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今天，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我们既要充分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技术，也需要进一步尊重历史、尊重经验，在历史经验当中去寻找规律。草原文化研究当中提出的核心理念，其中有一条就是草原民族是崇尚自然的，草原民族是生态民族，草原文化的最典型特征是生态文明。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到自觉化的程度，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优良的传统对于我们草原区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经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
保护生态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唯一基础，“以人为本”是现代文明的诉求，古人言：天地人构成宇宙的“三才”，而三者的和谐谓之“道”。关注生态、关注民生是本书的立意，作者因而为本书起名“草原天道”，这是我的揣测。作为一名学者，我祝贺著作的问世，它将为我们自治区的文化、经济，尤其是草原文化、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附录6
内蒙古草原勘察规划院原院长邢旗：
一部探索现代化路径的力作
《草原天道》以深厚的草原情感、丰富的个人经历、独具匠心的记录描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草原历史及现代文明的窗户。在欣赏历史的、世界各国的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的同时，感受着草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感受着草原历经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巨大变迁，感受到传统游牧业向现代草原畜牧业转型的创新模式与开拓精神。
郝益东主任以开放的、综合的思维对草原牧区的特点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进行了深刻的诠释，使我们沿着草原通道与东、西方的草原文化进行了交流。世界各地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史表明：草原畜牧业虽是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个独特的生产系统，但它并不是单一、封闭的，在历经自然灾害与生态变迁、人口压力与资源紧张、制度文化的变化以及人类的发明创造等，逐水草而居的大游牧业格局早已被打破。大游牧业与靠天吃饭的农耕文化一样，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与现代文明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灾害的抵御、牧业科学技术的操作与教育层面严重制约现代化的发展。即使在相对封闭粗放的游牧社会，游牧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缓慢的、渐进的和自然的变化，草原畜牧业在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上已经历了很长的一段转型期。
草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关注过。内蒙古草原作为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北方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有关草原生态安全及草原畜牧业发展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草原天道》一书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了游牧文明数千年的变迁历程，总结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类对草原的无序开发与理性认知，论述了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草原生态保护、家畜培育、民族发展和生态文明观念的形成等几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牧区文化兼顾的草原畜牧业现代化发展路径，澄清了一些人的观念，为草原的命运勾画了光明前景，是一部探索草原牧区现代化发展的力作。
《草原天道》一书使我们耳目一新。在第七章“现代化‘细胞’见闻”中，作者用亲身体会解释了草原畜牧业现代化，以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记录了各具特色的走现代化之路的家庭牧场。这些生动的实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转变观念，调整发展模式，通过人类的合理性行为、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附录7
《中国民族杂志》访谈录：
草原：天道与人道
——对话郝益东□记者 李晓林
记者：很高兴看到由您写作的《草原天道——永恒与现代》汉文版、蒙文版近期同时出版发行，并且很快受到广泛关注。请问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写作这样一本书的？
郝益东：写作《草原天道》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但主要还是面对现实的有感而发。
2010年，与几位在内蒙古牧区一线工作的旗领导同志接触的经历，让我很有感触。他们告诉我，现在对草原畜牧业来说，一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在增加投入；另一方面，却也经常受到不同来头的“指责”，往往使基层无所适从。在应邀参加内蒙古乌珠穆沁肉羊产业发展研讨会期间，我又听农业部原总经济师、总畜牧师贾幼陵讲述了国内外对草原问题的形形色色言论。
现实中的迷惘和认识、言论的乱象，勾起了我近半个世纪来积累的有关草原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也许，围绕草原话题梳理来龙去脉、摆清关联因素，可以为大家的讨论提供一个全面、客观的平台。于是，我下决心要开始这本书的写作。
记者：我国牧区的基本产权制度为草原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反映出我国传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法实现产业、民生与生态三大系统协调共生的问题。由此看来，您涉及的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话题。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您也一定有许多深切的感受吧？
郝益东：确实如此。这本书是凝聚我的实践感悟和诸多专家学者意见的产物。
彰显时代精神、解决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写作《草原天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年来，我参加的会议多，走访的地方多，各领域的情况都泛泛地略有所知，而让我经常困惑的是，在全国落实中央要求“建设现代农业”的大潮中，理应涵盖在广义农业之内的草原畜牧业却很少有回声。我通过广泛梳理历史资料，进行国际比较，证明了中央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同样符合草原牧区的实际，得出“中国的草原牧区必然要走建设现代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之路”的结论。换言之，在明晰草原产权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建设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总突破口。为证明这一结论的现实性，2011年我又特意实地考察，走访20个示范家庭牧场和9个牧民合作经济实体，与上百名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取得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我特别要说的是，《草原天道》蒙文版在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面向专业队伍和牧区基层广泛发行，并向几个公益事业机构赠送。这本书将直接经受草原主人——广大牧民的检验。
记者：草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广泛而深入地关注。内蒙古草原作为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北方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有关草原生态安全及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尤其是近年来，无论学术界，还是牧区基层，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草原畜牧业的科学发展。而您的这本书，是否可以给关心草原的广大读者带来新的感受和期待？
郝益东：这本书根据自己多年在牧区生活工作的经历和体会，以记述见闻和丰富史料相结合的方式，加以翔实的背景知识介绍和个案佐证，试图全景式地勾勒出草原上的人类在狩猎、游牧、现代等不同阶段的生产生活图景，着重就蒙古高原数千年的游牧兴衰变迁与相关国家作了比较研究，并以草原肉食类产业为主线，来观察草原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走向和路径。
