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在美国国会中宣布了保障人权的十四点原则，就是：
（一）各国外交公开，禁止秘密国际协定。（二）平时与战时均尊重海洋自由。（三）撤除各国经济壁垒。（四）裁减各国军备。（五）公平解决殖民地之分配。（六）归还俄国被占之领土。（七）归还比利时被占之领土。（八）撤退法国境内盟军，解决阿尔萨斯（Alsace）及罗伦（Lorraine）问题，并归返法国。（九）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意大利边界。（十）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奥匈领域。（十一）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巴尔干各国边界，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等国的领土。（十二）土耳其自治，开放达旦尼尔海峡。（十三）恢复波兰之独立。（十四）议定宪章，组织国际联盟，保障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不论国家之大小，一律享受同等权利。
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各国公认是重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
中国决定参加巴黎和会，其目的有四：（一）收回战前德国人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可是这些权益现在已被日本以武力侵占。（二）借国际会议主持公道，取消民国4年中日条约的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租界、关税协定等。（四）结束德国、奥国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
北京政府选派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为中国代表，组成代表团，团员全部52人，其中专家17人，外籍顾问五人。五名代表中，只有陆徵祥是民国4年签订中日密约的经手人，其他代表多为新兴外交家。巴黎和会只规定中国代表二人，所以陆徵祥和顾维钧是正代表，其他三人为副代表。
巴黎和会，在当时是一件重要无比的事情，对于中国也关系重大。和会的组织大略是：
英国出席代表五人
意国出席代表五人
日本出席代表五人
比利时出席代表三人
巴西出席代表三人
塞尔维亚出席代表三人
中国出席代表二人
希腊出席代表二人
阿拉伯出席代表二人
葡萄牙出席代表二人
暹罗出席代表二人
捷克出席代表二人
波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波兰、乌拉圭各出席代表一人。
巴黎和会的正会长由法国代表团长克里孟梭担任。副会长由美国代表团长蓝辛、英国代表团长劳合乔治、意国代表团长奥兰多、日本代表团长西园寺侯爵担任。
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是最高会议，类似今天联合国大会中的安全理事会一样，这个最高会议设一个议长，由法国内阁总理克里孟梭兼任，议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相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外长毕勋、意国首相奥兰多、外相沙尼诺、日本西园侯爵和牧野男爵。
中国留欧学生曾组织团体，推派代表敦促中国代表利用巴黎和会以取消中日廿一条约。中国代表接纳留欧同学的建议，向巴黎和会最高会议递送陈述书，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中日协约及换文，议长克里孟梭答复全文如下：
“承中国代表团送来说帖两件，其一为中国要求和平会议废除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条约及换文事：其一胪列各项重要问题：如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局、撤销领事裁判权等，请和平会议提出纠正事。以上两项，业已收到。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声明：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分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嘱本议长答复如右。”
从巴黎和会组织看出和会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法、美、英、意、日五国手中，这五国后来被称为五强。所谓巴黎和会的代表大会，不过是开幕闭幕的点缀，整个和会大权完全在五大国的最高会议。五大国中的法、英、意、日四国都为自己利益打算，忽视正义和人道，威尔逊的主张，因此有曲高和寡之苦。尤其不通的是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不但不公开，而且亦不在正式会场所在地的凡尔赛宫举行，亦不在最高会议的议场所在地的巴黎外交部，而在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私邸，或美总统威尔逊，或英首相劳合乔治的巴黎临时官邸，由五巨头或三巨头闭户私议取决而已。这简直是大国强权政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在凡尔赛宫开幕，25日开第一次讲和专使总会议，提出组织国际联盟案。27日开法、美、英、意、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德国所属殖民地及东土耳其占领地的处置办法。德国所属殖民地当然包括中国的青岛。美总统威尔逊提议把所有德属殖民地与东土耳其占领地一律归国际共同管理，但法、英、义、日四国反对，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衷讨论，最后决定用委任统治制，由国际联盟组织按各殖民地文化程度及统治时间的久暂，并按各殖民地的需要，委任适当国家代为统治。这等于是五强瓜分德属殖民地。只剩下一个青岛须要讨论，因为青岛是德国向中国租借地，严格说来，并非德国的真正属地，所以27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青岛问题时，法国外交部通知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由顾维钧、王正廷出席。日本代表当时提出日本政府要求书一件，内容如下：
