盖面，激发全体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忧患意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中共中央组织文艺工作者排演了《闯王进京》历史剧，并在华北各解放区巡回演出。在进京前夜，中央还号召全党重读郭沫若写于1944年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的失败进行深刻反思。
忧患旨在自警。能否对党内未来潜伏的危险和腐败现象有清醒的认识，是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前提，也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标志。
第二，以人为本，牢记立党宗旨。西柏坡时期，中央领导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向广大党员干部强调党的宗旨意识。1947年9月13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向与会代表作结论发言时指出：“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在这里，刘少奇庄严地宣示，共产党进行土改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全国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1947年9月18日，董必武在晋察冀边区财经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共产党人想问题和群众一同想，做事情和群众一同做，完全和群众融成一片，……我们是和他们（群众）同安乐、共患难、休戚相关、生死可托的人。这是多么诚恳而质朴的语言。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不仅心系百姓的安危与冷暖，而且在具体行动上也与人民打成一片，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比如，毛泽东教当地农民插稻秧，周恩来雨夜救亲人，董必武救护病危小孩，朱德赔老乡鸭子等等。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当年带领人民革命是为了群众；今天中国共产党受人民委托治国理政也是为了群众。共产党的角色和地位虽然改变，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未改变，反腐倡廉的思想从未改变。
第三，不忘本色，永葆艰苦奋斗精神。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大历史阶段，在巨大的胜利面前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蓬勃朝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考验。为此，中国共产党强化了对党员干部艰苦奋斗观念的教育。1948年2月的一天，徐特立老先生告诫身边工作人员说，勤俭两字“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也需要，有了勤俭，社会才能前进”。1948年8月27日，董必武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党和政府一定要实行精简，厉行节约，严禁贪污，谨防腐化。1948年5月31日，刘少奇在给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话中指出，（党员干部）要有两方面的修养，一是在艰苦环境里能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二是在顺利的环境下不贪污腐化，经得起考验。另外，为防止各级组织和干部违反党的城市政策，防止干部、军队进城后堕落腐化，中共中央规定了严格的入城政策，并对全体干部、军人进行纪律教育。1945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较早具体地规定了党的城市政策和部队的入城纪律。1948年底，解放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指日可待。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作出切实防止对公共房产的占领、争夺和任意毁坏等现象的十条规定，要求在城市中成立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与分配该城市中的一切公共房屋，不许有任何例外。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如何接管北平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防止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被其他阶级的坏作风腐化。
可以说，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层次，采取不同方式，持续不断地对全党及群众进行全方位的政治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和忧患意识教育，并且使这些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前瞻性，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牢固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理性长城，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改革创新的宝贵精神财富。从思想道德层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的高度自觉性，而且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源头上反腐治腐的坚强决心和意志。
2.开拓创新，加强反腐倡廉组织建设
相对一个团体来说，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相对于个体的反腐倡廉行为，组织的力量无疑是强大的。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它服从并服务于政治路线。古往今来，凡是高明的政治家，无不重视组织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对一个政党而言，思想威信只有变成权力威信，进而权力威信变成组织威信，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历来注重反腐倡廉的组织建设。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等，确立了党在军队中领导地位，后来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完善了以政治委员为中心的军队政工运行体制，以此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杜绝个人权力滥用和军阀主义滋生。同时，在各根据地推行特派员和党代表制度，防止在地方上出现个人权力专断而导致的政治独裁、政党裂变、派系倾轧现象的发生。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在组织方面的建设不仅继承发挥了以往的优势，而且有所创新，对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