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在现代小说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小说中的智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故事讲法的智力，另一个是对人生发现的智力。其实这两种智力在出色的小说家那里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了分析的明晰才作如此的区别。前者是“技术的智力”，后者是“发现的智力”。一篇小说写得有没有深度，耐不耐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这两种智力。在现实的世界里，许多先入为主的识见都可以成为作家洞察人生的障碍。这倒不是说一切世俗的识见都没有意义，而是说作家对人生的发现必定由自己毕生辛勤的追问与慧悟中得来。政治经济社会里的意识形态，习焉不察的世俗偏见，追逐市场的流行观念，都可能成为小说家人生发现的遮蔽。因为小说家在故事里传递给读者的不应该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小说家的失败。小说家要做的不是要为耳熟能详的东西加上一个故事而推波助澜，广为传播，而是要拂去那些遮蔽人心的俗见的尘埃，显露出良知的本相。
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俗见恰恰是小说家的大敌，小说最可贵的质量是对人生的发现，这是在小说家与世俗识见作漫长的抗争中显现出来的。因为小说中人生发现的精义正是要揭破人们沉醉于世俗的迷梦，再思考现实生活的价值。因此，小说就其本性来说就不是以世俗识见言世俗识见的，而是以作家独到的发现和穿透世俗的识见到达一个人性与良知的澄明境地。笔者在下文分析三个小说文本，夏目漱石的《心》、伯尔的《列车正点到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说明笔者对小说的观念。一部有深度的小说必定有作家对人生的独到发现，而这种发现又离不开对人的心灵的洞察。《心》所表达的是道德心与自利心的永恒冲突，《列车正点到达》反思的是战争与人性的关系，《罪与罚》说的是有罪与无罪的无穷究问。三个文本的题材与背景都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但作者都把对话安放在灵魂的深层，小说叙述的不是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是阶级的斗争，而是人的内心宇宙的冲突。对人的内心宇宙的冲突的发现造就了小说的不朽价值，作者通过揭示灵魂的对话与冲突带给读者的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认同，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追问和反思。
1道德心与自利心的对话
1914年，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他的小说《心》。这是他最重要也是写得最好的小说。两年之后，他选择了死亡，笔下的主角即小说中那位“先生”的归宿成了作家自身归宿的预兆。当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后大正时期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阶段，传统社会的伦理日渐失去往昔的吸引力，工商社会新价值观的风气在社会弥漫。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成长带来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与个人主义思想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矛盾。个人主义思想把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则把自我牺牲的善放在第一位。夏目漱石自己也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他晚年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认同“则天去私”的思想。高田瑞穗：《〈夏日漱石集〉IV解说》。日本近代文学大系第二十七卷，角川书店版。《心》就是一本渗透“则天去私”思想的小说。
夏目漱石要追问新旧之交的社会变化带给人们心灵以怎样的震荡，是道德心高于自利心还是自利心高于道德心？在遇到一个利己而同时伤害了别人——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应该如何选择？从前也许不用经历如此天人交战的情形，因为答案很清楚。在传统的社会里，个人没有那么大的选择自由，许多事情是别人替自己安排的，婚姻有父母，营生有世代相传的农耕或家庭手艺，申冤有父母官。个人不必也不可能替自己的生活负那么大的责任。可是社会逐渐改变，时代不同了，个人在社会生活里扮演的角色也在改变，个人必须更大程度上替自己负责。就是说，社会给了个人更大的自由，同时也给了个人更大的责任：个人要独自面对那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夏目漱石敏锐地发现人生的难题，当然他没有把这种难题简单看成对错是非的问题，他虽然主观认同“则天去私”的思想，但也不认为有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同时，他有意回避社会背景的因素，有意把这类冲突处理成人类心灵永恒的冲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道德心与自利心的对话将永远存在。
小说以第一人称口吻写，不过前后两个第一人称并不是同一个人。在“先生和我”及“父母和我”这两部分里，我是一个涉世未深、质朴纯洁的年轻人；而第三部分“先生和遗书”里，第一人称的我是全书真正的主角。如果说“先生和遗书”是通过主角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作自我忏悔而“解谜”的话，那么，第一和第二部分则是全书结构上的“设谜”。那位年轻学生的观察可以证实，他的老师完全是一位现世意义上的善良的人，无罪的人。“无罪”和“有罪”在小说不同的部分构成了对话。当然，小说里“无罪”和“有罪”的对话关系，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那样明显出现在人物语言和思想里，而是隐藏在人物无声的行动之中。学生在海边沙滩游泳场上认识了这位老师，发现这位老师是心地纯善的人，他对新认识的年轻朋友很好，只是眼睛里有一种异样的光，令年轻的学生觉得好奇。他想知道眼光里藏着什么故事。
