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实录
《马可·波罗行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是第一部在所见所闻的基础上，对草原通道上的南欧—西亚—中亚—东亚沿线进行全景式记录的文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草原通道的功能和作用。马可·波罗东行的路线在中亚以西走的是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古道，然后循北侧蒙元驿道抵达上都和大都。从马可·波罗东行沿途的见闻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原通道的历史作用：一是信息文化沟通作用。在马可·波罗向东方出游之前，他的父亲和叔叔就曾前往大元王朝的大都（今北京）经商，还带回了元世祖忽必烈致罗马教皇的信函。当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再次东行时，即携带着教皇致忽必烈的回信。在此前后，其他僧人、商人、传教士也留下了大量的东西方交流文献。信函书面交流只是多种信息交流的形式之一。更是为便当的口头语言交流和日常生活交流所起作用。文化艺术交流则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很多在东西方流传的艺术品成为传世之宝。二是货物贸易作用。马可·波罗东游是在其父辈第一次成功前往中国经商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结成十几人的贸易团队成行的，这本身就说明欧亚之间贸易潮流在迅速扩张。三是史料积累作用。《马可·波罗行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从欧洲到亚洲东部的沿途经历，反映了所经之地的政治、经济、民俗、特产等见闻；第二卷描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都城、朝廷、节庆、游猎及其所到城市，如杭州、福州、泉州的情况；第三卷是关于海路返程时沿岸所见所闻的记录；第四卷重点记述了成吉思汗后裔的纷争和蒙古草原的情况。尽管对书中一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历来争论就比较多，但是总体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关于元上都、大都两个都城各宫殿的描述都符合历史实际，其中描写的宫廷活动盛况和场景有些内容虽无其他文字佐证，但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抛开具体描写内容准确性的争论，《马可·波罗行记》作为草原通道（包括丝绸之路）历史作用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在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所著《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中，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使臣列班扫马前往欧洲介绍蒙元帝国、传递世界和平意愿，并且先后拜会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最远到达欧洲西端的英格兰，拜会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情景。这一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马可·波罗行记》的真实性。
欧亚文明的同步性
历史研究显示，欧洲和亚洲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人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同步的。而在没有陆上通道相连的美洲、大洋洲，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都要相对晚几千年，铁器则根本没有出现。尽管有些文明成果在欧、亚两洲出现的时间早晚和传播路线还没有定论，但“基本同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青铜器在欧洲、中国内地、亚洲草原的考古发现都可追溯到距今4000~6000年前，而且器型和装饰纹样风格在很多方面都互有影响。再如铁器的发明，欧洲和中国内地的发现时间都大致在距今3000年左右。史称游牧民族突厥人为制铁的“锻奴”，他们在进入中亚后，还向希腊王国输送过铁制品和相关技术。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多种技术大都是通过草原通道传播到西方的。当然，对人类发展贡献最大的还是农作物的传播与交流了。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作物有葡萄、西瓜、芝麻、菠菜、芹菜、茴香、莴笋、大葱、棉花，以及后来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等。从中国传向西方的有种桑养蚕及稻、甘蔗、甜瓜、杏等多种作物。每一项文明成果的传播都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广泛影响。例如，明代“药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代始创”。由此为蒸馏制酒的技术是蒙元时期从欧洲传入亚洲的研究结论提供了佐证。在此之前，中国农耕地区以粮食发酵和游牧民族以马奶发酵制作的酒度数都很低，无法延长保存期，只能在发酵制作后很快饮用完毕。而利用西方蒸馏技术制作的白干酒（烧酒）可以保存数年，甚至长期窖藏，随时可以用于宴饮。