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旁，先把试题完整读一遍，我再重复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保证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比较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很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修正的地方，再由他帮忙更正上去。如此的便利，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得到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可能更正。即使时间充裕，也只能根据我的印象把要改正的内容写在卷子的末尾而已。若是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一般来说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学过了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吉尔曼先生帮我把答卷交给监考人并附了—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类似，不过都不像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拿到拉丁文卷子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已通过德语考试，而且成绩不错，这使我大有信心，轻松自如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冲破逆境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不过，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然而困难的是，课程已经开始了，但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还没有盲文版本，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众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这样工程浩大的任务了，这是十一年来从未遇到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这一点我完全不能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也无法看见。我弄懂几何图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组合出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大脑记忆。
总之，学习中每一步都有障碍。有时候沮丧极了，不免会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现在每思至此，我就无比内疚。尤其是想到为此曾向莎莉文小姐大发雷霆时，心里更加惭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更是为我冲锋陷阵的天使。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克服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重拾信心全力投入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特别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就像上面所提到的，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另外很多观点无法如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烦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很难明白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改善。
不料，这些难题刚刚得到处理，又发生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使一切都完全改变。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就曾经向莎莉文小姐建议，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理会我认真的抗议，缩减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五年时间来准备考大学。不过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能够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当时，吉尔曼先生也认同这一点，不过后来了解到我的功课进展有点困难，又坚持我必须再读三年。我不大认可这个方案，因为我切盼可以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十一月十七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说只是轻微不适，然而吉尔曼先生，却断定我的身体被功课累坏了，因而把我的学习计划作了大幅改动，以至于使我不能与班上的同学同步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各各抒己见，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风波，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负责教我进一步学习。一八九八年二月至七月期间，基思先生每周去伦萨姆两次，讲解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由莎莉文小姐从中翻译。
一八九八年十月，我们回到波士顿。之后的八个月，基思先生每星期来辅导我五次，每次一个小时。每次先解答我对于前面课程的疑问，然后布置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认真批阅，然后再发回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仅易于理解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足无措。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解答我的疑问，因此比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还是相对比较大。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不过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让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可以全部领会。他使我思维活跃敏锐，推理严谨有据，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推算答案，而不是漫无目标地瞎想。虽然我有时也笨得毫不开窍，他却总是那样谦柔而忍耐。
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许可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而是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教师尤金·C·文尼先生，帮忙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认识我，不过除非借助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能适用于各种文字，但要表达几何和代数还是相当困难的。我被折腾得身心疲惫，灰心丧气，又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尤其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人常用的三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然而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三种盲文里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习惯应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以前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不过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立刻焦急起来，赶快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给予解释。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着演练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总是思路混乱。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沮丧，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详尽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又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为何，虽然命题是正确的，但翻成盲文后却看起来十分混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临时抱佛脚学过的符号，自己还认为理解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另外，我无法看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起初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不过基思先生太过强调训练我心算的能力，却未曾注重训练我应试技巧，因而我的解答做得相当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实际上，我现在也不确实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地核对一切，实在非常困难，但是我不埋怨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无法理解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也不能体会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不过，即使他们是无意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令我欣喜的是我终于把它们也都顺利克服了。
入学
历尽千辛万苦，我的入学考试终于结束了，我随时可以去德克利夫学院求学。不过，亲友们都建议，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思先生辅导一年。所以，直到一九零零年，我的大学梦才成为现实。
进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如今仍清晰如昨。这一天在我的一生中意义非凡，对此我曾经怀抱着无数美好的期望。我也知道，仍会有障碍重重，但我决心要克服它。我牢记一句罗马名言：“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我不就是无法踏上寻求知识的坦途，而不得不去走那条荒凉崎岖的小路吗？我也同样明白，在大学里，我将有充足的机会和那些像我一样思考、爱憎和奋斗的女孩们一起奋进。我满腔热忱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正敞开大门阳光明媚的新世界。我相信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并拥有同样自由的心灵。内心世界里的万事万物，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形象的投影。在我看来，大学的讲堂里应该洋溢着伟人先哲的光辉思想，教授则是智慧的代言人。
然而很快，我发现大学远不是我所想像的美好。许多年少幼稚的梦想也慢慢变得不那么美丽动人了，我渐渐发现上大学也有其不利之处。
首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无暇思考或静省。以前，我常常独自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心神清静时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喜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而现在，人们进大学好像只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进入大学之门后，就将许多无限美好的乐趣——静外、游玩和想像——连同那无言静听的松树一起弃之门外了。也许，我应该这样来安慰自己：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将来的享受，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愿尽享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缪。
大学第一年课程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米塞和圣·贝夫等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十八世纪的历史浏览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用批判的视角研读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第卡》。
我也常怀疑自己是如何克服进入大学后的种种实际困难的。在教室里，我独自一个人，教授好像远在天际不可及，莎莉文尽量将教授讲课的内容快速全面地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匆忙之中，老师的授课特点却无从把握。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顾此失彼。在这方面，那些记笔记的女生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人忙于一边机械地听讲，一边急匆匆地记，是不可能完全吸收乃至消化讲课的主题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课堂上我无法记笔记，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总是在回家后，才可以马上记下脑子里记得的内容。我做练习和每天的短篇作文、评论、小测验、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等，全部借助打字机完成。在我开始学习拉丁文韵律时，我自己设计了一套能说明诗的格律和音韵的符号，并详细解释给老师听。
我使用的打字机是汉蒙能德牌的，因这它最能配合我的特殊需要。这种打字机可以使用活动字板，一部打字机匹配好几套活字板，有希腊文、法文或数学符号的，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而定。若是没有它，真的不知道怎样完成大学的学业。我所学习的各种教材很少有盲文本的，故而，必须请别人将内容拼写在我手中，相应地预习功课的时间也就要比别的同学长得多。有时，一些小细节就要付出很大的心血，不免烦躁。一想到我不得不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短短的几个章节，而其他同学都在外面游戏、唱歌、跳舞，更觉得难以忍受。不过很快我就能再次振奋精神，把这些抱怨抛到脑后。因为一个人真正要得到知识，就必须独自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我就必须安心走自己的坎坷曲折的小路。我失败过好几次，跌倒，爬不上去，碰到预料不到的障碍就发脾气，接着又克制自己的情绪，接着再向前跋涉。每得到一点进步，便受到了一份鼓舞。我的心越来越有力量，奋勇攀登，渐入佳境。每次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抵达光明的云端、蓝天的深处——我希望的顶峰。
这个过程我并非一直是独自一个的，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人学院的院长艾伦先生，他们尽最大可能为我提供所需要的浮凸印刷书籍。他们的无私爱心，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动力。
在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英国文学、圣经、美洲和欧洲的政府制度、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写作课十分生动风趣、引人入胜。斯普兰是我最赞叹的讲师，他把文学作品的气势和风韵完全表述出来，即不随意添加，也不减损其魅力。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深深沉浸在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壮美意境之中，使你感动于这些大师的伟大人格。他能带领你心醉神驰地感受《旧约圣经》的庄严神圣的美而忘了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外形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
这一年是我最愉快的一年，我所学习的功课都令人兴致盎然：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乔治·L·基特里奇教授开的莎士比亚、乔赛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
透过哲学，一个人得以与那些远古时代朴素的思想家交流。然而，大学也并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包罗万象的文化古都雅典。我不可能邂逅遇到那些伟人和智者，无法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只能从学问的缝隙之中一点一滴地汲取各种思想精华，加以解析，然后才能判断他们是弥尔顿或以赛亚，而不只是单纯的照搬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