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游牧的变迁
史料表明，中亚自古以来就是绿洲农业和草原游牧并存的地区。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统治中亚时，游牧业得到加强，同时绿洲农业也在发展。游牧帝国对农业区的统治主要表现为收贡缴税，并未改变生产与经济结构。但是随着人口增长，中亚地区的游牧在近代以来不断向农业和半农半牧转型。
中亚农业溯源。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7000多年前，在南土库曼即存在着早期的农业文化，包括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花剌子模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坎儿井”及灌溉技术已得到推广。种植作物除粮食外，还有葡萄和各种果木蔬菜及饲草苜蓿。古希腊和阿拉伯统治时期，中亚南部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汉代开辟丝绸之路后，中亚的灌溉农业与中原精耕细作技术发生了直接交流，推动了农业的整体发展。哈喇契丹人西迁到中亚建立西辽王朝时期，进一步将中国内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带到中亚，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史称“多五谷、瓜果、葡萄”的景象。游牧民族对农业区的统治多采用“采邑制”，分封的领主在领地内征收赋税，休养生息，鼓励生产。14世纪时，中亚农业区呈现村落相望、沟渠纵横、人口繁庶、物产丰富的繁荣景象。
哈萨克斯坦的游牧业转型。哈萨克人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国家。在哈萨克斯坦历史上主要有被称为“玉兹”的三大游牧部落群。大玉兹部落群集中在南部和东南部，四季在天山—南部荒漠之间游牧。中玉兹游牧部落群占据东哈萨克斯坦，游牧于中部荒漠—草原带—阿勒泰山之间。小玉兹部落群主要在西哈萨克斯坦，游牧于里海—卡拉库姆沙漠—北部草原带。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游牧民需要在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转场放牧。19世纪俄罗斯侵入中亚后，逐渐发展农业生产。随着人口的增长，一些哈萨克人也转向定居放牧或半农半牧。1917年革命后，哈萨克斯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开始土地改革，原先名义上属于氏族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农场或集体农庄。大牧主的牲畜被平均分配给农牧民。许多人恐慌性地大量宰杀牲畜，或驱赶牲畜迁入中国境内，导致牲畜锐减，游牧业被摧毁。到1934年，哈萨克斯坦仅有一个游牧部族延续下来。“二战”前后，苏联在中亚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但畜牧业一直增长很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哈萨克共和国的主要牲畜数量和畜产品产量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在定居、半定居和冬季储备草料的基础上，到20世纪80年代牲畜数量达到1916年水平的两倍，仅绵羊的数量就达到3600万只。与此同时，在干旱地区大量开荒和提水灌溉，引起了“黑风暴”频发和咸海干涸等生态危机，畜牧业的基础出现了更大动摇。前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独立，土地和牲畜全部私有化，原有的生产体系崩溃，2001年牛、羊的数量分别比1990年下降34.4%和27.7%。
俄罗斯草原游牧的变迁
现今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等民族聚居地区（自治共和国、自治区等）古代属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农耕种植业发展较早。大约在19世纪后，这些地方的游牧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农牧结合的形式。
图瓦。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在清代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境内有草原、森林、苔原和山地，传统游牧以牛、马、驯鹿为主。游牧方式主要采取欧式的山地游牧，即冬季在山地放牧，夏秋季移到河谷地带。农业出现较早。考古发现匈奴时代即有小米和骨制农具遗迹，中古时代有铁制的犁和其他农具。蒙元和清朝时期中国军队的军垦和屯垦使这一地区的种植业达到很大的规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汉族农耕文化和俄罗斯耕作方式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半农业半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山地仍为放牧场，河谷地带农业采取休耕方式，即开垦一块土地耕种两年左右，然后休耕5~6年。也就是说，每户需要有2~3块农田轮流种植作物。春季播种后，牧民即赶着牲畜到夏营地放牧，中间再回来灌溉几次，秋季收获时将牲畜赶回来在农田附近放牧。种植作物以谷子和大麦为主。后来从俄罗斯引入了小麦。由于耕作粗放，所以产量很低。粮食贮藏在农田附近地下的瓷缸中，牧民定期从游牧点回来取走。
