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烦了！这是开的什么生活会？这简直就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啊！我开始反唇相讥：“你脸黑难道是贫下中农教育的吗？你浑身上下都没一块白地方，不信你就脱光了让大家看看！”
余校长立刻两边劝架：“生活会！生活会！多做自我检查！”
我马上说：“你也不看看谁先挑起事端！你这个校长只会和稀泥！”
徐老师在一旁偷偷地乐。我觉得这个王卫东真是不可理喻，从此，虽是近邻，我对她一直敬而远之。
又过了两年，已是1974年底，我们几个女知青与一个公立女教师王春枝发生了矛盾。我们看不惯她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们领钱只是九元钱的补贴费，她一领就是三四十元。每次共同值班，做饭时她不动手，饭熟了不用人请，拿个大瓷碗直接去厨房。
我很不舒服，立刻与王卫东联盟，只煮两个人的饭菜，然后瓜分干净，锅灶也弄得脏兮兮的。我故意和王卫东跷着二郎腿坐在办公室又吃又笑。王春枝又拿出她的大瓷碗奔向厨房，我和王卫东目光交流着，并竖起了耳朵，只听厨房传来了王春枝的哭声……
王春枝闹着要调走，余校长说是我们错了。我坚决不服，调走？别人可以用这个词，而我们知青没有这个资格！我苦苦地思考了半个月，做出了让大家都吃惊的决定：给党中央写挂号信，坚决要求回城！
省知青办派人到余山下小学找到我，首先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给我批了半立方米的东北松木材和两百元的“支票”。其实，只是一张白纸条，连公章都不盖，他们让我凭这纸条到鄂城县的储蓄所拿现金，不过后来真的拿到了。
上级领导给我送“支票”的时候，有人来敲我的门，我刚开一条缝，王卫东便挤了进来，哭诉她的不幸和难处，我想都是政府的钱，急忙帮她敲敲边鼓。她当时也得到了半立方米的东北松。王卫东盯着我手上的“支票”又开了口：“请你再写一张给我吧，100元也行啊！”我真的被她气晕了！
那人道：“这笔钱是中央批下来专款专用的，我无权动用。树是省里的物资，我们还可以照顾一下。”
我向余校长请假带着小叔子海山去县林业局领木材，王卫东死活要跟着我。她已尝到甜头，知道跟着我就有好事情。那时我与父母的关系已经缓和，恰巧爸爸运货到县里，空车回程潮，便抽空来帮我运木材，车厢那么大，我便把王卫东的木材也拉了回来。
20年后，有一天我在程潮铁矿办公大楼门前，碰见了已上了中巴车的王卫东。她大声喊着：“王琴！王琴！我是王卫东呀！”
她仍是那么黑那么胖，只是两鬓已添了许多银发，想起她曾是我的知青姐妹，想起我们在一起共同熬过的那苦难的岁月，我的眼泪立刻就掉了下来。
我追着汽车喊：“卫东！卫东！你快下来！”
车主已收了她的钱，不肯退票并叫司机飞似的开车。我透过车窗看见王卫东也留下了泪水……
三
刘子香教四年级的语文，是班主任。我听过刘子香老师的公开课，非常生动。刘老师很爱拉二胡，他的寝室就在我的斜对面，我们又共教一个班，关系也比一般人走得近。
吃完晚饭，离晚上办公还有一段时间，刘老师便拿出二胡，我唱什么他就拉什么。有时徐老师和余校长也过来凑趣。现在一想起那段时光，真是我当知青时最安心的时候。
吴永才是副校长，教六年级的语文，个子高大，浓眉大眼，属于长得很帅的那种男人。他不多言不多语，喜怒哀乐不轻易在脸上表现出来。他的毛笔字很怪，在全国也怕是自成流派。怪虽怪，但很中看，各班布置教室的时候，他的教室四周就贴满了他写的怪字。
我最不如人的就是写字，而且最不会用粉笔写板书。我的正楷字更差劲，为了让学生能看明白，必须一笔一画地写。
余校长背地里总是取笑我：“你的字呀，就像几根火柴棍搭起来的！”好在我会画画，布置教室的时候，我的教室四面都是我画的正在跳舞的各族人民。我的学生跟我在一起特兴奋，因为我是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又逼着学生用普通话回答问题，这样一来，我的学生们由于新奇而全神贯注。
