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赴滇缅边境迎接来自印度的探险队，不意为官兵所戕，因而引起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杀害情由，据实奏报，一味诿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诒来关说。朱孙诒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些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份去钳制正使。
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打手”，所以谢恩以后，便去看郭嵩焘，责问他为何不保他当副使而当参赞？说他不够朋友，另外还有很难听的话，等于是骂了郭嵩焘一顿。
郭嵩焘气得半死，总是遇到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只好自怨命中注定。后来刘锡鸿果然处处跟他为难，而且大吵大闹，不顾体统，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形容共事为“鬼嗥于室，狐啸于梁”，公使馆的上下不安，可想而知。
其时刘锡鸿已调充驻德公使，可以单衔上奏，彼此互劾，而由于刘锡鸿有李鸿藻撑腰，占了上风。李鸿藻的门下，赫赫有名的“翰林四谏”之一张佩纶，上奏“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大为泄气，一再求去，终于在光绪五年七月改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不过刘锡鸿亦同时垮台，改派郭嵩焘所欣赏的李凤苞使德。这是李鸿章力争的结果。
郭嵩焘在英国博得极好的声望，所以于郭之去，多表惋惜。郭嵩焘元配早死，继室下堂，只带了个姓梁的姨太太赴英，照她的身份是不能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竟亦破例特许。但在英国如此，回国后郭嵩焘自知李鸿藻这班人不会放过他，而且已六十二岁，因而决意引退，一到上海即称病，不回京复命，而请开缺，终得如愿以偿，回湖南后住在长沙。身虽在野，并不消极，关于时政，特别是洋务方面，常跟李鸿章、曾国荃书信往来，细作讨论。日子过得也还闲适。
这一年——光绪七年，郭嵩焘年初年尾有两件比较快意之事，一件是二月间，调回国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因为李鸿章敲掉了他的“洋饭碗”记恨在心，奏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李鸿章正在红的时候，刘锡鸿自不量力，出以此举，自然是自讨没趣，上谕斥责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结果竟落得个革职的处分。
再一件就是左宗棠来拜访。排场阔极，顶马、跟马、高脚牌、前呼后拥一顶绿呢大轿，内中坐的是头戴宝石顶、双眼花翎，身穿四开禊袍黄马褂，鼻架一副大墨晶镜的东阁大学士恪靖侯。首府长沙知府及首县长沙县，早就在郭嵩焘家附近，清道等候。湖南省的藩、臬两司、候补道等等，亦来站班。可是郭家双扉紧闭，拒而不纳，左宗棠只好在大门口下轿，由戴红顶子的“材官”上门投帖。
“不敢当，不敢当！”郭家门上到左宗棠面前，打千说道，“请大人回驾。”
左宗棠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点都不生气，和颜悦色地答说：“你跟你家老爷去回，说我是来看五十年的故人，便衣不恭敬，所以穿了官服来的。”
门上一进去，久无消息，首县看“爵相”下不了台，硬闯进去跟郭嵩焘打躬作揖，说是“如果不见，全城文武亦都僵在那里了。请他体恤下情。”总算说动了郭嵩焘，开正门迎接，不过他自己只是站在大厅上等候。
“老哥！”左宗棠见面便说，“宗棠无状，特来请罪。”接着，拂一拂马蹄袖，捞起四开禊袍下摆，跪了下去。
“不敢，不敢！”郭嵩焘也只好下跪答礼。
随从官员，将主客二人都搀扶了起来，左宗棠便自责当年的不是，也不解释是为了军饷，“有土斯有财”的缘故，只连声：“是我该死，是我荒唐。”
左宗棠一向健谈，谈西征、谈边防、谈京里的新闻，又从曾国藩谈起往事，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告辞的意思，郭嵩焘也不便像督抚会客那样“端茶碗送客”，便只好留饭。
随从倒是有首县办差，从长沙第一家大馆子玉楼东去叫了酒席来，在附近的关帝庙接待，左宗棠却必须是郭嵩焘的家庖，才是待客之道。好在湘军出身的达官，除了胡林翼以外，都不甚讲究饮食，左宗棠喜欢吃狗肉，称之为“地羊”，有此一味，加上腊味，再炒一盘去骨的东安鸡，在他便是盛馔了。
一顿饭吃到未末申初，左宗棠方始兴尽告辞。临行时做个手势，材官递上一个红封套，左宗棠双手奉上，口中说道：“不腆之仪，聊助卒岁，务请赏收。”
郭嵩焘不肯收，左宗棠非送不可。当着好些湖南的文武官儿，郭嵩焘觉得起了争执，有失体统，便收了下来，不过，心里已经打算好了，拆开封套一看，是阜康钱庄所出的一万两银票，当即提起笔来批上“注销”二字，拿个信封装了，送到左宗棠的行辕。照道理是要回拜的，郭嵩焘也免了这套俗礼。左宗棠到头来，还是讨了个没趣。
十二月初二到湘阴，当天晚上，就收到一道由湖南巡抚衙门派专差送来的军机处的“廷寄”。
廷寄中说，有人参劾湖广总督李瀚章“任用私人，纵容劣员，该省防军缺额，虚糜帑金，贻害地方，李瀚章本人黩货无厌，民怨日深。”原奏胪列了李瀚章许多劣迹，其中情节重大者四款：
一，湖北全省厘金，岁收三四百万，报部则仅四万。
二，竹木税年收百万，报部仅三万。湖广总督衙门每日用银七百五十两，即在此中开支，年耗帑银二十七万余两。
三，以公家轮船，载运私货，公然贩卖。
四，李瀚章在扬州、芜湖均设有当铺。
清朝的规制，凡是督抚被参，视情节轻重作不同的处置。情节较重者，常由京里特派大员，至少是尚书，且须资格较被参督抚为深的，前往查办。为了防备被参督抚事先湮灭证据，所以明发上谕中只说派某人往某地出差，所谓“某地”绝非被参督抚所管的省份，譬如说派到四川出差，湖北是必经之地，一到武昌，立即传旨，随带司员马上动手，封库的封库，查账的查账，来他一个措手不及。
情节轻微，或者有意把案情看得不重，便就近派官阶资格较高者查办或查复。左宗棠奉到的上谕是：“将所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这是查复，不是查办，可是左宗棠不理这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