“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盖自欧战开始，德国以胶州湾为海军根据地，大为国际贸易航行之障害。日本为极东和平起见，根据一九一一年日英同盟条约，致最后通牒于德国，要求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不依限答复，日本乃与英国出军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自是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悉为日本占有。德国在极东军事上政治上之根据地，因以破坏。商业交通，乃得恢复无阻。日本为削除德国此种势力，牺牲不少，不能任德国势力复活，故日本对德要求，实正当而且公平云云。”
不幸中国代表对青岛问题，并未准备说明书，因此当日本提出想侵占青岛的要求后，中国代表大感狼狈，顾维钧乃起立发表声明说：青岛问题对中国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本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时间，以便提出具体的意见再行讨论。会议同意代表于次日提出详细意见再行交付讨论。
中国代表团回到团部乃以一个通晚的时间，拟就一个关于青岛问题的详细说帖，就是中国要求胶济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其他关于山东省内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提案。
中国代表团提交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说帖共分甲乙丙丁四项。甲项述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乙项述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丙项说明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丁项说明胶澳应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除甲乙两项，因系过去事实，故从略。丙丁二项节要如下：
（丙）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
一、胶州租借地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其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一八九八年租与德国，实中国迫于威力不得已而允之。德国所有在山东省内之路矿权利，即此条约之一部分。故此项权利、及租借地之归还中国，实依公认领土完整之原则，为公道之举。若仍以畀德，或转给他国，是不予中国正义公道也。
二、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昔日德人所造，今为日本所据之铁路，自青岛入该省腹地，绵亘二百五十四英里有余。该省人口三千八百万，皆志节高上，热心爱国人民，为纯粹中华人种。其语言文字，及尊奉孔教，与他省人民同。不特于国籍之原则毫无欠缺，且为备具此项原则之范围，而其志愿殷切，急欲脱离德国或他国之凌迫，尤其无疑义。
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孔孟两圣所诞生，实中国文化发源之地。为人民之圣城。崇奉孔教之文儒，每岁跋涉至此省谒圣迹于曲阜者，以数千计。全国人民之目光，胥集于此。盖中国之发展，此省之力为多，今犹然也。
四、山东人民稠密，故经济竞争，颇为剧烈。以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之人口，聚集于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六万英里之地面，谋生自非易事。盖人口之多，几与法国相埒。而面积之广，不过四分之一。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民，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削腹外，无他结果也。
五、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人民之众可增外货之畅销，矿产之饶，利于实业之发展。而胶州一湾，尤为中国北部外货输入、土货输出之第一要路。数百年来，胶州久为山东省之重要商港。该省货物，取道于十二世纪所辟之连河，而至此处，与商务最盛之潍县相联络。虽胶澳北部，为积于所塞，胶州不复临海，然青岛今为山东省之海口，地位正与胶州相同。复为新辟商务孔道，有青胶潍济铁路，以通于京津宁沪，且处于胶澳之滨，经年不冻，非天津白河之比。故此新立商场，实足以邀截中国北部全境之商务，此而植立一国势力范围，则国际工商大受其害，如欲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则非由中国人保有山东全土不可也。
六、以形势言之，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盖胶澳铁路接津浦直达北京，实为自海至京最捷之一途。此外一途，即自旅顺、大连至奉天，而达北京之铁路是也。中国政府为巩固国防计，极愿杜绝德人之盘踞青岛，今幸得英日联军驱而去之，中国深愿留此重地于自己掌握也。