我担任二（2）班的班主任时，就预测过好几个学生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岁月匆匆，我预测的学生统统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有的还是研究生。只有一个叫余金花的女生，因父母不愿继续供她念书而未成鸿愿。
过了多年，我在程潮碰到了余金花，她已出了嫁，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她对我说：“余群杰、余炳清和几个在北京读书的同学放暑假时就约我一起到黄石看您，可不知到您的详细地址也就作罢了。我们还在一起聊起，您给我们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故事，从那时起，他们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让国家更强大。后来，他们都考入了北京的大学！”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别人如何看待我在余山下小学的是是非非，但我的学生们记得我，这就足够了。
有一天，余校长从公社开会回来，很兴奋地在办公室说他捡了一个便宜：公社分给余山下小学一个公立男教师。
不一会儿，那个叫朱积来的男老师就扛着破行李卷儿进来了，他紧靠着大门边的墙角站好，全体老师都在办公室坐着，谁也不吱声，煞有介事地各忙各的，但都心照不宣偷偷地打量这个朱老师。
朱老师在余校长的指点下打扫了我对门那间堆着杂物的房间。我当时挺高兴：因为对门住着人，夏天就可以让空气对流。
余校长让他带一（1）班，他满口应承。余校长就纳闷：这么好说话的一个公立老师，怎么会没有人要？公社教育组竟不算指标硬搭给余山下小学？因为心存疑问，余校长就特别“关心”朱老师的教学。
第一堂课，朱老师一进教室就伸胳膊伸腿地拦在教室门口，活像一个“大”字。他笑眯眯地对学生们说：“你们莫跑啊！你们莫跑啊！”
在这之前并没有一个学生想跑，倒是朱老师的这个举动提醒了几个胆大的学生，他们真的站起来要跑，朱老师拦了这个，跑了那个，有几个学生还同时往他的胯下钻。朱老师站不稳，四仰八叉地倒了下去，头部光荣负伤，被大队的卫生员用绷带上下三圈左右三圈缠了个大大的十字。加之朱老师的脖子总是缩在衣领里面，而他的上衣是冬天用来罩棉袄的旧中山装，脱单后衣裳码子就太大了，给人的感觉就像竹竿支着衣裳准备去晒一样。
余校长陪着他从大队医务室回到学校，就像押着一个缴枪不杀的俘虏。朱老师带着伤仍然去上课。
这一次，他一进教室就把门闩上。余校长潜过去看看，教室里只有乱哄哄的声音却看不到一个人。余校长贴着窗户栏杆往里瞧：只见朱老师靠着教室门站着，身上吊满了学生。余校长气冲冲地跑回办公室，这时只有我一个人没课。他说：“王老师！你去看看，朱积来哪里像个老师，简直像个动物园里的母猴子！”
我用力推开一（1）班的门，孩子们见我进了教室，立刻各就各位地坐好。我没有理会朱老师的讪笑，板着脸对学生们约法三章，并点出我认识的几个余山下湾里的孩子，声称他们再跟着起哄，我就马上把他们的家长叫来。孩子们总算老实下来了。
可好景不长，与朱老师相邻的几个班的老师们又反映：朱老师一上课，孩子们都吵着要上厕所。朱老师说：“大家不要一起去！只能一批一批地去！”于是，朱老师的整堂课就是安排全班同学分期分批地上厕所。他带的学生像走马灯似的跑进跑出，有的上完厕所又不想回到教室，干脆就扒在别班的教室窗台上学习，搅得好几个班都不安稳。
余校长在办公室批评朱老师不好好教学生。朱老师则说：“他们不想学，我有什么办法？”
余校长顿时怒火冲天：“胡说！你们班的学生在别班的教室外面跟着其他班的老师学习，他们是不想学吗？”
朱老师无语。
