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柱的《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5年8月出版，该著在介绍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时，在第四章“巴赫金的文艺学方法论”第一节“文本及理解问题”中提到了互文性研究与巴赫金对话批评之间的关系。由于互文性和对话批评都是以符号学为共同的出发点，因而二者之理相通。巴赫金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研究，巴赫金曾说：“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接着，作者又指出巴赫金打破了文艺学学科界限，将文本置于广义的文化空间去理解，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引用关系，应从广义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去理解。
3.互文性与其他理论关系之研究。杨乃乔发表于《文艺争鸣》上的《诗学与视域——论比较诗学及其比较视域的互文性》，杨晓林的《集体无意识与文本阐释的互文性》，徐文贵在《外国文学研究》春季号上发表的《延异与互文性》，王洪岳的《元叙事与互文性》，李玉平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影响”研究与“互文性”之比较》，胡宝平的《诗学误读·互文性·文学史》与《布鲁姆“诗学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的误读》，吴昊的《“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4.互文性与网络关系研究。杨中举的《泛互文性：网络文学的美学特征》，梁勇等的《互文性：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罗立桂的《网络文学的互文性写作特质》，董希文发表在《海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的《互文性与网络文学》。
5.探讨互文性理论与创作的关系。陈晓明在2004年出版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探讨了先锋文学的互文性特征。所谓的先锋派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的一个作家群落，包括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马原等。该书在第三章“多形的话语：先锋小说的叙事变奏”中指出，先锋派的文本是开放的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充满互文、参照与影响。在马原的系列文本中，出现了姚亮和陆高这两个人物，他们任意地穿梭于多个文本之中，从而使文本卷入到与多个文本的参照之中。作者还指出，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等作品里，都有其他文本的影子。接着，他援引巴特关于复数的文本的理论，指出：“一篇绝无仅有的文本是无法存在的，正如能指的播撒活动必须以无数未曾在场但已经存在的更多的能指为前提，任何一则文本的背后都已经存在一片无形的文本的海洋，每一文本都从那里提取已被读过和已被写过的段落、片断、片语只字。”
杨增和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文本意义的增殖范式》发表于《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赵小琪的《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还有闵云童的《互文性写作：新的文本表意策略》，赵维森的《延拓效应——典故的互文性和中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04期上的刘成富《试论萨特文学创作的“互文性”》。
6.将互文性作为一种解读方法对作品进行解读。2001年04期《外语研究》上刊发了李建波的《互文性的呈示：E·M·福斯特小说主题概观》；《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03期上张辛仪的《被误读的转折小说——从互文性看G格拉斯的〈说来话长〉》；秦文华发表在《外国语》2002年2期上的《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甘文平发表于《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的《文本图片炸弹——评劳瑞·安德森的两个短篇小说的互文性》；郭立颖《从“互文性”谈滑稽模仿在20世纪西方文坛的发展》发表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05期；《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02期上何成洲的《影响抑或互文性？——论〈朱丽小姐〉、〈海达·高布乐〉和〈三姐妹〉》；《俄罗斯文艺》2003年06期上朱鲲的《海纳百川，自成一格——从互文性角度看万比洛夫戏剧》；《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06期发表李玉平的《巴塞尔姆小说〈白雪公主〉互文性解读》；首都师范大学王瑾于《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02期发表《互文性：名著改写的后现代文本策略——〈大话西游〉再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01期上陈志杰、常焕辉的《〈到灯塔去〉的互文性解读》；《外国文学》2005年04期发表了梁坤的《玛格丽特互文性研究——兼论玛格丽特魔性特征》；《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04期上张晓红的《中美自白诗：一个跨文化互文性个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05期上秦文华的《翻译主体定位的互文性诠释——由“话在说我”引发的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上谷红丽的《文本的狂欢世界：诺曼·梅勒作品中的互文性策略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03期上发表了祖国颂的《后经典叙事：泛互文性及其文化表征——以〈反复〉的叙事策略为例》；郝永华发表在《理论与创作》2005年02期上的《“互文性”理论涵盖的文学基础理论问题》；胡宝平《布鲁姆“诗学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的误读》发表在《外语教学》2005年02期；郭剑敏的《〈将军底头〉与〈迷舟〉的互文性研究——兼论新历史小说的本土艺术渊源》发表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01期；《法国研究》2006年04期上秦海鹰发表了《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南京师范大学赵玉的《镜像是意义的家吗？