七、就各方面观察，胶州租借地以及附属权利问题，其解决之法，不能有二。苟和会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独可以矫正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山东人民，对于外人侵入桑梓，常怀愤恨雪耻之心，其对于德人之侵害，固其所痛恶，即此次日本暂时占据租借地与铁路，观该省省议会商会及地方士绅之抗议，其愤恨可知也。即他省民，亦同此感。政府防范人民，使其表示反对，止于抗议，不进而为更剧烈之行动，颇非易事。可见人民痛心此问题之深矣。设不归还。则不特中国与将来掌握该租借地之国必生龃龉，而山东人民，与该国人民之冲突，必且尤甚。既与攻击青岛时宣言巩固东亚永久和平之用意，难以相容，亦与英日同盟所谓保全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与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不相符合矣。
（丁）胶州湾必须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
一、中国政府陈说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应完全归还中国，非疑日本向德国索得该种权利之后，将不交还中国也，且深信日本必践交还中国之约，然必注重于完全归还一节者，不过欲引人注意于此举为根本上之公道而已。
抑归还之法有二：一由德国直接归还，一由日本间接归还。而中国政府，愿取直接归还。盖取其程序简单，不致别生枝节，如一步可达到者，自较分作两步为易也。此次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荣誉之战胜，中国亦与其荣，若得德国直接归还，则中国国家甚增荣威，而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敌忾同仇，以维持正义公道之原则，从此益彰矣。
二、中国请求直接归还，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逐时所受之牺牲，与其生命财产之损失，中国政府与人民，于日本海陆军队，英勇慷慨，以助邻国之举，实深铭感。然感激虽深，中国之领土不能因他国之战争而受影响也。且日本固宣言战争之目的，在远东和平，不为德人所危害。今目的既完全达到，则虽有所牺牲，而食报亦已丰矣。
三、中国政府非不知日本四年以来，对于此项租借地及铁路等权利，处于军事占领者之地位。然徒因战事之占领，不能遂为获得土地及产业之主权也。不过暂时的办法，须经和平会议综计各国之普通利益，而追认或取消之。中国自对德奥宣战，同为参与战事之国，日本以武力强占胶州及铁路，是为侵害共同参战国之权利。
四、中国固曾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与日本订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其第一条云：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然应忆此约，与此外关于满州东内蒙之约，暨多数之换文，皆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无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本所不愿，经日本送最后通谍，限四十八小时以内，为满意之答复，始勉强允之。
然在中国政府之意，以为此不过暂时办法。最后修正之权，当在和会。因日本要求之重要条款，实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故舍最后之和平会议外，不能为满意之解决也。至最近所订关于胶济铁路，暨其他二铁路之合同，中国对之亦同一看法。
不特此也，就以上条文细审之，可见中国并未尝以德人在山东租借地与铁路暨他项权利，授与日本。按照条文意义，中国仅仅对于日本有此保证。倘将来日本向德国提出关于德国之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分，德国同意时，则中国亦与之同意而已。此种保证，自系设想中国对于欧战始终中立，不能参加战后和会而言，中国既已参加战局，则该约所设想之情形，即已根本改变，故依据事变境迁之理法，此约已不复有效。
五、尤有进者，中国对德宣战布告中，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等，一律废止。则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德国因据有租借地暨铁路以及他项权利者，当然在废止之列。而德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诸法律，即业已归还于领土之主权国。易言之，德人业已丧失其租借权，则断不能有转授他国之权。纵谓租借之约，不因战事废绝，然该约中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则德尤无转租与第三国之权无疑也。至于铁路，按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与他国之意。
有此种种理由，中国政府深信和会对于胶澳租地、胶济铁路、及德人在山东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之要求，必能认为合法公道之举。和会苟完全承认之，则中国政府人民，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自必感激于无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尤甚！则不但诸友邦维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之名实不虚，而远东之永久和平，亦借此新保证而益坚矣。
中国代表团除了提出说帖而外，并由顾维钧在会议席上表示意见。
顾维钧曰：仅关数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各位即如此尽力，至于青岛问题关系四万万人民的大问题，本全权之责任亦极重，今试述其大纲原则：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租借与德国，起因于教案问题。德国以武力要挟强请，迫不得已而为，已属世界周知之事。如就地势论之，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直达首都，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二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民即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实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本全权认为交还青岛为公正圆满之一条件，若本会舍此采用他法，则本全权不得不认为谬误。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英国不顾欧战之危急，竭力援助，以及其他与德对峙，使德无力派兵东援之各联合国，共为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留下将来纷争的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此不独为对中国的诚意，亦是对世界各国的诚意。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有和平之诚意。
