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校长的这一决定刚一传出，就在全校教员和学员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的人说“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是给自己抹黑！”面对这种情况，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一起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讲，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曾经利用旧军官作教员来创办陆军大学的例子，另一方面讲这些旧军官身上的军事理论和技术知识是我们缺乏的，甚至是我们没有的，我们应当在改造他们的同时，发挥他们的作用。就这样，经过多方努力和大量的思想工作，先后有二三百名曾经就读于武备学堂、陆军大学、保定军校以及留学国外，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技术专长，被我军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各级军官成为华北军政大学的教员。
第三，运用“有”和“无”的辩证法，警惕党内可能出现的不良思想情绪。“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作为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提上了日程。面对我们党即将由革命党变成手中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性变化，有些干部、战士产生了“革命到头了、可以进城享享清福”的思想。毛泽东以及我们党则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总结历史特别是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英明地预测我们党进城、掌权后可能出现的不良思想情绪，以防患于未然。还是在西柏坡时的一天，毛泽东在与身边工作人员一同散步时讲到：“我们共产党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腐化了。我们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特别是在离开西柏坡前10多天，即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具体内容只有44个字，但却言简意赅地讲明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在伟大的成就面前，党内一部分同志可能会骄傲起来，自满的思想可能滋长，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如果不坚决防范和克服这种情绪，党的事业就不能向前发展，甚至会失败。二是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成绩越大，形势越好，越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对可能出现的不良思想情绪，要科学预见、深入洞察，以“无”当“有”，有效预防。因此，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两个务必”就成了我们党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法宝。
就是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的当天，即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一段镌刻青史的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进京赶考”，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掌握国家的执政权力，绝不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绝不能高枕无忧、放松警惕，绝不能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而是要把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视为一次新的考试、一张新的考卷，还需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才能考个好成绩，才能避免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悲剧，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因此，“进京赶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浓重的历史责任感，体现了毛泽东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和伟大。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罪行，毛泽东是那样的愤恨；对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毛泽东是那样的坚决。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在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过程中，有人为他们说情，主张鉴于他们曾经对革命有功，可免于一死。但毛泽东痛下决心，“挥泪斩马谡”。因为只有杀了这两个人，才能教育和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党员干部。可见，杀一儆百，是毛泽东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真正用心，就是要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提高清正廉洁意识，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执政60多年，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中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源于“进京赶考”
思想的坚定性，源于我们党在思想工作方面做到了未雨绸缪、务求实效。
3.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
“左”或右，是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虽然其表现形式不同，但从思想根源上讲都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从危害上来看，都会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只有实事求是地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才能在矫枉归正的实践中，保证革命顺利进行，使党健康成长。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根据革命形势任务的需要，在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也曾经出现过“左”或右的错误。右的问题，一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当时党内部分人存在对解放战争信心不足的悲观情绪。对此，毛泽东提出：现在反右，主要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全党的信心和士气。二是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前，有的解放区存在不相信群众、不敢发动群众甚至阻碍群众的土改要求的问题，致使土地改革“不彻底”。1947年5月1日，刘少奇对薄一波所送的晋冀鲁豫区土改情况报告作了批示：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然而，此时党内存在的更为严重的是土地改革运动中“左”的错误倾向。所以我们党在反右的同时，更加重视纠正“左”的错误。
第一，土地改革运动中“左倾”错误的表现。在1947年10月开始的解放区新一轮土改运动中，“左”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农村土改中，打击面过大、乱定成分、乱打乱杀等问题的严重存在。比如在晋绥解放区，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其土改试点中，违背中央关于划定地主、富农的依据和政策，搅乱了标准，扩大了打击面，致使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占当地农村总户数的16.3％，甚至有的农村占到了40％，远远超过了地主富农应占农户8％的正确估计，从而把一部分富裕中农错划成地主，把中农错划成富农。再就是把对这种“左倾”作法提出批评意见的农村基层干部，一律看成是土改运动的阻力和“绊脚石”，提出要“搬石头”、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抛开党的基层组织，解散党的县委，甚至对与“左”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乱斗乱杀。二是在城市中，侵犯工商业、任意惩治商人资本家、对一些工厂企业征收重税、盲目提高工人工资等问题突出。这种侵犯工商业的现象，到1947年冬已经发展到极端危险、不能容忍的程度。
第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对于土地改革中出现的上述“左倾”错误，在西柏坡指导土改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和在转战陕北中的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前委都十分重视，特别是毛泽东早已英明地预测到了“左”倾错误的发生。毛泽东认为，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左”
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毛泽东在1948年初又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了四个党内指示，明确规定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要求“在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党内右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因此，全力纠正党内在领导土改中，在对待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中所存在的“左倾”思想，使全部工作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成了当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纠正发生于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我们党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和蔓延的原因，指出：纠正群众运动中“左”的倾向，关键是要确立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于是，下发了毛泽东在1933年10月为了纠正查田运动中一些“左”的错误而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要求各地“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和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为”，以总结历史经验，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同时，毛泽东针对有些农村出现的乱划成分的问题指出：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8%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毛泽东还提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二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明了土地改革总路线，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依靠力量、团结对象、方法措施以及基本目的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有效地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为了纠正侵犯工商业的“左倾”错误，我们党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侵犯工商业的“左倾”错误。从全国土地会议到1948年春，我们党重申了许多正确对待工商业的具体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予以保护；应当预防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用于城市；要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等等。二是纠正在已经解放的一些大中城市中发生的“左倾”错误。我们党强调，要严格界定官僚资本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对于接收过来的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业、关门；不得向工商业者征收妨碍其发展的过高的税负；对所有在原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人民政府接管企业后，凡愿意继续为企业服务的，应量才录用，不使其流离失所。等等。这样，到1948年春，基本上制止和纠正了各地出现的侵犯工商业的“左倾”错误，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保证人民正常生活、支援战争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总之，加强学习，特别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在革命的重大关头特别是日常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跟进，及时纠正党内存在的右或“左”的错误倾向，是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突出特点。正是由于党的思想建设的加强，才使党的全部工作在西柏坡时期全面推进，才使西柏坡时期成为我们党在革命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三、西柏坡时期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当代启示
从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实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高，必须由相互衔接的三个阶段构成：一是掌握书本知识；二是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完成党的任务；三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这三个阶段逐级递进，逐步提高，循环往复，虚实结合，使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具有理论指导的科学性。这就是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途径，也是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给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
1.学习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本方法
关于学习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问题，列宁早就有一个著名的论点，这就是“灌输”。列宁认为工人群众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的“灌输”理论虽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在西柏坡时期乃至在当今时代，“灌输”作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仍然是适用的。因为“灌输”的基本含义就是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