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件事因为特别典型、特别突出，所以还确实特别能体现曾国藩在处理与领导关系时的工作艺术。这其中有三点重要的内涵。
第一，曾国藩虽然有时会跟领导闹别扭，但他不论怎么做，在工作中，他都是以忠诚为第一原则的。
你看他主动去批评咸丰皇帝，而且是在咸丰刚登基不久，这简直就是摸老虎屁股。虽然多少有点被他那帮湖南小兄弟激将的成份，但曾国藩也不是个傻子，别人一激将，他就这么做，说明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一个“忠”字当头，因为他冒死上谏这种行为本身在古代就是一种忠义的象征。像比干，像魏征，这些古怪最有名的忠臣，他们得以青史留名，根本之道就是敢于冒死上谏，所以叫“文死谏，武死战”。
曾国藩在江西因为父丧的契机而伸手要权，看上去有点不仗义，但他实在也是出于忠心干事儿的考虑。要不然，他后来也不会那么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说他有不忠的嫌疑了，这一下动到了他人生信仰的根本，他也觉得这事可能要落个不忠之名，所以后悔万分，所以后来再出来干事的时候，就不讲条件了。
正是因为讲究这个“忠”字，所以曾国藩一生才特别讲究那个“诚”字。所以别人一般讲忠诚，他却强调要“血诚”，其实本质就是要绝对的忠诚。这个忠诚既是面对朋友、面对同事、面对手下的，但更是面对领导、面对上级、面对君王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所提倡的社会伦理观念里，忠于君臣之道，就是忠于国家。
这就可以理解曾国藩后来为什么咬定牙关不放松，坚决不造反了。
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之后，这时候清军政府军主力已经被太平军基本上打光了，而太平军也被湘军灭了，放眼天下，能战之师也不过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而李鸿章就是曾国藩的接班人，所以湘军、淮军本是一家。这时候，自左宗棠、李鸿章以下，很多人都劝曾国藩趁势反了满清，恢复汉人的天下，甚至几十个将领齐聚曾国藩府内，想给他黄袍加身，搞一个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陈桥兵变。可就是因为曾国藩自己坚决不同意，这事儿才没成。
当然，我们后面还要重点讲述这一段内幕，虽然关于曾国藩不反的原因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当时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影响因素。但有一条毋庸置疑，那就是曾国藩他作为皇帝的一个大臣，作为一个下属，他心中有根深蒂固的忠诚观念，而忠于君王就是忠于国家，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底线。他不像袁世凯，他根本就没有当皇帝的野心，所以虽然看上去万事俱备，但他心里头没有那股想造反的东风，这事也就没戏了。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表示遗憾，说曾国藩当初要是反了，要是颠覆了清王朝，后来也就不会有慈禧误国了。
但历史不能假设。所以说还是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的性格决定了他就是个最好的员工。用诸葛亮看魏延的眼光看，那就是他曾国藩天生就没有反骨。所以曾国藩虽然没能造反，却也因为忠诚的人生原则，成就了他“第一中兴名臣”的美名。
第二，曾国藩心里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忠诚原则，但在现实工作中，他也并不是只讲原则性，他同时也还很看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还是从这两件事来看。
曾国藩冒死上谏，看上去是风险很大，但他也有他聪明的地方。咸丰刚上台，而且是主动做了个要听意见的姿态，别人都不敢捋新皇帝的胡须，他曾国藩敢，这样一来标新立异，可速得忠臣之名；二来小皇帝即使生气，也不至于有杀头之祸；三来虽然看上去容易惹恼领导，但同时也可以给领导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唐鉴推荐曾国藩的时候，咸丰一下就想起那个敢于直谏的曾国藩来了，觉得曾国藩可以试试，也就下诏让曾国藩做湖南团练大臣，由此成就了曾国藩的一世英名。
曾国藩江西奔丧、伸手要权这事就更不用说了，这本身就有点滑头。虽然曾国藩有苦衷，但也说明他在官场也还是颇有心机的。事实上，民间大家都说“做官要学曾国藩”，什么事民俗化之后，都多少有夸张之嫌，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所谓“做官要学曾国藩”，民间很多人说是学他做官的四平八稳，学他官运亨通的心机与眼力，这多少也是有点道理的。
曾国藩在晚清官场，开始极为不顺，后来飞黄腾达，并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这固然跟他的人生信仰、信念有关，也跟他的官场智慧有关。从晚清官场实际来看，可以说他是把原则性跟灵活性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了。
当然，就算要讲究灵活性，曾国藩也还认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主次关系千万不能搞错。他晚年就劝他弟弟说：“弟当以我为戒，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全集·家书》）意思是说，官场呆久了，讲究明哲保身，讲究权谋机变，日子久了，一个人的德行就差了，这一点弟弟当以兄长我为戒，我就觉得自己在灵活性上太讲究了，反而导致德行有损。