牧野曰：日本之提案理由，昨日业已详述，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
威尔逊曰：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
牧野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
顾维钧曰：中国政府极愿提出。
克里孟梭曰：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
牧野曰：如本国政府许可后，必将公文提出。惟与此案有关之土地，事实上在日本手中，日本于交还前，从德国方面愿得自由处分权。至于获得胶州湾后之办法，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商定完毕。
顾维钧曰：中国对于胶济铁路事，与牧野男爵之看法不尽相同。本全权陈说中国当时并未谓日本从德国取得山东租借土地及他项权利后，不肯归还中国，日本曾向中国及世界剀切声明，不欲据为己有，我中国已深信不疑。今复闻牧野男爵在议席上之重新声明，本全权尤为欣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捷。日本代表所提出之约定办法，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当时情形，谅诸君尚能记忆，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谍，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即舍当时成立之情形而言，此项约章既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在中国视之，至多不过为临时暂行之办法，仍须由和平会议为最后之审查解决。纵令此项条约换文全属有效，而中国既向德国宣战，则情形即大有不同，根据RebusSicStautibus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当时中国虽被迫而允将来日本与德所定处置德国在山东各项权之办法，一概加以承认。然此项条件并不能使中国不得加入战局，亦不能使中国不以交战资格加入和平会议，故亦不能阻中国向德国要求将中国固有之权利直接交还中国。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设曰租借之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然该约内既有不准转交他国之明文，则德国本无转交他国之权也。
巴黎和会席上，日本没有料到中国对青岛问题如此强硬，日本处心积虑计划吞吃青岛，想不到却遭受极大的阻力，因此非常懊恼。而中国代表一点也没有因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畏缩。
中国代表王正廷在和会外对新闻记者扬言：关于1918年9月间中日密约，中国代表随时可以予以公开。王正廷所指的中日密约是在民国7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的照会，日本的照会是日本政府认为山东权利应归日本，这所谓的权利还超出了二十一条，规定胶济铁路应由中日合办，沿路警察要聘用日本人，济南、青岛均住日兵。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中国政府由章宗祥依照日本的照会“欣然同意”。所以日本出席和会代表牧野在和会席上要求最高议会应注意此一换文。外人不知此项换文内容，新闻记者当然追询内容，王正廷代表遂如此回答记者。
王正廷的谈话触怒了日本政府，8年2月2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遂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代理外长陈箓面交日本政府的抗议，全文如下：
“据在巴黎日本代表来电，在巴黎之中国代表未与日本代表接洽，竟告新闻记者，谓无论何时，可以将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之中日密约文书发表。此举违反外交惯例，颇予日本政府不快之感，且使日本不能维持相当之国际地位。兹奉本国政府训令，特请中国政府注意，并电知中国代表注意。日本政府非反对发表，但中国代表之行动手续上甚为不合。”
其实日本出席和会的代表早就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说：日本政府不反对发表这项密约。可是却借王正廷的谈话威胁中国政府，其用意是想压迫中国政府撤换几个代表，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亲日派，这场外交战很难打。
日本的抗议没有公布，可是消息已经泄漏，一时民情愤激，舆论沸腾，西南方面、上海和会、各省官吏、民间团体都电北京政府，要求勿受日本无理的恫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赴外交部质问日本抗议的内容。北京政府再三讨论之后，一方面致电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调查事实；一方面由外交部把小幡的抗议内容发布。同时声明说：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席上各顾本国之利益，是正确的主张，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应有的权利，他国绝无干涉之理由，希望世界各国均能发挥公正、自由、和正义。
