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传统家庭生活中家庭事务处理方式是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封建时代家庭以男权为中心，近代社会妇女地位提高之后夫妻双方共同管理家庭事务，包括经济收支、子女教育、家庭劳动等一系列相当复杂烦琐的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家庭纠葛势在必然。单身者在这方面就方便得多，他们全权处理自己生活，用不着和谁商量，用不着征求谁的意见，也就是说生活上很少受到家庭成员的牵制，省下了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
自由性：单身者生活的自由性指的是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也就是选择性伴侣的自由，也包括不要性伴侣的自由。没有法定伴侣的事实使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触及社会规章和道德规范。
简单性：单身生活本身就很简单，生活程序自然也简单。譬如，工作调动、住宅搬迁、职务升降等，只要自己觉得可以接受，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如果有家庭就没那么简单了，个人工作调动，会牵涉到配偶工作调动、子女就学、就业条件、家庭成员对变化的承受能力等。在动荡而多变的现代化时代，个人往往不可能完全支配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这一生的工作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变动、家庭迁居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对单身者来说处理就简单得多，而对于已婚人士则非常困难，尤其是在中国。
上述的三个特点的确是许多已婚者所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与单身者相比，已婚者需要承受较大的生活压力，例如，经济压力——《美国丽人》中的那一对中年夫妻，平日志趣个性不合，不过还能勉强维系，当男主人公辞职失业之后，家庭收入锐减，再也不可能维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表面格局，而这种格局却是他的妻子一贯竭力坚持的，于是夫妻之间也就再也不可能保持彼此之间虚假面具，心理平衡就此打破，家庭争端从此而起。正是这样的事例促使人们去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以逃避生活中的压力和矛盾（如工作能力下降，收入减少引发的心理压力等），他们以拒绝婚姻的方式来换取自身的自由。
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信息化产业的奇迹般的兴起，瞬息万变的形势使得人们感觉到掌握个人命运的艰难，从而对婚姻家庭生活更加丧失了信心。所以单身生活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简单性，形成单身群落的特有文化，对主流社会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力度就可以理解了。
无论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还是之后西方各国和中国迅速高涨的离婚潮，还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兴盛的“单身热”——独身主义——都可以证实这次冲击的力度。中国的某些社会学家认为：“单身永远也不可能形成社会主流。”这话不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思想能够在主流社会占据一个部分，即使是一小部分，其对于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结论：一、离婚率升高，形成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两次离婚高潮，如果没有单身文化的浸染，没有单身文化的正面效应，这种离婚高潮是难以想象的，一个社会只有在单身者生存权益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充分保障之后，只有单身成了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之后，离婚才可能成为人们改变生活的选择。二、单身个体增多，都市单身个体向高文化、高收入阶层发展。三、单身个体群落化，全国大中城市各种名目的单身俱乐部迅速兴起，将单身个体传统的私人化的生活方式逐步推向社会化。四、单身群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不成文的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五、单身群落亚文化开始引起社会学工作者的注意，进而有理论化、形态化的迹象。六、单身群落亚文化的传播获得了主流媒体的支持。
五、自由的梦想——女性单身文化
有两家婚介所尽管不愿意公布来他们那里登记的总人数，但是他们透露来此登记的单身男人和单身女人的比例是43%和57%。北京某大专院校职工人数1579人，单身男女总人数是173人，单身男女的比例是23%和77%。上海某企业职工总人数1907人，其中单身男女总人数是67人，单身男女的比例是29%和71%。南京某街道服务行业在职职工人数95人，单身男女总人数9人，单身男女的比例是44%和56%。武汉某新闻单位职员总人数200人，单身男女总人数12人，其中男性3人，女性9人单身男女的比例为25%和75%。
综合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城市的单身群落之中，单身男女的比例并不相等，总的来说，单身女性的人数超过了单身男性。综合上一节文字中所出示的有关图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丧偶和离婚的单身女性之外，未婚单身女性的数目超过未婚的单身男性。