余校长怕这样久而久之误人子弟，立即叫朱老师去当“事务长”，协助炊事员余大爹做饭。朱老师二话没说，立刻上任。余大爹叫他去挑水，朱老师答应了，可他出去了一个上午也没把水挑回来。
余大爹心想：难道他这个先生掉到水井里去了？于是，余大爹着急上火地到办公室向校长反映这个情况。
余校长只好放下手上的工作跑到井边，只见朱老师正仔细地洗那两只桶，洗完了两只桶又去洗扁担，洗完了扁担又接着洗桶。余校长回来说：真恨不得把他推到井里去。
他见校长亲自来“接”他，一点都不惭愧，理直气壮地说：“这两只桶太脏了，怎么能挑水给老师们吃呢？老师们的健康是个大事对不对？我们应该讲卫生对不对？”
余校长气得说不出话来，人家这么说，他也不能说人家说的不对啊。
余校长只好抢过朱老师还准备继续洗下去的水桶，自己挑了一担水到厨房去。余校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在办公室里讲，我们一个个都哈哈大笑，谁也不同情他。
那一天，余大爹因为等水，不但中饭没有按时做好，而且也没烧开水。我们一个个拿着茶缸互相找水喝……
有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北面房屋漏雨了。大家纷纷进行生产自救：男老师全上了房顶，女老师到处找石块递上去压瓦。
余校长忙乱了半天，才发觉朱老师的房间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不会死了吧？一阵不祥的想法钻进他的大脑。他马上站在朱老师的房门口柔柔地喊：“朱老师，朱老师！你的房间漏不漏雨啊？”
里面有人慢条斯理地回答：“漏。”
余校长耐着性子又问：“大不大？”
里面仍回答一个字：“大。”
“大？你起来搞一搞啊！”余校长这个急性子又来气了，声音马上就大了起来。
里面仍是慢条斯理的声音：“不用搞，我有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让我看看！”
“门没闩，你自己推！”
我们一起推开朱老师的房门，眼前的景象让大家张开了口就再也合不拢：朱老师打着一把伞，坐在帐子里，头顶上早已开了天窗，大雨正哗哗地冲刷着他的整个床铺……
余校长气急败坏地说：“这就是你的办法？”
坐在帐子里的人仍坚定地回答一个字：“是！”
气急败坏的仍是余校长：“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你上去把瓦盖好再睡不行吗？你看你的棉絮！还能用吗？”
朱老师面无表情，仍是一字一顿地回答：“命比棉絮值钱啊！”
有一天下午，全体老师都在学校的菜园里栽菜，大家挖土的挖土，挑水的挑水。余校长知道我做事不怎么样，就吩咐我负责把土打碎。这事也不太难，我愉快地接受了。
这时，只有朱老师还呆呆地站着。余校长皱了皱眉，吩咐他到大队部去扯菜秧子。余校长反复叮嘱这位农村长大的公立老师：“你带一只桶去，再拿一个瓢，先轻轻地在菜地上淋一点点水，等润一润以后再扯菜秧子。”朱老师频频地点着头，胡乱地拿着水桶和瓢拔腿就走。
余校长不放心，又追上去叮嘱：“你一定要把有根的菜秧子扯回来啊！”朱老师仍是频频地点着头。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谈笑风生。
余校长是个很会说笑话的人，常在最后才把包袱抖开。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自己不笑，却让别人捧腹大笑。我也爱说笑话，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等我笑够了，才能把笑话说完，结果反而没有余校长的笑话精彩。
就这样，你一个笑话我一个笑话，干起活来也不觉得累，很快就把所有的菜地都平整好了，可菜秧子还没有到位！
余校长看了看已经偏西的日头，心里有些着急，就到校门口去看一看。这一看，就看到朱老师拿着水桶和瓢，还有一些菜秧子，浑身上下糊得都是黄泥巴，上气不接下气地朝学校跑来。