当然这只是曾国藩的自谦，但也可以看出他的警觉和反省来。
第三，作为臣子，作为下级，坚守忠君爱国的原则性固然重要，但同时还要摆正思想、摆正位置、摆正心态。
曾国藩可以说是在咸丰皇帝的猜忌和提防下干成了挽救一个王朝的重任。事实上咸丰咸老板对这位太能干的曾员工到死也没放心过，说起来这还是满清朝廷根深蒂固的满汉之防在作怪。但就算这样，咸丰也曾多次被曾国藩感动过。
曾国藩出战太平军，有一段时间打得很辛苦，对手很强大，战事很胶着，像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都是太平军能征惯战的统帅，曾国藩在他们手上都吃过大亏。有一段时间曾国藩面对石达开，怎么打，怎么输。弄得他给朝廷汇报战况的奏折都不好写。但再不好写你也得实话实说啊，所以曾国藩在奏折里说我在南方战场是“屡战屡败”。后来，想了想，这个“屡战屡败”改了个顺序，改为了“屡败屡战”，这也是一个著名的典故，结果咸丰看了之后，也为曾国藩的一片忠心而大为感动。
反过来，曾国藩后来渐打渐顺，打胜仗的时候也总是把功劳让给别人，也从来不为自己争功，这一点也博得朝廷上下交口称赞。
这是什么？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个下级，作为一个臣子的“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只有端正好思想，才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只有有一个好的心态，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样上下级之间才能形成一个紧密的、高效的、良好的工作氛围。
这一点在曾国藩和慈禧的关系上也能看得特别清楚。
因为清廷对湘军一直采取防范的措施，所以曾国藩作为一个臣子表忠心，在攻下天京、扑灭太平天国之后，主动要求裁撤湘军。这时候慈禧已经垂帘听政了，她和恭亲王奕叔嫂联手发动了政变，杀了肃顺等八个顾命大臣，一下就完全掌控了绝对权力。当时曾国藩还在江南，了解到情况之后，就觉得慈禧这个人可能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从此以后，对慈禧充满了小心。
不久，慈禧突然升曾国藩为直隶总督，让他到北京见面。
曾国藩直觉此事未必是好事。可圣旨下来了，又不能不去，所以曾国藩只好揣着十万个小心上路了。事实上，曾国藩出发前还做了一番详细的准备，以应付慈禧这个女强人式的新老板来考察他的工作。
可见到慈禧之后，据曾国藩的记载，前后三次接见，慈禧不过问他家里有几口人啊？曾国荃是不是你的亲弟弟啊？你离开北京多少年了？你这次来京一路上顺当吗？全是这一类无关痛痒的问题，而曾国藩准备好的军国大事，慈禧一件没问。而被垂帘听政的那个同治皇帝更是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那个恭亲王奕也就干陪着，也不见有什么大的抱负。
曾国藩善于相面，他有鉴人的习惯，所以他事后在日记里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全集·日记》）是说慈禧看来才智非常平常，根本没有治国的才能；小皇帝太小，又完全被架空了；至于恭亲王奕虽然有才，但在慈禧这种无治国之才而有弄权之好的女人手里，终究也长不了。
所以曾国藩最后说，同治朝的情况是满朝“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全集·家书》）就是说这个朝廷，看来是没希望的。
后来的发展，基本上都印证的曾国藩的判断。同治无所作为，恭亲王奕最后要跟慈禧叫板，最后也被慈禧扒拉掉了，只留了个恭王府成了北京的一景。而慈禧果然是一个短于治国而善于弄权的女人，把好好的同治中兴的局面完全败坏殆尽，并最终葬送了江山，应验了叶赫那拉氏只剩一个女人也要报复努尔哈赤爱新觉罗氏的预言。
虽然曾国藩看得这么清楚，可他余生还是要近乎愚忠地恪守一个忠臣的职责。
他晚年的时候爆发天津教案，我们以前提到过，就是这件事让曾国藩几乎身败名裂的。而慈禧之所以让曾国藩去处理，也是因为曾国藩在汉人的威望太高，想借这件事搞臭曾国藩。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慈禧的居心，也不是不知道天津教案的风险，别人都劝他以生病为由来推辞这件事，可他摇摇头，买了付棺材，说了句“大将不辞刀头死，岂因祸福而避趋”，然后就上路了。后来，果然一生英名，几乎败于天津教案。
曾国藩明知慈禧居心叵测，明知此去凶险，明知要留骂名，明知这个垂帘听政的太后才地平常，明知这样的朝廷没有希望，他还是要毅然决然！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他心中那个不可动摇的忠臣概念嘛！
所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忠诚成就了曾国藩，但最终也让曾国藩背上了人生的遗憾。
可不管怎么说，因为有忠诚，所以在曾国藩那里，忠君即忠于国家，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士大夫，才有人生的信念与动力。而一个团队，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也因此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个认识本身应该是有着很丰富的借鉴意义的。
曾国藩对上级讲究忠诚，那么他对自己的同事，自己的下级，以及自己所一手打造的团队又讲究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