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连珠炮轰得海山也说不明白，他一个劲地劝我：“嫂子！你还是回去吧！不教书，你今后干什么呀？你就低一下头，做个检讨，再提一点东西去看看吴书记，不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吗？”
“低头？服输？笑话！我有什么错？这是放暑假呀！这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休息时间！叫老师们去围港这种事是大队干部自己的想法！我的进进病还没好，来回一折腾，大人小孩都受不了！海山，你别管我，你也别自作主张地去送礼、求情。你莫搞乱了我的阵脚！我有我的办法！”
我拿定了主意要跟大队书记交手，要跟余润南交手。不管他们是不是“地头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势单力薄！
我叫板吴书记，不能一个人都不知道，于是，我通知了最好的几个知青姐妹，其中便有潘志平。我交代他们：如果我出了事，动员全县的知青为我鸣冤，让我的事引起政府的注意，拯救正在水深火热中的知青们。
潘志平听我一说，就好像已看到了那悲惨的一幕，当时就哭得双眼红肿。我叮嘱她：“志平！我一旦闹起来，你千万别来扯！你的任务就是抱走我的进进，当一个最好的目击证人！你如果够朋友，就把真相向上级反映，哪怕遭到打击报复也不要退缩！”
过了几天，志平跑来告诉我，余山下所有的老师都到陈桥小学参加了学习班，好像名单上没有我。我当时就拿着一床草席抱着进进去了陈桥小学。
我无心理会别人诧异的眼光，旁若无人地占了4张课桌拼凑起来当“床”。
当时，这几张课桌已用粉笔写上了别的女老师的名字，表示“名花有主”了。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像挑衅一样擦去了那些标记，再把我的名字龙飞凤舞地写上去。有人想过来与我理论，我扫了她一眼，她竟打了个寒战！事后有人对我说：“你的眼里杀气腾腾的！好吓人啊！”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一边往桌上铺草席，一边自我解嘲地对志平说：“明天就用这床草席把我卷回去！”
志平一听就哭了！我冷笑着，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毫无表情地坐在草席上，怀里抱着进进，样子很是吓人！
我在等待第一个敢来通知我回生产队“吃老米”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我都会与他斗争到底！我心想，来说这个话的人只有余润南，因为他是校长！平时我与他相处还不错，没想到世上之事变化无常，今天的我们已是水火不容了！
余润南来了，他很牵强地对我一笑。
我冷冷地转过脸，下意识地去摸屁股下面的那把锋利无比的斧头，只等着他开口。
没想到他竟说：“王老师，已经开会了，你怎么还不去？”
这一次变成我张口结舌了！我的一切歇斯底里的行为都没有用武之地了！我不知应该如何下台。
余润南真是个“猴精”，她看出我的尴尬，竟笑眯眯地抱起进进，边往外走边扮着鬼脸说：“我先去主持会议，你随后就来啊！”
他走了，我倒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擦干了眼泪，整了整仪容，绷着脸走进了学习班。老师们正在逗进进玩：放一支粉笔在不远处，进进发现后就拼命爬。那时，他才5个月，长得胖乎乎的。老师们就像交警，把个粉笔一下放左一下放右，搞得进进满头大汗。有个老师把左右都放上粉笔，进进左看看右看看，对这个怎么也得不到的东西失去了兴趣，便躺下来吮自己的脚趾头。一般的孩子都是吮手指，而我的儿子却舍近求远，让老师们大笑起来。
我紧绷着的脸终于松开了，跟着大家一起笑。一切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原以为自己会继续在余山下小学教书，日子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五
快开学的时候，大队书记老吴传话到小队，不要我再去教书。我教这个书碍着他老吴什么啦？我误人子弟了？我又听志平说，我的寝室门被撬开了，住进了一个姓吴的新老师。我气冲冲地直接去找老吴！
恰好这个老吴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召开全体大队的贫下中农会议。五大三粗的他，坐在麦克风前煞有介事地说：“哦，这个？嗯！那个……”
我今天是一不做二不休了，我要杀鸡儆猴！我叫大哥余海舟去对老吴说我找他有事。
麦克风传来他不耐烦的声音：“叫她等！这只老虎的屁股我非要摸！”台下一片笑声。
我火冒三丈地冲上台去，把他的麦克风扔得老远，然后一把揪住了老吴的衣领，要他陪我去找政府。这一下场面顿时大乱，台下的社员本来就对开长会不感兴趣，除了几个爱看热闹的男女和大队支委的几个干部，其他人溜了个精光。
老吴这个人虽说是个急性子，但面对弱小的我，他也不敢动手！因为他是书记，我是平民。他一个劲地用低八度的声音说：“你快放手！有么话就好好地说！”
我偏不放手，我就不放手！这时的我已是骑在老虎背上的武松，怎么能轻易放手？我把这几年在学校里的功劳苦劳连哭带骂地说出来，老吴这才知道自己捅了马蜂窝。他也根本不清楚我当时的背景，我是程潮公社的知青组长。我的事，不但全县的知青会呼应，省里也会派人来调查！