因而，如果没有草原通道将蒸馏酒技术输入到东方，我们的酒文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多彩绚丽。同时也可以推想，蒙古王公贵族在掌握蒸馏酒技术之前，只能在夏天的两三个月内有机会饮用发酵的“马奶酒”，酒精度数只有2%~3%。而在广大牧民得到蒸馏收集酒精的方法后，在制作奶酪的同时即可分流出奶酒，酒精度数可达20%~30%，储存起来可以常年饮用。明朝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向东方的传播明显滞后，其中的原因一是中亚、东欧草原的国家与政权相对固化，过去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东西交流基本被阻断，草原通道的作用难以继续发挥；二是统治者闭关锁国、实行海禁和陆上封禁的政策，人为地割断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情况可以反证草原通道在历史上对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
除物质技术之外，古代艺术品也记录了在欧亚大草原上人类文明交流的史实。在距今两三千年前的中亚、乌拉尔、南西伯利亚（图瓦）草原墓葬中，常常可以发现远方文明古国的物品，如中国的丝绸、波斯的金银杯、罗马的金币以及大量希腊制造的金饰物和来自印度的物品。斯基泰人开创的石人雕像习俗，西到黑海附近，中到吉尔吉斯草原，东到蒙古草原都有分布，而且为后来的突厥、鲜卑传承，制作时间延续到公元6世纪，分布范围扩展到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时间跨度2000多年、东西距离1万多公里范围内，保持了石人雕刻手法和人物造型的相似性。最为精美的草原风格艺术品是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和金器。这些艺术品大多用于祭祀、钱币、装饰、陪葬等。对内蒙古出土的金、青铜器从题材、造型、艺术手法方面综合考察，很多都表现出与中原农耕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都有联系的特征。尽管对其传承关系存在不同的学术见解，但体现着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武器、马具、动物风格艺术品与斯基泰文化具有密切联系，并影响到其后的草原民族。动物风格艺术大多取材于猛禽、虎豹、家畜。图案有群体、单体、局部等，但最为常见的为两个或多个动物互斗，如虎咬羊、虎咬马、鹰虎搏斗、狗咬马、虎吞兽等。研究者认为，古代草原民族用动物互斗的图案揭示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残酷性，意在号召族人保持勇猛顽强的拼搏精神。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8件虎咬羊纹饰牌和鄂尔多斯出土的大量金器、青铜器表明，以动物互斗为题材的艺术品传承到众多民族，分布遍及整个欧亚草原，而在内蒙古草原达到了辉煌的程度。据研究动物互斗的图案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的圆筒形印章上。在中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出现了动物搏斗的玉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更多动物互斗的图案。由此可见，“动物风格”艺术是东西文明交流的标志之一。由月氏游牧民族建立的贵霜帝国则把草原风格艺术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专家研究认为贵霜开创的佛教造像由草原贵族服饰、古印度图像、古希腊艺术风格糅合而成，至今仍流行于世。“佛要金装”则是草原民族崇尚金饰的体现。贵霜贵族流行“珠光宝气”式的装饰，从头到脚的金饰可达千件以上。现在草原民族注重装饰的礼仪和习俗仍然是鲜明的特色。
古代国际城市—长安和元大都（北京）
现在人们以全球城市（影响全球各国）、世界城市（影响主要区域）来细分大都市的国际性。在历史上，草原通道（包括“丝绸之路”）功能充分发挥时期，长安和元大都曾经是广泛影响亚、欧、非三大洲的国际性城市。
长安。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沿丝绸之路向西可以直接到达世界文明古都雅典、罗马和开罗。同时通向东北亚和日本也有固定的路线。古长安在汉唐鼎盛时期，两度成为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时间跨度达1000多年。在极盛时期，长安人口达到100多万，其中有数万人为外国使节、朝拜者、商人和留学生等。唐代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君士坦丁堡的7倍、巴格达的6倍多。长安也是多民族共居的城市，臣服于汉、隋、唐三大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和附属国有大量贵族和平民居住在长安。汉代以后曾有5个少数民族政权以长安为都城。
元大都。“大蒙古国”时期曾在漠北哈喇和林（位于鄂尔浑河畔）建设了都城，并设置了通往各方的驿站和官道。城内专门有供外国人经商和居住的区域。忽必烈“总揽漠南汉事”后，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建开平城。忽必烈称汗后，将开平升为上都，以取代哈喇和林的都城作用。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建国号“大元”，在原金朝中都北侧兴建大都城。忽必烈及后来的元朝皇帝居住理政冬季在大都，夏季在上都，两者间相距约300多公里，有数条驿道相连。实际上两都均有政治中心的作用，既统治和管理中原王朝和蒙古草原全境，又统领远在亚洲中西部和欧洲东部的四大汗国；同时，还联系各个藩属国，是名副其实的两个姊妹国际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