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照在办公室里，分外的明亮。
长势喜人的君子兰摇枝摆叶，躲在办公桌的北角。房间的阴影下，是一红一绿两个暖瓶，以及一个脸盆架一并脸盆。
在办公室没有独立上下水的年代里，有干净的脸盆和暖瓶，配合人工上下水，差不多就是最豪华的享受了。中南*海也不外如是。
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老冯凭空多了三分气势。
他对杨锐志在必得，语重心长地道：“我们这个教材编写组是受省厅委派，给中央新编教材做补充的，行政级别高配，人员和经费都是优先的。你把这个杨锐借调给我，既让他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两三年后，咱们教材编写完成，论功行赏，怎么也能给人家一个美好前程。你强留他在乡中里头，两年以后，还是老样子，何必呢？”
赵丹年苦笑：“不是我不给你，是我给不了你。”
“老赵！我知道你把西堡中学当儿子看，但你不能耽搁别人的儿子，别的事情，你插科打诨的也就罢了，这件事，你得听我的。”老冯的语气忽而严厉，忽而温柔，显是摸准了赵丹年的脾胃，知道怎么和这个老资格的愤青打交道。
赵丹年无奈的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老冯叹了口气。
80年代是一个珍视人才，重视人才的年代。
越是基层，就将人才看的越重。这里面，既有为了部门利益而争夺的情况，亦有许多为了国家珍惜人才的念头。
虽然在后世许多人看来，“一心为党为国为人民”和“有情饮水饱”一样不靠谱，但在80年代，确实是有无数人身体而力践之的。
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这就是有才的象征。后世有许多名人、官员，是因为一篇文章，一首诗歌，或者一封信，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跃升。
老冯为了说服赵丹年，干脆从书架里取出了多本杂志，一一翻出杨锐的文章，指给赵丹年看。
他是确实喜欢杨锐写的文章。
这里面，既有杨锐抄来的论文，也有他半抄半改的文章，更有两三篇，还是纯粹由他本人撰写的。
做了数年的补习老师，杨锐其实早就有了各种想法和念头，想要写出来，发出去，只是后世的学术期刊腐败而无趣，登载文章不仅不发稿费，还要向著作人收取数百乃至数千元不等的“版面费”，等级稍高一点的，还得托人拉关系乃至于行贿，身为一名私企的年轻人，杨锐对于如此复杂的工程实在有心无力。
回到80年代，固有的障碍消失，新的障碍尚未诞生，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时代了。
杨锐也忍不住会在抄写的文章里，加塞两篇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此时人们对高考的研究来说，他的想法和论述，都是相当有价值的，得以刊登，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而在老冯眼里，一下子发出了这么多篇文章的人，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他颇感同情的道：“你要重视起来，哪怕杨锐不理解，你也要理解了以后劝说他，告诉他，现在是改革开放了，时代不同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对了，相反，我们会保护人才，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其实，这位同志应该也是有认识的，你看看，这么多篇文章集中发表，估计也是他多年以来的积累，所谓厚积薄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教育工作，那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给这位同志一个交代。”
他显然是将杨锐，看成是运动期间，坚持奋斗和学习的知识分子了。
别看运动结束了好几年，但写成文字的东西，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还都非常的小心。
沉静几年的时间才探出脑袋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根粗神经，听到改革的号角就欢呼雀跃了。
老冯亦是被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人，对“杨锐”这种人分外地同情，很认真地问道：“他现在是什么编制？有没有职务？”
赵丹年仍处于震惊中，喃喃道：“没编制。”
“没编制？还是个代课教师？那你还不放人？真胡闹！”老冯的声音提高了，站了起来，快走了两步，又一挥手，缓声道：“也不怪你，这些年下去的同志很多，要重新安排的工作也很重。你看这样如何，编制我来想办法，你先把人给我送来，别再耽搁了，让这么优秀的人才虚度青春，是我们的失误，也是国家的损失……”
赵丹年的免疫力极强，未答反问：“这些都是杨锐一个人写的？”
“都是一个作者署名的……以中学教育研究居多吧，文学方面也有一点，主要是科普和科幻。”老冯没有仔细看《科学画报》一类的杂志，《中学生导报》等期刊带有学术性质，理应更受重视。
赵丹年不能置信的读了几篇短小的文章，又仔细看了上面的署名，久久没有说话。
老冯再三催促。