1女性的自主意识：前面几章我们曾经研究过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有资料表明现代社会中在精神上更容易接受单身选择的似乎是女性，虽然本书前已公布的数据，表明女性单身者的人数超过了男性单身者，但是数据差距，也就是男女单身者比例方面的数据并不能很明显地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女性一般在主观意识上认为婚姻对男性有利而对女性不利，她们在婚姻中付出的更多，而得到的则较少。但是，由于女性更容易受社会舆论和他人的影响，因而女性从一开始就坚持单身的实际上比男性少。上文中广州已婚女性在电视采访中无一例外地认为单身好，就是例证——一方面是她们身在婚姻中，另一方面是她们认为婚姻生活不如单身生活好——这是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矛盾的方面。不过现代中城市中的女性她们的观点正在和她们的实际生活选择直接吻合，也就是说城市女性正在更为主动、更为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根据武汉市有关部门所做的一个调查：1999年武汉市有12万对夫妻离婚，之中70%由女方先提出。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妇女对婚姻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因而对现实中的婚姻的失望度也较高；二、妇女选择独立生活的意愿和能力得到了加强，过去不愿意离婚的一方常常是妇女，而现在主动离婚的一方常常是妇女。武汉市属于一个中部大城市，全市人口700万，根据数次全国婚姻状况统计记录，武汉夫妻离婚率并不居全国之首（上海市离婚率居首位）。所以，上述数据在中国城市中是很有说服力的。
2反抗男权、拒绝婚姻：在目前男权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笼罩下，拒绝婚姻也是女性对男权社会主流意识的反抗，例如，上面提到的旧时代广东民间的“自梳女”。对于婚姻的态度，男人选择拒绝大多是为了摆脱家庭的责任；而女人选择拒绝是因为她们不得不拒绝，她们拒绝的也许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婚姻中的男权意味。尤其女性高级知识分子选择单身的现象比较普遍：上海一所高校的调查，27岁以上女博士单身率达到80%，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她们不是找不到对象，而是找对象对于她们常常意味着向男权社会妥协——她们中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婚姻而选择继续深造。
女性对于婚姻的抵制人类史上由来已久，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于她们有什么好处。因为婚姻从它最初诞生时对于男人和女人是绝对不平等的，它本身就是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产物，恩格斯说：“母权制度的颠覆乃是女性历史的失败，丈夫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她的荣誉地位，变为仆役、丈夫****的奴婢及生儿育女的工具。”这一段话虽然是恩格斯对家庭创始之初的男人和女人不平等关系所作的论断，但是在今天，依然有它适用的范围。妇女之所以易接受单身生活方式，是因为她们在传统家庭中的获益从来都比男人要少得多，而且所受的屈辱从来就比男人要多得多。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所身受的压迫和不平等，首先来自于家庭内部，其次才来自社会。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富于智慧的男人也轻视妇女，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本性高超，女人低卑；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统治……男人的本性较女人适于发号施令，我们必须把女人视作天生的残缺。”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在谈到家庭婚姻之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时说：“一种与他如此相像的生物竟需臣服于他（男人），对他真是极大的荣耀。”这些伟人和哲人的话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荒诞而没有道理的，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压抑。在封建意识强大的中国，妇女地位的不平等的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养情妇、贩卖人口、买卖婚姻、雇工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家庭暴力等社会暗流使她们最先成为受害者，而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又常常加重她们在家庭中受役使的程度。
3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西方女权主义兴起的时代是单身女性文化的一个高涨时期，女权主义的最高行动纲领就是脱离家庭婚姻和男人，建立一个由女人自觉自主的人类社会。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过激的思想和行动，但是设身处地地从数千年来妇女受歧视的这个视点出发来理解她们，也就是“压迫愈深，反抗愈重”这样的道理。
具体来说，单身女性文化宣传对家庭婚姻的拒绝有这样几条理由：一、避免家庭中的男女不平等；二、避免家庭暴力；三、避免繁重的家务劳作；四、争取行动自主和自由；五、从心理上解脱传统道德重负，争取和单身男人一样享受性爱的权利；六、避免受孕、分娩、哺乳、教育子女的工作。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有一位女作家这样说：“我们的解放不是靠我们自己奋斗得来的，而是社会送给我们的，既然是送的，那么有一天会随时地被收回去。”看来这似乎像是说笑，其实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中国社会变革的今天，曾经令中国妇女自傲的良好感觉，随着商业时代的兴起渐渐消失，她们面临新的困厄与困惑——例如佣工制度中的性别歧视、社会竞争中的性别差距、婚姻家庭中封建主义男权制的抬头（例如“******”养情人的一夫多妻现象等）——社会的变革使妇女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分化：一部分女人选择了向男权社会妥协，例如，做妾或从事色情业服务；大多数女人随波逐流；还有一部分女人为了应付社会畸形的发展而选择了单身生活的方式，也就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她们认为这样便于求学和就业，能够摆脱婚姻（有可能）给她们带来的麻烦与拖累，因为她们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