布里亚特。主要分布于贝加尔湖和外贝加尔地区。6~8世纪曾经有灌溉农业存在，但后来消失了，在17世纪之前一直是纯粹的游牧业。俄罗斯人迁入后，这里的农业开始发展。19世纪，布里亚特人开始采取俄罗斯人秋季打草并运到冬营地贮草过冬的养畜方式。他们在冬营地建造木屋定居，其他季节外出游牧。同时几乎所有的布里亚特人居住区都有农田分布。1848年伊尔库茨克从事农业的俄罗斯人已达10万人，布里亚特人有3.6万人。农业生产采取3头牛牵引的俄式大铁犁进行深耕，产量较高，因而有条件从休耕和弃荒的游农转变到固定地块的换茬轮种。农作物主要有黑麦和马铃薯等。一年中牧民们在冬营地居住8个月左右，到夏秋营地游牧4个月左右。到19世纪末，东部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仍然从事游牧业，西部多为半农半牧并兼营狩猎和捕鱼。20世纪20年代后，布里亚特人大部分转为定居。1996年和2006年，我曾分别乘火车和汽车出访俄罗斯赤塔州，途经阿金斯科布里亚特自治区，在公路和铁路上穿行4次，在500公里的路途上未能看到一群牲畜、一个牧户。看来前苏联的国有化、集体化政策对草原畜牧业的摧毁是十分彻底的。
卡尔梅克。蒙古帝国西征后在南俄草原曾经建立汗国，此后又有来自中亚的蒙古人迁入，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几经演变形成了现在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据记载，在17世纪时伏尔加河下游约有5000个游牧帐篷。自19世纪后，进入该地的俄罗斯人增多，开始出现俄式农业生产。前苏联时期卡尔梅克人曾经被整体迁移到西伯利亚多年，重新回迁后游牧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
持之以恒的蒙古国游牧业
蒙古国至今保持着世界上最为传统的游牧业形态。一般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业存在了约3000年左右。早在匈奴和突厥时代，境内的鄂尔浑河流域等地就出现过农耕种植的遗迹。蒙元时代在都城哈喇和林一带也有一定规模的农作物种植。清代在漠北适宜的河湖流域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屯垦和军垦，但是这些种植业大多由来自中原的汉人从事，游牧民族除间或有少数部族从事部分农业外，大部分人一直坚守游牧的生产和生活状态。1921年蒙古革命后，红色政权开始强调发展农业。后来提出了“建设文明草原牧场畜牧业”。但是这些口号并不能动摇游牧业的基础地位。蒙古国曾经在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大量开垦土地，兴办苏联式的机械化大农场，但因气候条件制约和经营管理不当，一直未能解决本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发展农业较早的西部一些地区，现在游牧业已成为副业，游牧民转为以农业和打草贮草、定居放牧相结合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在中部和东部的戈壁和草原诸省，牧民们仍然处于四季游牧的生产状态。但是棚圈建设、贮存过冬饲草、草原打井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提高。
1990年蒙古经济社会“转轨”后，原来公有的棚圈、水井、机具等设施都遭到了极大破坏，完全回到“靠天养畜”的状态中。到1999年，拥有50头以上牲畜的牧户占总数的50.8%，不足10头的占15.1%。1994年，我在访问苏赫巴特省一家著名的牧户时，看到只有工业化组装的简易敞棚是他唯一的基础设施，牧民住所仍然是陈设简单的蒙古包。在大约300多只绵羊中，积存的商品大羯羊占很大比例。当问到牧民为何不及时出售商品羊时，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在过去国家统一计划经营时，每年会有食品公司从远在七八百公里外的乌兰巴托前来收购，而近几年分户经营牲畜，收购羊的公司也就不来了。
现实就是如此不协调：一方面是商品羊成群滞销积压；另一方面是蒙古包内空空如也。著名牧业大户的生活状况尚且如此，一般牧民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在肯特省的森林草原中访问的一家布里亚特牧民牲畜更少，我们带来的砖茶、食品、羊毛呢等礼品令女主人非常好奇，她端出自制的果酱、松子热情地招待我们。从介绍中得知她在畜牧专科学校毕业后一直在苏木的畜牧站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变革之后，单位就没有人管了，于是她自己回到乡下养了几头奶牛，经常到苏木出售点奶制品。显然，这点收入无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但是几经询问也找不出她的其他收入来源。