赵丹年这才缓缓说道：“杨锐，我知道一个，但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什么意思？他署名署错了还是怎么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说的杨锐是我知道的杨锐的话，他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可能是学生。”赵丹年一口气说了出来。如果不是被逼的这么紧，他至少要回学校确认了以后，才会承认杨锐是本校学生的事实。
老冯揉了揉耳朵，重复道：“学生？多大年纪的学生？”
“十八九岁吧，回炉班的学生。”赵丹年回想了一下与杨锐的聊天，又道：“也许二十一二岁，要是上学早的话。”
“你确定？”
“这我怎么确定。”赵丹年半躺在沙发上，一副管不了的表情，道：“反正，我们西堡中学就一个杨锐。”
老冯这下也不能确定了，疑惑的道：“莫非……真的弄错了？”
赵丹年不自然的摸摸鼻子，装模作样的喝茶。
老冯和他认识的久了，一看这家伙的样子，立马醒悟过来：“你还有话没说？”
“说了。”
“那就再说一遍。”
“你这老货！”赵丹年一股子赤卫队的架势。
老冯不为所动，催促更甚。
赵丹年方道：“你还记得我进来的时候问你，省里有没有出新的内部习题或者资料？”
“嗯？我答了啊，大家现在都忙着准备新教科书的配套呢，哪有时间出老教材的习题。”老冯说的是今年新出的教科书，它将陪伴80后很长时间。
“不是老教材的配套，是……怎么说呢，是一整套新东西……”赵丹年摇摇头，道：“我给你说这个的意思是，它是杨锐做的。”
老冯不理解了：“这又是哪个杨锐？”
“哪里有那么多杨锐，我们西堡中学就这一个，学生杨锐。”
“哦……哦！你是说，这个学生杨锐，自己做了一套教材？”老冯这才反应过来，忙问：“题呢？”
赵丹年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几张卷子。这些是第一批印的，用的还是学校的纸和油印机，按照他的要求，杨锐送过来的。
至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赵丹年本人还全然不知呢。
老冯一目十行的扫了过去，很快陷入了一种奇妙的情绪，就像是……某种自己设想了许久的东西，突然以更贴近自己思维的方式，在自己的大脑中炸开了。
对一名30年代生人来说，这种比自己还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感觉，太新鲜，太上瘾，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叫这个……不，我要去见这个杨锐！”老冯匆忙收起茶几上的报刊，竟是一副立刻要走的架势，然后，又突然停住了脚步，一拍脑门：“坏了！”
“坏了？又怎么了，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坏喽，坏喽……”老冯拍着脑门，围着办公室转了两圈都不停。
“说事，说事……”赵丹年拉住了他。
老冯摇头：“你还记得黄卫平吗？”
“怎么不记得，鬼的很，前两年回乡，咱们还一起喝酒来着。他不是回了京城，进了什么办公室？那小子高学历，运气又好，他怎么了？”
“他昨天打电话过来了，问起了这个杨锐。”
“啊？”
老冯叹口气，道：“因为署名是河东省的，就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人，我说不知道，不过……”
“不过什么？你一次说完成不？”
“我把我的推测给说了。”
“啥推测？”赵丹年其实猜到了一点，他都不想问。
老冯直拍脑门：“你想啊，这么多篇文章一下子发出来，又都是很成熟的思想……我当时就觉得，这要不是常年奋斗在一线的教师，要不是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既然是你老赵的西堡中学的，又是黄卫平在问，我就说了点自己的猜测，算是两句好话吧。”
赵丹年脸都绿了：“你说了啥好话？”
“我就说……”老冯低声道：“我就说他很有可能是尚未平反的教育工作者，而且是长期以来，在继续钻研和学习的教育工作者。否则，写不出这样的水平，写不出这么大量又有质量的文章……”
“老冯啊老冯……”赵丹年气的鼻子冒烟，站起来指着他，手点了又点，训道：“你凭什么猜测啊？你就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
“你好意思说，你们学校那个破电话，十次有九次打不同。”
“你就不能等等？”赵丹年的声音跳的老高。
老冯额头上也冒青筋，听了赵丹年的话，却是软了下来，小声道：“黄卫平急着问，我这不是等不了嘛。”
赵丹年也稍稍冷静了一些，奇道：“急着问？这事他急什么？”
老冯垂下了头：“黄卫平说是正在开会，有人把杨锐写的两篇文章给拿了出来，当做典型，在会上说了。与会者有好奇的，让问一问作者的想法。”
赵丹年敏感的道：“什么会？”
“我没问，可能是关于新教科书的，也可能是教育战线的务虚会……”
赵丹年吓了一跳：“中央的？”
“要不然呢。我当时就想，机会难得，咱说一句好话，这个杨锐不定少走多少弯路，也能帮人家追回一点时间，我哪里想得到是学生，这怎么可能是学生！”老冯说的直拍手。
赵丹年哑口无言，好半天才坐起来，道：“要不给黄卫平再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说什么？昨天的会，现在肯定是开完了，说给谁听去，又不是黄卫平想知道。再说了，这个杨锐是不是这个杨锐，还说不清呢。”老冯脑子都乱套了。
“也许是会上有人好奇，正好问问，过了也就过了。”
“也许吧。”
两人唯有互相安慰。不过，他们心里都清楚，能在会议中途随便好奇，然后就命人打电话的，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会不会问过就忘，是很难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