于是慢慢和老师接近，学生了解到老师每个月都去同一个地方给他一位已死的朋友扫墓。开始还不让学生陪着去，说一些让学生听不明白的话。比如，“爱情是罪恶”，“世上的女人，我只认识我的妻。其他任何女人都不会使我动心的。妻也觉得我是天下唯一的男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是生来最幸福的一对”。学生心里事实与逻辑不吻合的疑团，天长日久，一一都解开了。原来老师年轻的时候，与他的一位好友同时爱上了房东小姐，房东小姐更倾心于他的朋友而不是他。但在恋爱尚不自由的年代，他却悄悄抢先一步向房东太太表白，要娶小姐为妻，房东太太同意了，遂成定局。他的朋友因此自杀身亡。他虽然如愿以偿，与小姐结婚，但此后良心的拷问一直使他的灵魂不得安宁。爱情是罪恶的，他应该幸福而没有得到幸福，多少年来，他就这样被罪恶感所缠绕，不能摆脱。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幸福的，圆满无缺；在他的心灵里，他是不幸的，是罪孽深重的。终于有一天，他领悟到灵魂的自由是生命的第一要义，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他决定放弃现世的所有自由。
夏目漱石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是不容易被意识到的。他所描写的冲突并不深奥难懂，相反却是太普通、太日常，以致人们承受不起这种普通性和日常性，需要借助忘却从普通和日常的世界中逃避出来。因为良知往往具有严酷的拷问的性质，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逃避，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经受得起良知的拷问？《心》叙述的就是一个不逃避的故事，那个不逃避的人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小说里的那位先生，是不逃避的人。他的恋爱和婚姻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都在舆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可是，自由意志之间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尤其是感情领域内。他的朋友终于出人意料地自杀了。
这个无法料想的意外事件使他觉得自己是罪人——道德意义的罪人。他得到他梦中向往的女人，房东的小姐，可是他们日后的生活却笼罩上了无法抹去的阴影。朋友的自杀，虽然在他主观意志的控制范围之外，他不用承担任何法律的责任，但这件事确实和他的主观意志有关，他的行为无意中伤害了别人，是一个悲惨事件的肇因。虽然在法律面前毫无问题，可是在良知面前问题永远存在：他的意志是不是善良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问号由小变大，横在生命的面前。夏目漱石过人的地方是他发现了日常世界的非日常性，这种非日常性一样具有灵魂拷问的性质。日常世界之所以普通和日常，是因为我们沉迷其间，回避良知的拷问而显出它的日常面貌。一旦我们不回避，这个日常世界就有它惊心动魄的地方。
《心》在三角爱情的关系中展开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永恒冲突：个人主观欲望与普遍的良知责任的冲突。整部小说可以看成是欲望与良知的对话。当那位先生还在恋爱的时候，他对良知的意识还不是很强烈，他最重要的愿望是娶到意中人，也许他不知道良知的拷问会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当朋友自杀身亡之后，两者的冲突就带有悲剧的性质。它们之间是不能兼容的，欲望说服不了良知，良知也说服不了欲望。因为异性之间的真实相爱是排他的，排他性正是个人追求幸福的基础。可是，人们又不幸地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排他常常导致对周围的人的感情甚至生命的伤害，种下悲剧的因。
就像《心》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个人欲望引导下的对幸福的追求，本身就破坏了道德秩序的完整性，引起了良知的不安；良知出于对责任的承担，却又否定了欲望追求的幸福。先生在写给学生的遗书里说：“我也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是，我的幸福却拖着一条黑影。”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在于他们的灵魂先天被分裂成两半，这两半同时站在生命最坚实的基础上各不相让。伴随生命的过程不断地对话，它们永远说服不了对方放弃立场，但还是要对话，还是要冲突，直到生命的终结。人既不愿意放弃他们在良知感召下对责任的承担，但同时又无力承担这副沉重的担子。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相互不兼容的东西黏合在同一个选择里面，经验世界的具体性不可能配合人既不放弃良知又不放弃欲望的超越具体时空的幻想。当人们试图承担责任并同时真正追求个人幸福的时候，追逐幸福反过来变成对道德秩序的挑战；而承担责任同时又意味着放弃个人幸福。在进退两难的困境里是没有可能根本逃脱的，因为它正是人生存的真实困境。
夏目漱石的故事通过一个忏悔者的形象展示这种冲突。那位先生年轻时坚持个人欲望的原则，他希望得到幸福：他确实爱房东小姐。可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悲剧过后，他陷入了苦恼，他怀疑他过去坚持的原则，他在反省，他站在普遍的良知责任的立场审视自己的过去。欲望与良知在对话，他年轻时的选择表示他较多地顺从了欲望，在他进入成熟的中年以后，悲剧早已成了不可更改的过去，时间不会倒转，朋友不会复活。但他每日都受到良知的拷问。小说所展示的灵魂的对话，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的。它表现为忏悔，对过往行动深深自责。小说在忏悔和自责中展示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对话达到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主角选择了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