蒙古国实行自由化变革后，从官方宣示到民间意向一度曾以恢复游牧业为宗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部废止，而市场体系又无从发育。每遇干旱、雪灾即会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在21世纪初，蒙古国的牲畜数量连年下降，仅2000~2001年两年因雪灾损失的牲畜数量就达800万头。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在网上搜索信息，发现一则消息称2010年一场大雪寒潮造成蒙古国250万头牲畜死亡，许多牧民生活难以为继。从官员到牧民都见证了“走敖特尔”把风雪灾害变为“倒场灾害”的可悲结局。当时的蒙古国总理在指出必须放弃几百年来的传统游牧方式时说：“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停止游牧生活。”最近几年，气候条件较好使蒙古国获得了罕见的大丰收。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蒙古国拥有牲畜3270万头，有16万户牧民家庭。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在议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畜牧业健康发展新政策”，包括对粗放的畜牧业进行调整，建设现代化饲养场，加强集约化生产，取消畜产品增值税，建立农畜产品原料交易市场，等等。他还强调，广大牧民既要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也要充分享受现代文明。
纵观蒙古国近20年来的畜牧业发展轨迹，尽管总头数近年来有所增长，但是因灾害造成牲畜数量剧烈波动、山羊数量畸形增长、草场退化和荒漠化严重的致命弱点也已暴露无遗。据报道，2007年蒙古国时任总统主持的“千人牧民大会”上，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荒漠化给蒙古畜牧业带来的问题。会议披露，在蒙古国1.13亿公顷的牧场中，超过70%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和沙漠化现象。据人民网2011年11月8日报道，蒙古国自然环境和旅游部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披露，在全国6646条小河溪流中已有551条干涸；有483个湖泊沼泽已经干涸，占总数的13.4%。对牧民来说，小河小湖和大河大湖同样重要。面对严峻的生活、生产和生态问题，蒙古社会鼓吹维持纯粹游牧方式的声调大为减弱。
内蒙古畜牧业的转型
内蒙古草原是历史上众多游牧民族的发祥地和活动基地。鲜卑人创建北魏时留下的一首关于“敕勒川，阴山下”的优美诗句流传了一千多年，以致很多人以为内蒙古都是清一色“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美景象。但现实的内蒙古高原本来就是大草原、大森林、大沙漠、大戈壁、大农田、大水面构成的巨型镶嵌画。其中内蒙古的草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2%，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2%，戈壁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3%。
农牧分界格局的形成。内蒙古从东到西横跨约30个经度，直线距离2400多公里；从南到北跨16个纬度，直线距离1700多公里。地形、地貌、气候、动植物都具有很强的多样性。例如决定草原生产力水平的年降雨量，东部草甸草原区多达350~500毫米，中部典型草原区达200~400毫米，而西部荒漠草原区仅有100毫米~200毫米。最西部的荒漠戈壁年降雨量只有50毫米以下。考古研究证明，早在7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东部草原的辽河流域即出现了农耕和村落的遗址，但后来因气候干冷化而变成了游牧区。汉代以后，在内蒙古境内的辽河、黄河、黑河、滦河流域都出现过规模较大的散在垦殖行为，也都没有延续下来。明清两朝都实行对蒙古地区的严格封禁，特别是清朝从“分而治之”，维护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出发，皇帝屡发圣旨严格“禁止开垦蒙地”。在19世前的300多年间，除少数蒙古王爷私自招垦部分川地外，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官垦”。即使是北元蒙古帝王阿拉坦汗时代出现的黄河沿岸农业，在清代也处于限制在局部开发状态。康熙皇帝批准察哈尔都统招垦部分官牧场应属特例。但是到了清后期，“私垦”大量出现，“官垦”也在增加。1900年后，在朝廷、地方大员和蒙古贵族都面临财政危机的压力下，清朝政府以抵御沙俄吞食边疆的名义，开始执行“放垦蒙旗土地筹晌练兵”的政策。降水和灌溉条件较好的东部科尔沁草原、中部的察哈尔草原、西部的鄂尔多斯草原成了重点开垦对象。
清王朝被推翻后，军政大员、大小军阀和蒙古王公贵族勾结起来，共同将开垦蒙荒作为敛财之道。各地多次暴发的抗垦起义丝毫不能阻挡蚕食草原的洪流，仅仅三四十年的时间，大兴安岭以东、阴山南北、前套后套平原的大部分草原已被垦为农田。原有的牧民部分就地转为农民，大批关内“流民”定居新垦区，各种名目的垦务局也改为县。到20世纪40年代，在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形成了旗县共治的局面，一些名义上的旗实际上也变成了农业区，基本形成现在内蒙古农牧分界的格局。畜牧业也分为牧区的“草原畜牧业”和作为农村副业的“农区畜牧业”。在计划经济“以粮为纲”时期，垦殖线进一步北移。
草原畜牧业持续发展60年。近代的内蒙古草原长期处于人口数量下降、牲畜头数锐减、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地。直到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才发生了彻底改变。党和政府抓住几条主线不遗余力地推动牧区经济及畜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