这时的老吴被我扯得踉踉跄跄的，他不敢来抓我的手，他也许怕他一身的蛮力把我的细胳膊弄断了。反正，当时的他只想脱身，别的什么都已不重要了。海舟大哥见机行事，顺水推舟地劝我：“王妹，你放手吧，吴书记对你评价很好的呀！他一直都夸你是个有水平的知识青年。你在学校这几年的成绩，桂华支书（原大队书记）已经对他介绍过了。他怎么会不要你教书呢？优待知青是我们大队一贯的政策啊！”
吴书记立刻找到了台阶，像捣蒜似的点着头，马上表态：“是谁不要你教书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啊？只要我没有亲口对你说，谁说的谁负责！”吴书记的话音一落，余山下小学便是一阵忙乱！校委会的几个人撤出了占我寝室的小吴，并让门锁还原，他们必须“完璧归赵”！
哭过了也闹过了，我仍回余山下小学去教我的书！
既然大队书记不能把我怎么样，余润南更不能把我怎么样。当初我不闹，就得灰溜溜地回生产队“吃老米”，闹赢了又有损我的身份。
通过这样有关我命运的事件，学校的几个人和大队的几个人纷纷登台亮相。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衣冠楚楚的下面包着的都是自私、冷酷和幸灾乐祸！我怎样积极工作都失去了意义，我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公社和县知青办闹，我这一闹便成了鄂城县知青办的名人，只要有了招工指标，他们第一个就会想到我。
我拿定了主意，就对余润南说：“我一直把教师这个职业看得很神圣，我一直很努力地做一个华尔华娜（前苏联电影中的乡村女教师）。可事实上，知识分子的钩心斗角比一般的老百姓更厉害、更阴险。我不善于应付这样的事，我要辞职！”
当时余润南一定有一块巨石落地的感觉，他强按住溢出言表的喜悦，故作姿态地问我：“你是真的要辞职吗？你是不是试探我啊？如果你拿定了主意，我马上就要请代课老师啊！”
我说：“是真的！”
余润南于心不忍地问了一句：“你不教书了，今后怎么生活啊？”
我苦笑着说：“我一定要回城，我是决不能再在农村待下去了……”说完这番话，我把自己寝室的钥匙交给了余润南，让海山把我的日用品全扛回家去。
我离校那天没有欢送会，我冷冷清清地离开了我为之付出几年最宝贵青春的地方。
有一天，公社秘书通知我到咸宁热水瓶厂去报到，我马上打点行程。过了两天我再到公社去办各项手续时，公社秘书又告诉我：“潘志平跑来又哭又闹，说她已经熬了8年了，她担心这是最后一批招工，她非要这批走，可这次人家只肯带一名女知青，你看怎么办？”
我不假思索地说：“让潘志平先走！我等下一批……”
公社秘书有些吃惊地说：“这……这有没有下一批很……很难说啊！也有人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招工了，你要想清楚！县知青办重点提到了你呢！”
这是最后一批招工了？我走了，潘志平怎么办？我坚决地说：“我与潘志平是好姐妹，她苦熬了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让她先走吧！”
公社秘书感叹道：“知青中像你这样讲义气的人不多了！这可是关系到自己一生的大事啊，假如有一天，你有什么为难事求我，我一定为你说话。”
潘志平顺利地走了，到咸宁热水瓶厂报到去了。她一去就没再回头，连我这个老朋友都忘了吧。她是不是认为“抢”了我的指标不光彩，所以走得悄无声息？其实，我是那样的希望她好，希望她早一点离开农村。她应该很了解我的为人，当初我曾想用我的生命制造一个“事件”，给全公社全鄂城县的知青们一个要求回城的理由。为了我们的知青姐妹们能获得自由，我甘心做一个垫脚石。我还能为一个招工指标去与自己的好朋友计较吗？
潘志平走了，后来的招工就越来越少！我再去找公社秘书，他只好避而不见，其实我也没有怪他。
我不当老师就成了一个“自由人”，成天往县知青办跑，一有空就长篇大论地给上级写挂号信。省知青办非常重视，每个季度都给我拨来救济款，又送来当时最紧俏的物资——缝纫机。我在农村不劳动，生活也绝对没有问题。
由于余海堂的干涉，后来的招工我都会被大队扣住，他们私下说：放我走就是放跑了一棵摇钱树。
1976年元月，回城无望的我与余海堂大吵之后，疯了一样扑向了铁轨。当时惊动了大小队的干部，也惊动了公社的干部。眼看火车就要开过来了，铁路上人山人海。因为有很多的知青赶来了，这事若闹大了，就会成为一个事件！因为我那时在省知青办都很有名了。
终于，余海堂松了口：很简单地在公社秘书那里写了离婚协议，余海堂写完后就先走了。
公社秘书跟我开玩笑：“你喜死了吧？”
我也笑着说：“天也变高了，地也变宽了！”
余海堂用拖拉机卷走了我所有的财物：缝纫机、棉被，还有我的四季衣裳，我被净身出户了。
那个余海堂，一肚子坏水，只是一副粗俗的模样而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更加可怕！他就像静静地守候在草丛中的眼镜蛇，出其不意地咬你一口，你还活得成吗？
当时也有人鼓动我去告余海堂，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我现在自由了，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历经8年的抗争，1976年3月15日，我病转回城！
是命运带给我创痛，如今的我早已从创痛中觉醒！
我不甘于向命运低头，所以我重新活了过来。
感谢那段岁月，让我比普通人更疯狂地去寻梦！
将励志进行到底，将梦想进行到底。
因为，我叫励志婆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