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怎么了呢？”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入神地感受着、猜测着。
这时，莎莉文老师悄悄地从窗内伸出手来，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就落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告诉我这些信息：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全神贯注地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能分辨出它的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很兴奋，因为它的叫声正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次告诉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和它对唱，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说：“现在，两只鸟在苹果花间卿卿我我地互诉衷曲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在我九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我们，而且还经常到柏金斯盲校看望我们。
他每次来看我们都要给我们大家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餐，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去玩，他多半会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
莱特是一个既漂亮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两个是我最喜欢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高兴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同人交流的能力还不是很熟练，所以史波林先生经常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为此感到很遗憾。有一天，我为了说好“莱特”的名字一遍遍地练习着，本想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多么刻苦地练习，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都哭了。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急不可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多次，好不容易让史波林先生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之后，每当我不能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闹，令史波林先生和我不能正常交流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温柔地安慰我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最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每月都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他还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叮嘱我们如果我们需要钱就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老师与我第一次踏进这栋屋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都感觉到史波林先生好像就同我们住在一起。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一直以来，我都盼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因此对于他们的结合，我从内心里觉得高兴，并且真诚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方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与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在南方初夏优美的景色中，能看到我最喜欢的两个人，让我出乎意料的惊喜，就好像在梦中一样。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充满了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动听的鸟的歌唱声。”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啁啾的鸟语看作是对他们新婚的最好的祝福了。
最后，我们一行4人一起回到了连杉的家。我慢慢地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一些无聊的人纷纷猜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因此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但不会伤心、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莉文老师的心地高贵、又非常善良，而梅西先生为人也非常和善热情，他讲的故事很生动，常常把我逗笑，还经常给我讲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新知，有时候我们也一起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
有一次我的打字机出了故障，耽误了正常的交稿时间，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人们邀请我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杂感》，主要是描述我身边的一些琐碎事。由于简·奥斯丁女王以前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书，所以，稿子在结集出版时，我就把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整个写作过程，我的思绪如泉涌一般，源源不断，写作起来很顺手，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是我所想到，所有想写的事情全写上去了。
接下来写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我的创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郊外破旧的围墙，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和劳动中获得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篇歌颂春天蓬勃的生命力的诗篇。
在最后的整理阶段，梅西先生又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他非常诚恳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称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反复朗读，逐字推敲、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这么费尽心思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到达连杉后，想到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就想着养家畜、种农作物，打算过纯朴的乡村生活。刚开始，我们只有一条狗就是从康桥带过来的那只名叫费兹的狗。但是，费兹跟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后，它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后来又陆续养了几条狗。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对照料它们有极大的热情，没想到，这些小鸡好像故意打击我们的热情，没过多久就陆续死去了。
有几间屋子一直空着我们觉得空在那里很可惜，就把它整理一下改成了马厩，用来养马。我们买了一匹还没有被驯服、充满野性的马，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但是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的时候却什么都没说，我们真到第二天才知道这匹马的性格。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就发起脾气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是马具没有挂好，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然直立起来，长嘶一声，随后拔腿狂奔，转眼间就不见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在森林里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我们没有办法驯服它，只好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富余，有人劝我们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五年后，树上开始结果实，我很兴奋，特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信息。
一天下午，仆人跌跌撞撞跑进来大声喊道：“哎呀，不得了了！野牛！野牛！”
我们听到后立刻跑到窗口去看怎么回事，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不是野牛，从它们的身体大小可以猜出它们是一家。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到处奔跑，在阳光下跳跃着矫健的身躯，动作又是那么的优美迷人，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然而就在这时，这群不请自来的家伙竟然毫不客气地践踏起了树苗。等这群“害人之马”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顿时，大家都被所看到的状况吓呆了。
天啊，一百棵苹果树被它们践踏得只剩下五六棵了！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生活过得既有趣又充实。
在院子里，梅西先生精心培育的苹果树，长得很好，树上接满了苹果。每到了秋天又大又红的苹果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打扫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为了我的行走方便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沿着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麒麟草，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人跟着我，我自己也可以走很远的路，而且还不会迷路。“铁丝小径”给我带来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即使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那真是一个绝妙的好方法。
有许多事一般人都觉得不值得一提，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常常一个人去野外晒晒太阳，心情就变得特别舒畅。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从内心里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爆发战争，就像是与外界失去联系的世外桃源，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忆往事，就会有好像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感慨。
遇见马克·吐温
早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时，就已经知道吐温先生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增加。他教我得到人的帮助要懂得回报，要懂得珍爱生命。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最值得我尊敬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我的朋友劳伦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当他握住我的手时就给了我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幽默的语言，爽朗的性格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见过几次面。遇到重大的事情又无法见面，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的心思极其细腻，处处都会考虑到残障者的感受，他常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懂得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借以鼓励我要对生活充满信心。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很多名流演说，在座的还有后来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近况，他说：“近六百名菲律宾妇孺为了躲避战争藏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残忍地把他们全部围杀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非常气愤地指责这位将杀人视为爱好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真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会有这种没有人性的人。”不管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大众利益的事情。他对那些不人道的事情从不甘于沉默，一定会大声地说出他的反对意见，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看不起那些喜欢吹捧自己的人，也看不起那些没有道德勇气的人，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分清是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吐温先生对我一直很关心，他从来不分事情大小，只要是与我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很热心地过问。而且，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尊敬他的就是莎莉文老师，因此，他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吐温先生与夫人的感情很深厚，很不幸的是夫人比他去世的早，为此，他感到很伤心，好像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开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地坐在火炉前，孤独寂寞的滋味让我备受煎熬。”
他夫人去世后的第二年在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很多工作可以打发时间，不去想那些伤心的事，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没有更多的工作而感到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在历史上一定会留个好名声的。萧伯纳认为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不相上下，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道：“你不用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伦，你知道吗？我做的所有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位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辟创新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并且非常幽默。总之，他具有美国人开国时代的所有优点。他在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3位马上到我家里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于是，我们一行3人兴高采烈地整装出发了。到达目的地的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等在那儿有段时间了。时值2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披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一阵阵清香。马车稳稳当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使劲地爬上一段坡路，一幢白色的建筑物，在我们眼前出现了，接我们的人告诉说，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静候着我们呢。马车终于进入了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我：“快看！吐温先生在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吐温先生穿着雪白的服装，满头银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汹涌的海浪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非常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