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重水的供应一直卡着德国核研究的脖子。1942年，德国全部的科研计划归戈林管理，一批科研人员也从前线返回实验室，但在这一年虽然有2500万马克的科研经费没有用完，却没有对急需资金的核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从此以后，重水工厂和铀工厂相继遭到破坏，加上前线告急，德国的工业再也负担不起核反应堆的建造和原子弹的研制任务了。
高技术战争悄然兴起
核武器的超杀伤性限制了它的实用性，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逐渐将注意力向发展高技术常规武器方向转移。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也给常规武器变革提供了可能。大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把注意力从“核时代”延伸到“核后时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受到广泛重视。
高技术武器装备涌进战场，并在战争中蔚然成风，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悄悄出动8架F—16战斗机，在6架F—15歼击机的掩护下，绕过约旦等国的雷达监视，躲过美国预警飞机的探测，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外的“乌西拉克”核反应堆投掷炸弹，“轰炸的精确性令人目瞪口呆”，使伊拉克苦心经营数年、造价4亿美元的核反应堆被彻底摧毁。整个袭击时间仅2分钟，以军飞机往返2000多千米安全返回。
同年8月，美军2架“F—14”战斗机从“尼米兹”号航母上突然升空，发射2枚“响尾蛇”导弹，分别击落利比亚执行巡逻任务的2架苏—22战斗机，前后不过1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1982年4、5月间，英国和阿根廷在马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了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空袭与反空袭、登陆与抗登陆的大较量，导弹战、电子战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阿根廷空军的“超级军旗”式飞机用“飞鱼”导弹击沉英“谢菲尔德”号驱逐舰，不仅震惊了英国朝野，也震惊了全世界。
1982年6月，以色列空军出动先进战斗机袭击叙利亚贝卡谷地的导弹阵地，使叙利亚19个“萨姆—6”导弹阵地在6分钟内化为乌有。
1986年4月，美国数十架战斗机、电子战飞机和空中加油机，数千里长途奔袭，对预先选定的利比亚5个军事目标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空中袭击。
1989年12月，美军首次使用“F—117”隐形战术轰炸机，向巴拿马发起了猛烈的突然袭击，推翻了诺列加政府。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则是高技术武器的大汇展，被公认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
高技术战争的出现绝非偶然。20世纪60年代，人类迎来了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从那时起，一大批高技术新技术日益崛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许多现代科学成果必然会反映到军事领域，产生许多军事高技术和一系列改变传统战争样式的武器装备，如精确制导武器、隐形飞机、电子战设备等，使战争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英阿马岛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美军空袭利比亚、海湾战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高技术战争。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局部战争并不都是高技术战争，有些战争如斯里兰卡内战、阿富汗内战、非洲的战乱等，严格地说是一种低强度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性军事对抗程度进一步降低，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越来越小，而由于领土、资源争端，民族、宗教矛盾，政见分歧与利益冲突，以及霸权主义扩张等原因而引起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即使在高技术战争登上舞台后，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仍然要用一般的武器装备准备和进行战争。
然而，高技术战争代表着战争的发展趋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高技术建军”的方针，将此作为质量建军的重点。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它必将使未来的战争呈现崭新的面貌！
杀伤力巨大的基因武器