日本代表被迫把1918年中日密约提交和会的最高会议，同时向新闻界发出一个声明，强词夺理，掩饰侵略行为，略云：
“日本根据日英同盟，保持东亚和平之旨，对德宣战，共费数千万战费，战死三四千人命，始得攻陷青岛。又日本舰队，游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约百二十万哩之间，保护协约国商船运送，安全通航，不为敌国潜水艇所制，此等功绩，当为列强所记忆。至日本对中国，从无领土之野心，中国为富原料之国，日本为求原料之国，惟日本欲与他国同享均等机会，开发中国之富源而止。无论对于山东、满洲，日本绝无不正当之要求云云。”
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访晤中国代理外长陈箓时，除了递送抗议书外，还提口头问题须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中国政府应该立即训令中国代表团，一切问题，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在巴黎和会提出。陈箓答称：“中国总统素极重视中日邦交，早嘱外交部电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避免使用偏激言词，贵公使所提各节，本政府自当密切注意。”小幡继续百般恫吓：“日本陆军有精兵百万，而海军也有五十万吨，现在无地用武，中日两国地在近邻，有纠纷应自家解决，不可依赖欧西列强，因为欧西列强远隔重洋，要想过问远东问题是力不从心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吗！”
小幡这番威胁口吻的谈话被美国人所办的《华北明星报》揭露，接着英国人所办的《英文导报》也著论要求日本政府撤换这个没有礼貌的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并且正式发表一个声明：遵守威尔逊总统十四项原则，决定支持中国，鼓励中国政府切勿气馁。中国朝野并表示日本竟在巴黎和会举行之际，干涉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人民对此不能容忍。
在四面楚歌声中，小幡不免情虚胆怯，吞吞吐吐地发表谈话说：他并未奉到日本政府的训令，压迫中国，他对陈箓的谈话，应由他个人负责。另方面他却埋怨陈箓，不该把他们俩人的谈话内容泄露，因为那天的谈话只有他们俩人相对，并无第三人，岂是隔墙有耳，如果不是陈箓有意泄露，这番谈话外间人是无法知道的。
北京政府在四面八方压力下，公布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可是公布内容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否认日本曾作恫吓。
全国朝野对日本的蛮横一致愤慨，美、英、法三国也谴责北京政府对日本外交的庸懦无能。
北京外交部在小幡提出抗议后，曾电令中国代表不可发表中日密约，后来受到国内外压力后，又补发一个电令，指示中国代表，对于密约发表与否？何时发表？可以斟酌客观情势就近决定。
1919年2月12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公布了中日密约。
巴黎和会转入低潮，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返美，而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又遇刺，所以最高会议暂告停顿。
不过中国代表仍作各种努力，2月15日提出废止民国4年中日密约的说帖和关于山东问题说帖。3月上旬继续提出关于对德和约的说帖。4月中旬又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巨头突然缺了两位，各国又忙于起草对德和约，因此中国代表的努力，毫无结果。
1919年4月中旬，欧洲和约大致上已讨论得差不多了，于是，和会重心才回到讨论山东问题上。
16日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交和会接收，俟中国将山东重要地区辟为商埠后交还中国。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三国代表也不支持美国的建议。21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仍然坚持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威尔逊提出折衷建议，拟将德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交与协约国及参战国“公平分配”，同时各国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牧野认为，如果各国愿意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亦可放弃，但山东问题必须按照日本的意图处理。
威尔逊接见牧野后，即约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国首相奥兰多举行四巨头会议，威尔逊把和日本代表接触的经过向其他三巨头报告，劳合乔治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让与国联，由国联以委任统治地的方式接收管理。
22日上午，美、英、法、意四巨头开会，意国代表因为争夺阜姆问题未达目的，忿而退出会议，于是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巴黎和会因意国代表的退出而发生了裂痕。因此，日本代表乘机强硬起来，坚决反对国联代管，宣称已奉到本国政府的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签字对德和约，必要时日本代表可以退出会议。同时，日本代表将把1917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所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公布出来。在这密约上英、法、意都默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意国首相奥兰多退出最高会议，使巴黎和会遭遇困难，因此日本的乘机敲诈竟然生效，因为大家怕日本代表也步意国后尘退出和会，则和会等于瓦解，对战后国际合作损害极大，这种情势下，中国便吃了很大的亏。
