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的说法可以通过我们的内心经验来证实。当我们觉得自己对某事、对某人没有任何责任的时候，他们和我们总是毫不相干的，内心的冷漠便换来一片平静与轻松。因为他们的存在与我们的存在被认定为没有关系，所以不存在责任。可是，当我们认为自己对某人、某事负有责任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是欠了债似的。其实，这时候并没有人强迫我们认定自己对他们有责任，总之欠债的感觉就是挥之不去，缠绕在心。这种欠了债似的感觉，如果转化成宗教的说法，就是罪感。认定人生而有“原罪”，实际上是一个确立道德责任的可取的方法，至少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神话色彩，因为它的非实证特征和非分析性，它在近代受到许多指责和批评，非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它。
“原罪”说是犹太—基督教乃至整个中世纪的伦理基石。依靠这块基石才能够建成庞大的理性—宗教大厦。整个中世纪，教廷和宗教理论家一直强调个人有罪，所有人必须忏悔乃至用生命去赎罪。罪恶是如此这般深重，罪恶是如此这般深入埋藏在内心的深渊，假如想超越罪行，进入天国，就必须以一生的努力去搏斗，去救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雄心太大，期望在尘世建成天国。这种想法或许不切实际，但宗教伦理对人性邪恶的指责，直到今天还是发人深省的。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十四卷中用大量篇幅申述人类从亚当以来的堕落。
这种堕落包括恐惧、贪婪、诉讼、战争、背叛、发怒、仇恨、欺骗、阿谀、伪善、盗窃、抢劫、傲慢、嫉妒、谋杀、弑亲、残忍、狂暴、邪恶、奢侈、卑鄙、奸淫、私通、乱伦以及数不清的、肮脏的和不自然的两性行为等等。这些罪恶与生俱来，因为人的始祖背叛了神，背叛产生的罪孽之血流动在每一位亚当的子孙的体内。原初的罪孽的实质是“人把自己看成是自己的光”（man regards himself as his own light）Saint Augustine,The City of God（VolⅡ），p573.西学基本经典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而不是把神看成是自己的光。
奥古斯丁对《旧约》的“原罪”说法是有所发展的。《旧约》把人类堕落的原因归结为无知，无知虽属于自身但终究不是明确的意识可以决定的。奥古斯丁着重强调人偏爱有害的东西导致了人的堕落。所谓偏爱有害的东西，就是人在明确的意识里追求那有害的东西。人性本身的恶等同于人的“原罪”。所以，《上帝之城》的中心立论是我们生活着的世界存在着世俗之城与精神之城，就像人性存在着邪恶与善良一样，人应该排斥前者而选择后者。
犹太—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在历史过程中，既有正面的价值，也有负面的价值。它的正面价值有助于建立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任何宗教或类似宗教的道德体系，都会透过教义或学说建立道德责任的原理。例如，与犹太—基督教不同，中国儒家学说通过“性善论”的假设来建立道德责任。按儒家的说法，人性本善，但这种“性本善”只是潜在的东西，谁也不能说自己当下的现在的本性就是善的。古代蒙童读本《三字经》在说过“人之初，性本善”之后，马上跟着说“苟不教，性乃迁”。性善的假设跟着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变恶的警告，若想自己的本性臻于至善，就必须按照经典的教导去做。人性既然无时不在变恶，故人生当尽各种义务，完成各种“本分”。
在尽义务、完成“本分”的过程中，也就是承担道德责任了。比较起来，儒家的说法更加平易，但对深层人性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理论架构里面没有足够的紧张。犹太—基督教伦理中创造出一个伸延性很强的“原罪”概念，又从“原罪”引出忏悔与救赎。这种思想对后来的文学影响极大，使得西方作家在挖掘人性深度方面，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源头。笔端触及的人类内心世界，远比中国作家表达得要深刻，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原罪”的说法，也在历史上造成某些阴暗的影响。中世纪许多流弊，如迫害异端、残酷用刑、禁欲主义等贬损人的尊严的弊端，多少都和“原罪”说相关。同时，教会权力过大，垄断了对罪行的解释，亦排斥了人们对世俗幸福的追求。
康德伦理学的出现，在论述上弥补了“原罪”说的缺陷。从此，责任的概念代替了“原罪”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说明人有责任而不必事事都牵涉“原罪”。责任的概念是康德伦理学的中心。按照康德的说法，行为有道德价值，人有德性的光辉，全在于人能够承担道德责任。离开了责任，无论人自身还是人的行为，都没有道德价值。责任是道德价值的源泉。所谓责任，它不是从外面强加进来的，既不是社会权威，也不是伦常纲纪使人有责任，责任就是良知，意志遵从普遍规律去行事就是履行责任。无论是犹太—基督教的“原罪”说，还是康德伦理学，都是对人类良知结构的一种理解。不同在于前者是神本主义的，而后者是人本主义的。
5良知——心灵体验到的责任