运用基因生物遗传技术，按照军事上的需要，用人为的类似工程设计上的方法进行基因重组，将一种生物细胞中的基因在体外进行分离、剪切、组合，拼接到另一种生物细胞中去，使致病微生物的遗传基因转入宿主细胞内，再经过大量复制，培养出一种杀伤性极大的新型生物战剂，人们把它称之为基因武器，或叫它遗传武器，也有人称其为“世纪末日武器”。
基因武器可以针对某种人的基因密码特征去杀伤这种人。每个人种都有自身特有的基因密码。遗传学可以凭基因密码判定一个民族特征，并根据这一特征制造灭绝种族的基因武器，去杀伤特定的对象。比如，只杀伤一种肤色的人，或只对高个子人或是矮个子人起作用等。基因武器还可以利用基因工程创造某种微生物战剂去破坏人的免疫系统。目前大量研制的基因武器多属于这一类，它们是利用基因工程进行基因转移和重新组合以及细胞融合、细胞培养和生物反应等生物技术手段而创造出的一种微生物战剂。比如，近来发现将嗜热细菌编码热稳蛋白的基因序列和降解抗生素基因一并导入细菌中，就能创造出致病、抗药、耐高温的新病菌。
基因武器的杀伤目标具有选择性，其致病菌是根据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研制出来的，它只对某种人具有杀伤作用。设计制造者可以有选择地对某些特定人种进行杀伤，并且能做到同时不伤害同一环境的其他人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种族武器”。基因武器的杀伤目标具有限定性，它只大规模杀伤人员，而不破坏武器装备和物资等其他目标。基因武器一经使用，难以防护，难以发现和治疗。经过改造的病毒菌，只有研制者才知道它的遗传密码，其他人很难“破译”和控制。这种武器通常都是秘密使用，因而很难提前发现并进行有效防范。同时，基因武器杀伤力巨大而又成本低廉。如果将一种超级斑疹伤寒细菌的基因武器投放在敌国的某一大水系，就足以让整个流域的人民彻底丧失战斗力。国外生物学家做过统计，花费5000万美元建立一个基因库，其杀伤力远远超过花费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库。基因武器堪称现代化武库中一种高效费比的新机理武器。
美国和俄罗斯在基因武器的研制上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把具有抗四环素药物的大肠杆菌的遗传基因同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色葡萄球菌的基因拼接在一起，再把拼接的分子引入大肠杆菌中，培养出了一种可同时抗上述两种杀菌素的新型大肠杆菌。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美军医学院其实是一个基因研究中心，该中心在大肠杆菌中接入炭疽菌基因和在酿酒菌中接入裂谷热病的细菌基因，这两种基因武器已可直接用于实战。设在犹他州盐湖城的美国海军研究所，也正在加紧研究细菌的免疫反应，期望早日得到具有不同免疫特征的工程菌，来避开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从而使常规疫苗失去功能。
俄罗斯通过遗传工程方法研制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毒素——炭疽毒素的变种，只需1/1000克就能毒死100只猫，用针头挑起极少量的毒素就足以使50万人丧生，20克就足以使50亿人死亡，而且找不到任何解毒剂。它比核武器更具威慑作用。前苏联还进行过把剧毒眼镜蛇的毒素基因和流感病毒基因拼接在一起的实验，企图培养出既具有流行感冒传播速度又具有眼镜蛇毒素的新型超级流感病毒。如果受到这种新型病毒的袭击，受害者不仅会出现流感的症状，还会出现毒蛇咬伤的症状，导致患者瘫痪或死亡。
基因武器将给人体细胞、组织、器官、整个肌体的抗病能力，乃至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是一种极为凶恶的武器。国际社会早就制定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在战争中使用基因武器会受到世界强烈的谴责。
高科技产物——生物战武器
进攻性生物战是指使用疾病伤害或杀死敌人的军事力量、平民、庄稼和牲畜，包括通过微生物生产的、能够用常规弹头或非军事手段投送的任何活的（或非活的病毒）微生物，或生物活性物质的军事行动。目前，世界上有10多个国家已经具有或正在发展生物战武器的能力。
生物战并不是现代发明，罗马人曾使用死的动物感染敌人的水源，目的是感染敌人并削弱其意志，使其容易被挫败。在中世纪的战争中，曾有过将受感染的死人弹射过城墙，利用疫病的流行实施攻城作战的例子。在美洲，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期间，法国人使用英国人提供的、从治疗天花病的医院里拿出来的、带有天花病毒的毯子，将当地的土著人全部消灭，而对早有预防的西方移民却没有什么影响。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生物战实验，用飞机在中国许多地方布撒鼠疫病菌，造成数千人死亡。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也使用过细菌武器。进行生物武器试验的还有许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法宗教组织、恐怖集团都在极力发展或使用生物武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芝加哥的RISE集团就企图利用生物战剂杀死大量的人。