在他身后，追上来一个咋咋呼呼的农民。余校长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觉得凶多吉少，只好先掩护自己的部下突围，然后拦住那位咋咋呼呼的汉子很客气地问：“您来学校有什么事吧？”
那汉子直跳脚：“他打了我的儿子，现在我要打他！”
“他？他怎么会打你的儿子呢？可能是逗你的儿子玩玩吧？”这个余校长和汉子说着话，并一个劲地对着朱老师使眼色。
可站在余校长身后的朱老师并不肯顺着坡下台，他一脸的理直气壮：“他的儿子骂我是猪，骂了还不走，还鼓动好几个学生把臭水沟的烂泥扔在我的衣服上面。我忍无可忍，就来了个后发制人！”
余校长心想那个汉子绝不会懂得什么是后发制人，急忙抢过话头：“是吧！我说没打你的儿子吧，他只在后边推了一下下……”
朱老师立刻纠正：“我不是从后面推，我是当面重重地打！不但左右开弓给他好几个大耳光，而且还把他放倒在水沟里踢了好几脚……”
那个壮汉听到这里，气得眼里金星乱冒要与朱老师拼命。
校委会的几个人听到叫骂声都从菜地那边跑过来劝架，余校长趁机把朱老师拉回办公室，一个劲地埋怨：“朱老师呀，朱老师！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我一再地帮你开脱，你还在那里阴一句阳一句的，你叫我怎么向人家学生家长交代？！”
这时，一个男老师急急忙忙地跑到办公室说：“余校长！余校长！他们湾里来了好多人，一定要朱老师去湾里赔个礼。不然，这事就没完……”
余校长瞪着一双大眼看朱老师。
朱老师马上表态，非常坚决地说：“我不去他们湾！”
余校长问：“为什么？”
“我不想回去当肉包子！”朱老师一字一顿地回答。
这时，我们几个女教师已回到办公室，听到这里，忍不住都笑出声来。余校长忍不住也笑起来。
校委会的几个人做红脸的做红脸，做黑脸的做黑脸，总算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每个月一发工资，朱老师就到程潮菜场去花两角钱买回一罐头瓶黄豆酱，这瓶酱便是他这个月赖以生存的主要菜肴。就是这，朱老师也舍不得多吃，他每顿只用筷子拨出一点点来便可对付一顿饭。吃完饭，他就把酱藏在高高的隔墙上面。一到吃饭时间，他就端着一碗饭钻进自己的寝室，闩上门，静静地品赏自己的酱，别人吃香的喝辣的全不关他的事。
有一天，董老师为了寻开心，跟着朱老师的脚后跟就挤进了他的寝室，非要吃朱老师的黄豆酱。朱老师真的惊慌失措了，他像孔乙己一样，双手护住自己的宝贝酱说：“不多了，不多了！真的，不多了！”
我就站在自家门口劝董老师：“朱老师是个老实人，你就莫再逗他了！你看你把朱老师吓得一头汗……”
董老师刚一出门，那扇门就立刻关得紧紧的，我们都在朱老师的门外笑。
那个年代的生活确实很苦！不过，学校每顿都有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因油太少，只是不太下饭而已。我与朱老师相反，我天天都有好吃的，婆婆确保我每顿都有一点咸鱼和腊肉。我深知这是婆婆小姑子她们从自己口中省下来的，我当然不想与大伙平分秋色，一到吃饭时间，我与朱老师一样躲进自己的房间。
常有人在我门外大声地暗示：“王老师躲着在吃什么呀？她房里好香啊！”
我吃我的，决不搭腔，决不开门，装作听不见！所有的领导我都不想去巴结。因为心比天高的我，认为当时的自己只是虎落平阳、龙卧浅滩而已。我无意去取代他们，而是要超越他们！如今，我已圆梦，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听我述说这段经历，尽管晚了一点点。
后来，不知是谁偷偷地拿走了朱老师的那瓶酱，这让朱老师找了一个下午，后来在男厕所旁找到了那个装酱的空瓶子。朱老师流着眼泪把那个空瓶子洗干净了再拿回去，很久很久都不与任何人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