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没有先进的理论，就不会有先进的运动。因此，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首位，是我们党的一大创新，也是我们党党建实践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早在1929年红四军九大上，毛泽东就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确立了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又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基本肃清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影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在思想上进一步成熟起来。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虽然正处于解放战争年代，党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党始终坚持在思想上建党，把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把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提高干部战士甚至人民群众思想觉悟，视为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础，从而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动力。
一、西柏坡时期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突出特点
在我党历史上，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伟大时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从而为建设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使我们党领导革命到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总结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加强党的军事理论建设，夺取革命彻底胜利
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期。这次战略决战，实质上是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总决战，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的总决战。在这次战略决战中，党中央在西柏坡先后组织指挥了24次重要战役。这些战役，都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的反动统治。这些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解放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归于消灭，解放了东北全境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华北、中原广大地区，实现了党中央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主力集团的战略计划。这一辉煌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场上的胜利，源自于我们党思想理论上的正确指导，源自于我们党关于军队和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在军事指挥方面，坚持战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上的分散行动，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做到了随着敌我情况变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丰富、发展自己的战略思想。
第二，在作战原则方面，坚持“十大军事原则”。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其基本思想是：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④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⑧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如果说，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话，那么，“十大军事原则”则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具体体现。
第三，在加强军队建设方面，开启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历程。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军队要“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确定了军队建设正规化的具体规划。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中强调：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为了实现军队的正规化，我们党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一是全军实行统一整编。1948年11月1日，由周恩来草拟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实行。二是探索多兵种建设。毛泽东在西柏坡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按照这一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争末期，不仅大力加强了炮兵、工兵的建设，也开始了航空兵和装甲兵的建设，并建立了海军。从此，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诸军种合成军队的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后来的发展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是开始大规模军校教育。随着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的到来，为适应战争发展形势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为加强军事政治干部的培养与训练，为华北战场乃至全国各战场培养大批高中级指挥人才，1948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石家庄成立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办，标志着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促进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围绕建立新中国加强党的政治理论建设，确立人民民主政治
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任务，但绝不是革命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还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针对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表示找到了革命胜利的道路，那就是民主。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频频胜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已经紧迫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对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理论思考开始走向成熟和具体化，基本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以及民族制度等民主制度的框架。
第一，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1948年5月3日，针对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首次比较系统、明确地回答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问题，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根本政治制度问题，为建立新中国锻铸了一块长治久安的坚固磐石。
第二，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尝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即确定下来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新中国的国家政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实践和探索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新中国的试验田。
第三，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产物。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这种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1948年，以“五一口号”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拥护，各民主党派纷纷与国民党决裂，来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筹备建国，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形成，新中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被确定下来。
第四，确立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7年10月，党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8年10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其中明确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1948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与东北的民主人士达成协议，其中一项重要决议就是共同纲领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第一次向外国领导人详细谈及了将来建国后的民族问题。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完成了从酝酿到成熟的发展，确立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
3.围绕建设新中国加强党的经济理论建设，绘制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建设新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是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和重要任务。这里的“建设”不在于在实践中的运作，更重要的是在于为建设新世界所描绘的宏伟蓝图。新中国经济建设起步时的历史基点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应该实施什么样的发展路线？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决策，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之中。《报告》对中国社会经济特点作了深刻分析，形成了新中国起步时的国情理论。毛泽东指出：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是党制定经济建设战略、建设新中国的立论基础。第一，建设新中国的总目标、总纲领，即战略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庄严宣告：“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纲领性口号和战略性目标。
第二，新中国工业建设目标——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重申：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而要建设先进的工业国，必须首先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具体手段就是：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人资本，使其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发挥作用。
第三，新中国农业、手工业经济发展目标——对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其具体方法是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前景充满信心，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这就一方面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另一方面严肃批驳了对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
4.围绕执掌国家政权丰富和发展党建理论，提出“两个务必”的党建法宝和“进京赶考”的科学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