生物战剂可分为：一是细菌，如炭疽、鼻疽、布鲁士菌、鼠疫、Q热、兔热病菌等；二是病毒，如天花、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脑出血等；三是毒素，如梭菌类腊肠菌毒素、蓖麻蛋白、蛤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不能把所有的生物战剂都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都很不相同，有的传染，有的不传染。一些化学战剂在作用方式、使用方法上也难以与生物战剂严格区分，所以有时被统称为“生化武器”。通常，生物战剂是一种气溶胶，像水蒸气一样，无色无味，看不见、尝不着、摸不到。
尽管国际上有一些公约禁止使用生物与化学武器，但生物和化学战剂总是在不断的研制与生产，因为它们的原料都可以从合法的渠道得到。这些武器一旦使用，其后果都十分严重，不仅影响正在进行的战争，还将在战后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中国使用的化学和生物战剂，直到现在，其遗留、散落在各地的这类武器还在伤害我国人民，而且时间越长，识别、发现和处理越困难。
可怕的潘多拉魔盒
生物武器的起源
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远。公元前600年，亚述人用黑麦角菌来污染敌人的水源；古雅典政治家和战略家梭伦在围城时用臭菘给敌人的水源下毒；1347年，当时鞑靼人围攻逃进克里米亚半岛卡发城的热那亚人，久攻不克，便把带有淋巴腺鼠疫感菌的毒箭射向城内，致使城内军民染病，无条件投降；1763年3月，正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国亨利·博克特上校，把从医院拿来的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和手帕，送给两位敌对的印第安部落首领，几个月后，天花在俄亥俄地区的印第安部落中流行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生物武器研究发展方面真正取得实用性成果并把它大规模用于战场上的则是盛行军国主义的日本，而这一罪恶行径的主要鼓吹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就是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1935年，石井说服了日本当局同意他在我国哈尔滨军事医院建立了一个细菌战研究中心，他在那里领导了炸弹的设计和试验，进行了细菌的培养和评价。1937年，由于石井在哈尔滨军事医院取得的成果，日本当局批准他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战机构。这就是设在哈尔滨以南约60千米处平房村的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对外称“平房研究所”。当1939年这个机构建成时，石井已经晋升为少将了。正是在这里，石井四郎的罪恶生涯达到了顶点。他们在这里研究过的战剂包括所有类型的胃肠病原菌、鼠疫杆菌、炭疽杆菌和马鼻疽杆菌，有些还投入了大规模生产。其中，以霍乱弧菌的产量最高，鼠疫杆菌的产量较低。
为了对细菌进行大规模的散布，他们至少试验了8种类型的特种炸弹。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们还丧尽天良地用活人进行试验。至少有3000名中国平民和战俘以及一些前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被日军的生物武器活活杀害！“731部队”
在中国不仅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和生产，而且把生物武器大规模地用于战争。
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他们使用的生物战剂主要有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其散布方式为投放细菌炸弹、飞机喷雾和人工散布等。
据中日学者最近的调查考证结果表明，从1933年起到1945年日本战败，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生物战长达12年之久。实施生物战的地区遍及全国20个省、自治区的63座城镇，至少造成27万中国民众死亡。
美国的生物战计划的规模要大得多，也成功得多。它最大的生物武器研究和发展机构设在被外界称为“生物魔窟”的迪特里克堡。在这里，工作人员最多时曾有4000余人，他们也曾对多种致病微生物进行过研究，并花费900万美元建立了生物武器生产工厂。工厂里有10台巨大的发酵罐，一旦需要即可大量生产生物战剂。据说，美国陆军已经储备了Q热、委内瑞拉马脑炎、野兔热和炭疽的病原体作为杀伤人员的生物战剂，以及稻瘟真菌、茎叶锈病真菌和谷类条纹锈病真菌等作为毁坏农作物的生物战剂。迪特里克堡还研究了多种生物战剂的分散技术和装置。如有一种生物集束炸弹，可将约10%的液体悬浮状态的战剂分散成传染性气溶胶。除了液体悬浮剂的形式外，他们还对干粉状生物战剂进行了研究。而要把生物战剂制成干粉，需要较高的技术。他们还进行了多次模拟生物战试验。通过试验表明，生物武器的使用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上一些恐怖组织也渐渐掌握了生物武器技术，并运用在恐怖活动中。远的不说，1984年11月30日在大西洋某地一美军潜水艇上，就发生了肉毒毒素中毒的恐怖事件。后来调查证实，这起事件是由从地方订购的感恩节食品罐装橘汁被污染了肉毒毒素引起的。此次事件涉及2艘潜艇和一个基地，导致63人中毒，50人死亡。事发24小时后，某恐怖组织声称与此次生物恐怖行动有关。日本恐怖组织奥姆真理教的生物武器计划也是近几年发现的“生物恐怖”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