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有一种类似于“人民崇拜”的心理，他多次说过：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呀！人民永远是进步的。这一时期，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与他青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对于诗和诗人的评价，闻一多一向非常苛刻，但到20世纪40年代，他对田间的“枪杆诗”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他是“时代的鼓手”。其实，确切地说，他对田间的评价，更代表了他的政治趣味而非艺术趣味。因为像田间那样的诗，与闻一多青年时代对诗歌的认识相去太远。梁实秋曾说：“他不佩服胡适之先生的诗及其见解，对于俞平伯及其它一批人所鼓吹的‘平民风格’尤其不以为然。他注重的是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而不是诗与平民大众的关系。”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由政治上的变化所引起的艺术上的转变缺少一个变化过程，显得非常突然。
闻一多的一生，其主要贡献应该说是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他的散文和时论并不是很多。他的这两部分东西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中年在西南联大教书。这两个时期，正是闻一多思想变化的主要时期。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着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2年7月，闻一多前往美国留学。他先到的是芝加哥美术学院。
闻一多虽然出身清华，但在他的身上却很少美国气息。当年，清华的学生都较为洋化，因为他们在放洋留美之前已经接受了8年美式教育。而闻一多在清华当算一个特殊例子，他对美国的态度也有些不同于他的清华同学。这里先分析一下他的美国观。
闻一多在去美国之前，曾有放弃留学的打算。而他的不愿去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主要源于他太过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梁实秋曾说：“对于到国外去，闻一多并不怎样热心。那时候他是以诗人和艺术家自居的，而且他崇拜的是唯美主义。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那里的生活未必能适合他的要求。对于本国的文学艺术他一向有极浓厚的兴趣。”梁实秋说他不是不喜欢美国，而是更喜欢中国。闻一多曾对梁实秋说过，他根本就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对于闻一多的不想去美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这只是个人选择，而不去美国留学不仅需要放弃许多个人利益，甚至还需要一种精神境界，从这一点讲，闻一多很了不起。但因为中年闻一多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人们进行研究，就有必要在其他方面寻找原因。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转变，与他对美国的态度是多少有些关系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都曾留学美国，但对于美国所代表的文明方向真正倾心的知识分子却并不是很多，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还有一种整体上向左转的倾向，这些都与他们对美国的认识有关。在20世纪40年代，凡是愿意保持中立或者不愿意向左转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内心保持对美国文明的认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胡适最后的选择，与他早年对于美国的认识就有很大关系。他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对于美国文明，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有很深入了解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在多少年以后都让人感受深刻。
1923年，胡适在给张慰慈的《政治学概论》作序时说过：“今日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去寻下手的方法。我且举一个具体的例。美国关于选举的防弊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各候选人于选举完毕之后，须正式报告本届选举所收到之选举费及其用途。这一条法令，粗看去好像没有什么用途，因为我们总以为各候选人可以捏造报告，以多报少。然而我在1912年却亲自看见纽约的省长塞尔曹（Sulzer）因为漏报了一笔选举费，被人弹劾，竟至去位受刑罚。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多年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对胡适真正产生了影响。
闻一多在美国只呆了3年，按清华公派留学生的规定，公费是5年，还可以留学两年，如果中断一年，亦可复学，同样享受公费。但他却没有待到5年，由此也可以判断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梁实秋说过：“一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闻一多在出国前夕，曾和梁实秋几次商量，想放弃游美的机会。梁实秋则劝他乘风破浪、一扩眼界，他才终于成行。也许是闻一多过于倾心于他的诗人生活和在中国所能感受到的东方艺术的妙处，他在美国并不安心。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他曾说过：“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实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国只住二、三年吗？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国帮我做点实的事业。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他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他在科罗拉多大学时，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办的周报上刊载了一首诗，是一个美国学生写的。诗中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当时，闻一多和梁实秋看了很是不满。多年之后，梁实秋回忆道：“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显着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的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容辞应该接受这一挑衅。”于是他们每人写了一首诗，并同时发表在下一期刊物上，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梁实秋认为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他在美国所受到的歧视有很大关系。梁实秋说：“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为业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
闻一多最后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但没有得到学位。闻一多在将毕业时又受到了一次刺激。当时毕业学生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那一年，中国学生毕业的只有6人，美国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中国男生成双作对地排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他们6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学生自行排成三对站在队列前端。梁实秋说：“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让他爆发起来。”
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有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竟不肯为他理发。陈长桐一气之下，延请律师告了理发馆，结果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从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难他了。梁实秋曾听闻一多讲起过这件事。梁实秋回忆说，闻一多到了科罗拉多大学之后，就和他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这里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陈长桐到当地的一家理发馆去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踱了过来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告了一状，结果是官司赢了，那理发匠道歉之余很诚恳的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我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人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人就裹足不前了。像这样的小事，随时到处都有。”梁实秋几十年以后回忆虽然平淡，但在当时，这样的事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即便20年过去，对于这些耻辱，闻一多仍耿耿于心。他曾这样对人说：“现在美国变得怎样了，我不清楚，那时候就是这样！我总算知趣，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从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民族自尊心。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闻一多对于自己早年的经历有一个认识。在一次会上，他说：“"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其实现在看来，那是相同的。……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并且我父亲是一个秀才，我从小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年以后的闻一多，其民族主义思想是较重的，他对自己早年的思想做了一个清理。据顾毓琇回忆，也就是在那次会上，闻一多还对当时已经开始研究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能不说没有夹杂一点儿民族主义情绪。
闻一多不愿意在美国呆下去，可能与中国留美学生在美的表现也有关系，他在给其弟闻家驷的一封信中说：“处处看到些留学生们总看不进眼，他们的思想实浅陋得可笑。”“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之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
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和大部分留美学生的经历没有太大差别，不同者，惟个人感受。这一点就涉及到人的特质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基本评价了。人在国外，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的留学生，他的受人歧视，总是难免的，就是现在谁又能说留学生没有相似的体验呢？对于这种体验如何看待，是以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否定那里的一切，还是将在那里的具体遭遇和整个文明区别开来评价，对于所有的留学生都是一个难题。梁实秋说：“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年轻的学生到了美国，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甘心媚外的数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美国是对中国人民最友善的，对于中国从来没有野心，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越感，在民族的偏见上可能比欧洲人还要表现得强烈些。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的侮辱，有时是冷峻的保持距离，有时是高傲的施予怜悯。我们的华侨，尽管有少数赤手起家扬眉吐气的，大多数人过的是忍气吞声的生活。”这是梁实秋分析闻一多《洗衣曲》产生的背景时说的一段话，对于进一步了解闻一多有一定启发。
闻一多在回国前曾对梁实秋说：“归期大概以上沅的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梁实秋可以说是闻一多最好的朋友，他后来分析闻一多急于回国的原因时认为，闻一多是一个喜爱家庭的人，那时他已成家并且做了父亲。我们可以这样说，闻一多对美国的认识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这是他选择早日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他的具体处境相关。他那时已经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对梁实秋说过：“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许多朋友都认为，闻一多的性格不适于长期羁旅，梁实秋就认为：“当年孤身投在纽约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时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
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以后再没有去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希望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本想让闻一多去，闻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还是决定不去，因为他认为*运动很需要人。据冯友兰在他的*中说，闻一多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
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和“大江学会”的关系。因为“大江学会”虽然是一个留学生自己组织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这个为时不长的组织，对于我们了解闻一多他们那一代留学生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底色很帮助，因为那是一个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团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之所以那样的强烈，我们不仅可以从闻一多身上看出，同样也可以从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看出，只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现得更强烈和执着，而另一些人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想法。
