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本阶段上限定在1965年3月，以美国大规模侵略越南和莫斯科会议为标志。下限定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表明美国不得不对其长期以来执行的对华敌视政策进行调整。二十多年来影响国际形势的美中对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继续动荡不安，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1．美国从战后帝国主义阵营霸主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到处张牙舞爪、到处控制干涉的美国国力受到极大损害，侵越战争庞大的军费消耗了美国的实力，给美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美国全国被越战搞得焦头烂额。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不能不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形势以深刻的影响。美国实力的严重削弱，日本、西欧的重新崛起，苏联在对外事务中对美国争霸挑战，更使美国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整个国际形势的改变，终于迫使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谋求美中接近以求共同对付苏联。此举带来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2．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美国争霸的对手
给予美国地位以严重的威胁是第二个特点。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采取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并重的方针，趁美国陷在越战泥潭之机，实力大增，并逐渐赶上美国，在实力增强之后，苏联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和谋取世界霸权的政策。这个过程以1968年10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占领为标志。在国际事务中，出现美苏争霸、互有消长的局面。
3．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发展
这段时间里有17个新独立的国家。至此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之中有104个亚非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国家。它们在国际政治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到1970年为止联合国127个成员国中，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92个，其中58个是战后新独立国家。联合国成员国的这种变化说明联合国作为美国控制的工具和美苏争夺、勾结的交易场所的情况终将改变，而这种变动是以1971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为标志的，联合国以后经常响起谴责美国的正义呼声。美国在联合国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在这个阶段，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是最突出的大事；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津巴布韦开展反殖统治的武装斗争；1965年，巴勒斯坦人民开始了反对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武装斗争，都是引人注目的。此外不结盟运动继续发展，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大。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经济独立、保护民族权益的斗争给予资本主义世界很大影响。
4．日本、西欧重新崛起，在经济上和美国激烈竞争，在政治上、在国际事务中强调独立性
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而西欧经济共同体总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每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时，它们与美国的矛盾就激烈起来，金融战、货币战、限额战不断。特别是1971年8月美国为转嫁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发表了尼克松“新经济政策”，极大地损害欧洲各国和日本利益时，遭到这些国家顽强反对而不得不作部分的修改。在政治上、在对外事务中，日本、西欧各国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是否跟美国走。如西欧各国对付苏联和美国基本一致，1969年至1971年实行勃兰特新东方政策基本一致。在东亚，日本追随美国反华基本一致。但在实际利益上就不一样，法国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1967年把北约司令部和驻欧美军司令部、军事基地设施统统赶走。1968年公开反对美苏勾结而在联合国通过“防止核扩散”条约。
5．世界的主要矛盾
本阶段主要矛盾和以前相比有了新的变化。美国仍是世界人民主要的敌人。但随着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对外执行霸权主义政策，美苏两国的激烈争夺成了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苏成了对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威胁。全世界人民反对美苏对和平的威胁、制止战争的斗争成了最重要的斗争。当然，这种主要矛盾不是很快就表现出来，主要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表现出来。
二、中国的对外政策
1965年到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一直比较危险，国防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美国依然在印度支那进行战争，继续对中国构成威胁。而北方的苏联在中国边境部署近百万重兵，采取了直接进攻的态势，而且双方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事件，到1969年初，战争危险的阴云一度笼罩在中苏关系中。对中国来说寻求改变自身安全环境的任务迫在眉睫，中国也开始了寻求最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工作。
这一阶段中国在世界上更加引人注意，影响较前广泛。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国力带来严重损伤，也给中国增加奇特的对外影响。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引起反映，而中国独立自主、屹立不动的形象，在世界变化莫测的动荡形势中，显得更加突出，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一支独立的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在这个阶段被世界政治势力所注意。中国作为世界政治中重要的一翼，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它的产生就在于中国既敢于抗美又敢于反苏。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既是孤立的又是独立的。
由于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危险始终存在，特别是1969年后苏联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的危险增加，中国面临着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危险局面。这种情况在国际平衡中带来了新的变化，美苏关系间接影响到美中关系，而苏中关系的现状又使美中关系的改善有了可能。因此从1970年开始，中国外交走出孤立的境地，重新面向世界，尤其是加强了和西方的关系，1971年秋，中美建立了直接联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得到改善，中国在印巴战争中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斗争，中巴关系很好。中国同一批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得到修复，本时期同中国建交的有25个国家，其中有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加拿大（1970年10月）、意大利（1970年11月）。这些都说明到本阶段后期，中国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也说明美国对外执行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不断失败，霸权地位削弱，不能完全阻挠世界各国同中国建交，和中国友好在世界政治中已逐渐汇成一股潮流。而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也正是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完成的。
这阶段，中国外交也有相当的失误。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对外交活动的干涉，都使中国外交受到损害。在指导思想上，有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外交路线的表现。如党的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肯定了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篇文章，鼓吹亚非拉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中国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对外交往中，把中国国内政治的一套强加给对方国，引起了一系列外交事件，如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三砸一烧”事件，在驻在国内高呼打倒驻在国政权的口号，高唱用武力收回香港，搞大罢工。借口支援世界革命，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甚至在1967年7、8、9三个月外交部大权旁落，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直到7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外派大使，对外不讲起码的国际礼仪和惯例等，给中国外交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害。
毛泽东、周恩来对外交工作极为重视，亲自过问外交大事，对林彪、江青在外交活动中进行的“左”倾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很快改变了外事工作混乱的局面。周总理更是亲自抓外交。这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一场浩劫之中外交战线和国内其它行业相比受损失较小的原因。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活动处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之下，总的来说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是，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坚决反对苏联对外扩张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