人生活在一个息息相关的世界里，大到与自然万物，小到与其他个体，各人的福祉与利益千联万系，彼此相通。虽然存在的相关并不构成责任的必然理由，但道德戒律的绝对性所反映的正是人类存在的相关性。从责任到承担，从良知到付诸行为，其间有漫长的路途要走。尽管康德把道德律称做“绝对命令”，可是我们知道，“绝对”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我不遵从去行事，我就必然受到惩罚。由于恐惧惩罚，所以不得不遵从去做，于是道德律就是绝对的。道德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心中的良知昭示我们按照行为可以成为普遍规律那样去做。道德律的绝对性并没有剥夺主体的自由，相反它更突出了主体选择的自由。换言之，主体的道德自觉是最重要的，除非你自己愿意，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可以征服你的内心。假如行为主体失去良知的照耀，失去道德的自觉性，假如主体否认他的道德责任，那么他人或权威当局是不能通过“命令”让他主动承担的。这时候，道德责任于他就是不存在，或者说是未被意识到的。
任何一个行为主体都存在道德责任的自觉程度的问题。人们平常所说的有良心或没有良心，指的就是个体对道德责任的体认程度。所谓良知，并不神秘，它是人承担道德责任的内心体验和确认。体验得越深刻，良知在内心就越明亮。倾听良知的声音，确认自己为人的责任，其实在每个人内心都不一样。有的人体验得非常强烈，例如圣雄甘地，他会觉得自己要是非素食或穿机器纺的布，抑或对异性有任何一点欲望，都是违背了印度教的良心，他的良知告诉他，最严格的禁欲就是最崇高的道德戒律。见《甘地自传》，张若谷译，台北星光出版社，1983年版。尽管常人做不到甘地那样极端，但他的行为确实是来自他倾听内心最深处的声音，我们不能因为世上很少人这样履行道德实践，就说甘地是不真实的。有的人对良知的体验则比较麻木，所谓芸芸众生，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怎么说，只要在生命的旅程中，按照“绝对命令”去选择，不论自觉程度如何，总归是良知一点，可以发扬光大。就像火苗的光，有亮丽的，也有不那么亮丽的，但总归是光，可以照亮黑暗，假以时日，星火也可以燎原。
责任对于个体而言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虽然社会的普遍意识里有各种各样的道德戒律，它们对于个体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外在的社会存在。事实上社会权威也常常利用权力做方便法门，宣扬和灌输道德戒律，由外部将责任灌输进去，以收到统治的效用。不过，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道德戒律的社会实践问题，而是道德戒律的内心“认同”问题。良知的召唤使得责任成为使命，这个使命不在心灵之外，不是他人或权威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说，必须做某事，而是内心深处存在一个声音，我们有能力倾听到它，它是我们的使命。因此，使命是心灵的使命，责任是良知意识到的责任。它是从主体的自觉里升华出来的，是我们从无限丰富的内心宇宙里寻找相遇的。尽管社会可以给德行正面的评价，但外力的鼓励与奖赏并没有道德意义，虽然这样做可以收到统治的实效。只有主体不屈服于外力的诱惑与高压，纯粹出于对道德责任的自觉，这种良知的光芒才耀眼夺目。良知所以能引起心灵震撼的效果，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发自内心的。
比如说，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多年。梦醒过来，该申冤的已经申冤，该报仇的已经报仇，该“解放复出”的已经“解放复出”，该审判的也已经被审判。总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情似乎结束了，人们不大愿意重提灾难的过去，舆论也选择遗忘作为了结过去的方法。可是，巴金不是这样。他年老体衰，却以惊人的毅力，花了八年时间，写成五集《随想录》。八年中，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停地“唠唠叨叨”。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只管说些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在《随想录》里，不时可以读到他述说他的坚持，他和死神的抗争：
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巴金：《随想录》，第232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整整八个月，我除了签名外，没有拿过笔写字。以后在家里，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中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巴金，《随想录》，第669页。
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巴金《随想录》，第899页。
巴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在伤残的折磨与年老的衰退中，还调动残年余力，依旧听从那神秘的声音——“写吧”——的催促，他为什么非写不可？他到底要告诉人们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