——〈情颠大圣〉的互文性解读》发表于《电影评介》2006年24期；《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04期发表了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郝桂莲的《桑塔格的批评理论与〈恩主〉的互文性解读》；吴庆军的《论〈尤利西斯〉的互文性艺术》发表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03期上张龙海的《拼贴零散叙事戏仿互文性——论赵健秀〈甘加丁之路〉中的后现代派创作技巧》；钱淑英《互文性透视下的儿童文学后现代景观——以改编自〈三只小猪〉的图画书为考察对象》发表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04期，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02期的《论紫色中的“否定互文性”现象》；王卓的《“拼图”中诞生的诗歌——梅利尔诗歌〈迷失在翻译中〉的互文性解读》发表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02期；《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04期上陈世丹的《论〈微暗的火〉的互文性》；《试论热奈特对互文性理论的贡献》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10期；《国外文学》2007年02期上柯倩婷的《互文性与后现代的真实观——阿特伍德的〈别名格雷斯〉研究》。
互文性在当代仍然颇具活力。2007年4月7日，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佛克马(Douwe Wessel Fokkema)应曹顺庆教授邀请来到笔者所在的四川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座，在其开设的七场报告中有两场都谈到了互文性理论。在《松散的结尾并非终结：论形式手段、互文性与文类》的讲座中，佛克马说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的研究是文学研究史上三个“悬而未决”的研究之一，最后指出对互文性的研究可以使用更为直接的方法，研究那些明显是重写或引用先前文本的文本或文本碎片。在《互文性与重写》的讲座中，佛克马提出了重写与互文具有同质性，得出了自己关于重写的定义：“如一新文本不断在情节或主题上指涉某一先前的故事、诗歌或戏剧文本(称前文本或先文本)，那么，这一新文本就可被称作‘重写’。”由这次讲学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佛克马教授对互文性研究的关注，其讲座对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4年翻译到国内的英国人马尔科姆·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一书中将地下室人视为互文性网络上的囚犯，一个为了逃避互主观性而被困于互文性网络中的囚犯。琼斯指出，地下室人是一个生活在文本中的人，当他回忆自己24岁的生活时，发现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席勒、乔治·桑、浪漫主义、自然派、近代历史等充斥了他的整个头脑，唯独没有自己的真实生活。这是一个将真实生活与文本经验混淆的人，他的滑稽和迷茫完全来自这里，他甚至用文本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做出让人哭笑不得的意外之举。地下室人被文本囚禁住了整个身心，无法脱解，正是这个导致不幸的根源的文本却被他奉为生命，使他觉得离开文本如同面临灭顶之灾。在寻找活的生活而不得时，地下室人发出了内心慨叹，重归到属于自己的互文世界去：
“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活生生的现实’在哪里，它是怎么回事，怎么称呼它。假若把我们可怜的书本拿走，我们立刻就会陷于窘境，张皇失措，不知道该赞同什么，遵循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尊敬什么，藐视什么？我们甚至会因做个人类——做个真正的、有自己血肉的人类而感到苦恼。”
互文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还亟待推进，有关互文性的译著急需译介，而国内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数量也偏少，主要见于单篇论文，至今还没有一篇论文从中西诗学对话的角度进行论述，可见互文性研究缺乏中西比较的视角。总体看来，互文性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得比较多，而当作本体论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国内对于互文性的探讨仅限于大学课堂研究生班、专业学术机构与专门研究人才范围之内，人们对互文性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学者巧立名目，译介文论，迄今已有二十年。同行普遍认为：这玩意儿佶屈聱牙，艰深晦涩。一不留神，就会变成精英游戏，或沦为商业炒作。时下国内的文论教学，相对集中于一批重点高校博士班。所谓专家治理，亦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说：文论确已入中国，养在深闺人未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