记者：草原，是自然地理中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也是养育人类、推进社会发展的生态载体。人类从远古的采集、狩猎，到畜牧、农耕，直至工业化的演进，动物产品（肉、奶、绒毛、皮革等畜产品）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
郝益东：作为一个在草原牧业大区工作多年的干部，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草原发展、变化规律，走挖掘内涵提质增效的路子，在保持草原生态系统稳定、健康的前提下，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手段、先进的设施设备、先进的组织与管理，转变草原畜牧业增长方式，推进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进程。
记者：从草原文明、游牧文明的诞生，一直到当今六大洲各个区域草原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从时间到空间，您的观察思考不可谓不深广。如今内蒙古正在实施“有进有退，美丽与发展共赢”的战略，您的观点和思路想必对现实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
郝益东：我们知道，游牧文明或者草原文化的诞生，在人类历史上大概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六大洲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草原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各自总结探索出了很多传统经验。这些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系统，就是草原文明，属于人类宝贵文明成就的组成部分。
正像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乌恩教授所指出的，保护生态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唯一基础，“以人为本”是现代文明的诉求。这些规律都可以追寻到草原文明的肌理之中。古人认为，天地人构成宇宙的“三才”，而三者的和谐谓之“道”。关注生态、关注民生，草原与人的和谐便是“草原天道”。
记者：近年来，出于职业的原因，我也走遍了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全国广大牧区，像您书中提到过的那些锡林郭勒草原牧场我都比较熟悉，所以对《草原天道》的立意和主旨有所体验。
据我所知，由于草原退化、牧民定居和草场被围栏所分割，传统的草原景观乃至牧民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引起了一部分学者和媒体的争议，认为影响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游牧文明的传承，是草原生态遭到破坏的“罪魁祸首”。对这些问题，您怎么看待呢？
郝益东：中国的草原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牧区逐步落实了草场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制度，草原被划分承包到户，草原畜牧业从游牧生产方式向定居轮牧转变。这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
对游牧生产的出路，要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剖析才能给出正确答案。纵的方面要分析游牧起源、演进、变迁的历史过程；横的方面要对比各大洲五类不同结局的典型。客观规律揭示出来了，答案自然就清楚了。就观察的角度而言，深入其中比置身其外还可以有更加深切的感悟。我从青年时代起毕业分配到牧区，长期工作在草原，亲身体察牧民的劳动生活。担任领导干部后也始终关注草原牧区的发展变化，与之结缘甚深。至今，我已记不清到底走访过多少牧民家庭。从这些“社会细胞”不断增强的勃勃生机来看，我觉得，集约型、生态型、现代型家庭牧场能够代表内蒙古乃至中国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方向。
总之，从政治、经济、民族、饮食文化、人类迁徙史等诸多方面立体地看，草原畜牧业必然超越游牧生产阶段，进入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满足牧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现代化畜牧业阶段。美国游牧型的“牧牛王国”转为现代化生产方式后，草原生态得到根本性好转，生产力水平突飞猛进提高，同时“牛仔文化”不仅百年来没有衰败，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大影响。这可以作为佐证。
记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三牧”问题有其特殊性，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培养新牧民，还是发展现代畜牧业，都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摸索。
您通过对中外游牧经济转型与变革的分析，对游牧生产五种不同结局的对比，据实反驳了简单回归游牧方式的论调，特别是总结、吸取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牧区发展建设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现代化是草原畜牧业的唯一出路。同时，您还总结了治理超载过牧、保护草原生态、提高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水平的历史经验和典型事例，为解决当前大家共同关注的“三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难怪，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任亚平对《草原天道》给出了“导向之作”的评价。
郝益东：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6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牧区工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民族地区工作的决策和部署，努力改善牧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力推行禁牧、休牧、轮牧等草原保护制度，认真落实国务院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有力推动了牧民增收和草原生态保护。
对于内蒙古而言，草原不仅是一个重大而永恒的话题，而且也是永续发展的依托。草原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奉献给国家的生态环境“产品”、畜牧业“产品”和民族文化“产品”的基础，尤其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得到更多的呵护！
记者：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特别是生态补偿机制开始在草原上落实，国家决定从2011年起到2015年，在内蒙古等8个主要草原畜牧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给牧民禁牧补助、生产性补贴和草畜平衡奖励等，以此加强草原生态保护，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促进牧民持续增收。这对内蒙古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郝益东：是啊！2011年，时隔24年之后，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行。会议强调，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理念，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积极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努力开辟牧民增收和就业新途径，大力发展公共事业，不断提高广大牧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设生态良好、生活宽裕、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新牧区。
特别令我振奋的是，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第一次在中央决策的层面提出并实施“建设现代草原畜牧业”的宏伟工程，这一命题正是《草原天道》全书内容的逻辑归结。
党的十八大更是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也必将给草原牧区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我坚信，只要转变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人类的行为将更加理性，草原牧区完全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草原牧区也一定能够做到“美丽与发展共赢”。
记者：确实如此，只有天道与人道和谐了，草原牧区才会有光明的未来。祝福草原！祝福牧区各族同胞！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