22日下午美、英、法三巨头继续最高会议，会议主题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被邀列席，由于大的形势不佳，山东问题是凶多吉少，中国代表怀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列席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致词，他就中国的要求以及和日本的争执作了一个结论，他说：
“我们参加世界战争，主要目的就要维持条约的神圣，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五日的中日协定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廿四日换文于后，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山东问题似无法变更！”
威尔逊的话只是顾及了一方面，就是尊重条约的神圣，可是很多条约都不神圣，不平等的条约是应该予以修改的！
威尔逊总统以条约神圣为理由，不肯面对现实，主持正义，这也难怪，因为条约究竟是比较可以信守的文件，可怜的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国际事务上吃够了条约的苦头。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来说，全是血腥的烙印。
当威尔逊在最高会议席上宣布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根据中日所签条约时，顾维钧代表起立发言说：
“本席对总统阁下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条约，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至于一九一八年的续约换文，是以一九一五年的条约为根据。中国政府在被迫的情形下所接受的条约，是不是应该视作神圣的条约呢？
顾维钧年纪轻，英文好，并且仪表和谈吐都很高雅，他的话竟把威尔逊的意见驳倒，然而威尔逊立刻反驳说：
“顾代表的话并不全符事实，一九一五年中日之间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受压迫，但是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协约国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日本当时决不能再以武力恫吓中国，为什么中国在换文上却有欣然同意的字样？”
顾维钧答复说：“当时的情形也很特殊，因为日本在山东不肯撤兵，地方备受骚扰，民情异常愤激。中国政府当时为了避免激起事变，所以才承认签订这个续约。请问英法两大国和日本签署这个条约时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颇有歉意地说：“英国和日本签订密约时，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局势异常紧张，英国这时不能不依靠日本的协助，所以才签了这个密约。现在想来，当时付给日本的代价似乎高昂，不过条约已经签署，也非信守不可！”
劳合乔治的话有两点意思，其一和中国一样，英国和日本签署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是被迫的；其二英国认为纵然是被迫，为了条约是神圣的，也只有信守。
威尔逊解释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并非不愿意主持公道，无奈受了以前各项条约的拘束，因此对中国的处境帮不上忙。好在国际联盟就要成立，将来如再有强加于中国的，国联会员自有援助中国的义务。”
劳合乔治也说：“我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都抱有好感，目前因受到条约的拘束，无能为力。如果日本对中国的目的范围超过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即无支持日本的义务。如果日本今后再欺侮中国，我愿向阁下保证，英国一定给中国以支持！”
三巨头会议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表示态度，大致和劳合乔治的一样。中国代表虽经苦斗，却在“条约神圣”的题目下黯然失败，退出会场。
中国代表团于接到美、英、法三巨头对山东问题的决议案后，即提出了正式的抗议，但是那种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列强庆祝胜利的欢笑声淹没。
巴黎和会的结果，《凡尔赛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字于凡尔赛宫的明镜殿。
6月28日午后3时，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凡尔赛和约》历经半年始达成，由27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因而缺席，并致电政府，引咎辞职，原电云：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当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曾在日记上有这么一段叙述：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抵北京时，各使馆人员来站欢迎，都没有能够上前握手，因大众拥护异常。第二天，各使馆又再来补礼致贺。
但我到北京以后，山东人民代表，每日一队往见徐总统，言因陆代表不签字，山东人受尽日本人的报复，苦不可言。代表在总统府前，有号啕痛哭的，总统也无话可说，叫他们来找我。我答复他们说：“对山东人民所受的苦，我自觉抱歉。自问实在对不起山东人，并且也对不起政府，因为政府命我签字。不过当我回国时，各地都表示欢迎。我不签字，得罪了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